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7页）

人民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吗？

拿它做装潢“宣言”“文告”的字眼，

拿它做攻击敌人的矛和维护自己的盾牌。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什么？

这用不到我来告诉，

他们自己在用行动，

作着回答。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什么……那笔记本中还抄了不少别的诗句和书籍中的名言。我没敢保留，替它的主人毁掉了——那样的笔记本自己不偷偷烧掉怎么还敢卖了？！从字体看，不是中学生抄的，像成年人的字体。转而又一想，也许是抄家抄到的，它的主人已经罪名成立了。

当年，那是我读过的对我最有冲击力的诗，与之相比，拜伦、雪莱、海涅的诗立刻逊色。

于是便牢记住了“臧克家”这个名字。

我仍是到校次数最多的几名学生之一，因为被选为班级“勤务员”了，也可以说是服务员。我们“勤务员”到校之目的已只剩一个，如果有什么招兵、招工、毕业或可以升学的消息，能及时通告大家。

1967年全年没有那样的消息。

1967年我除了在家里将一切我能做的事都做了，包括和泥、托坯、修房子、改造火炕和火墙、做煤球……再就是阅读了。除了阅读时光，更静好的时光是没有的。

因为还不能为家里挣钱，我负罪地、自虐地捡过煤渣、扒过树皮。

1968年前五个月，还是没有关于我们这一届初三学生的任何好消息。

6月初，“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6月17日，我去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

这不是政治现象吗？为什么说是文化现象呢？

当然首先是政治现象，但同时也是文化现象——正如中国古代的诗现象分“风、雅、颂”，若“风、雅”全无，唯“颂”存之，则“颂”就是独一无二的诗现象，虽然我们明知“颂”同时也是王道现象。

不论是在农村生产队的队部，还是在小学校，甚至在幼儿园和许多家庭，有几样“东西”是必具其一的：毛主席画像、成为印刷品的毛主席语录、各种开本的“红宝书”、不同材料的毛主席像——以石膏的、瓷的为多。

在干部人家的客厅，大抵四样都有。因而，若进入那样的人家，见正面墙上，中间悬挂毛主席像，左右对称地贴着红底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宾主落座，擎杯饮茶时，见杯上也印着毛主席语录或诗句——任谁都会觉得那简直也是文化现象了。

古今中外，文化现象必然反映在家庭。

城乡普通人家都没有年画可贴了。

年画的选择折射一个家庭朴素的审美取向。当年春节贴上，直到来年春节才换新的。既然无处可买了，而墙上总以贴着什么有色彩的“东西”为好，于是毛主席像和语录代替了年画的审美作用。

在小镇的小饭馆、小旅店里，包括叫作“大车店”的最便宜的旅店里，主席像和语录也是不能少的。为了省钱省事，每每用镂板和彩漆喷在墙上，那就多年不必换了。

党政机关单位办公室及其所属的会议室、礼堂，纵使并无要求也会自觉那样，不那样肯定是个事。但对于很下层的一切公共场所以及家庭，从无硬性要求。

既无硬性要求，何以那样？

一由于从众心理，二由于审美意识。

从众心理与审美意识混淆在一起；有些人是从众心理为主，有些人是审美意识为主。

在某些农村，春节期间的集市上仍能买到剪纸——剪纸的内容也与时俱进，体现出“文革”的文化主题。而无论剪这一类剪纸的人还是买这一类剪纸的人，内心活动大抵与“忠”“不忠”无关，是缘于对美的创作和欣赏来剪或买的。但祈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爱情牢固、家庭幸福一类的剪纸或对联，在农村，在1968年，也还是允许出现的。

“无处不在”不等于无孔不入地全面占领。

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既自谓“军垦战士”，对我们的宿舍内务起初便有军营般的要求——除了被裤的叠放方法必须整齐划一外，“红宝书”也得清一色地摆在明面。但这要求只严格了一个时期，因为我们的宿舍非砖瓦化的营房，住得也比正规军的战士们拥挤，整齐划一根本做不到。

这乃因为，相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从前文艺在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比例也很有限，没有那种从丰富到匮乏的强烈反差。何况，语录歌、诗词歌、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此起彼落，时常可闻——这使他们的实际感觉是接受得太多了，而不是少；尽管是被动地接受。

但对于青年而言，对于即使只有初中文化的青年而言，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十分单调的文艺形态是不能满足精神需要的，对多样化的文艺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几近如饥似渴。而比之于城市，“广阔天地”更加使人内心寂寞。当年我们二十几名首批连队知青，为了抵御形同包围的大寂寞，宁肯干了一白天活，晚上再到地里去加班，直至天明。深层原因并非积极的劳动表现，而是内心没着没落、不堪寂寞。自然也有从众心理在作祟，别人去了，自己不去，怕显得劳动表现不如人。但主要是为了抵御寂寞，正值麦收季节，看地里的收割机往复穿梭，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