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第3页）
离开我家，跨过一条笔直的叫新阳路的马路，便属于另一片居民区了。其中一条街叫建国街，它的尽头有商店、饭店、理发店、医院、邮局——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皆老旧得有碍观瞻。但在当年，却算是“商圈”。
我每月都要去往那里几次——理发，为家里买东西，寄哥哥写给父亲的家信或取回父亲汇给家里的生活费。
一路经过两处小人书铺，在邮局旁还有两处。之所以会有较多的小人书铺，乃因民宅稀疏，空地不少，傍着谁家山墙盖起一间简陋的土坯小屋，就可以“开张”了。也不用挂牌，将小人书皮扯下，粘成几串，往窗内一挂就是幌子。还因为，据我所知，当年开小人书铺是免税的。这也足见，哈尔滨市在饥饿的年代，对少年们（进入小人书铺的青年极少）的阅读渴望是体恤在心的。
开小人书铺那点收入也算是收入吗？
这要看怎么比了。
当年卖冰棍的卖一支三分钱的冰棍才挣七厘钱，卖一支五分钱的奶油冰棍挣九厘钱。而一个孩子坐在小人书铺里看一本小人书，平均下来是两分钱。有了几分钱宁肯看小人书而不买冰棍吃的孩子自然是少数。
但如果一处小人书铺每天平均的租看率是五十次，那么每天的收入就是一元钱，月三十元矣。
三十元啊！
当年二级技工的月工资才三十六元。
而一个孩子一旦进入小人书铺，大抵会看两三本才离去的。而且允许两个孩子同看一本，也允许一次租两本，轮换着看。
当年，对阅读渴望强烈的孩子，小人书铺确为精神之国度，心灵之故园。
从五年级到初一、初二，我几乎将四处小人书铺的小人书看遍了。这并不是说我看得极多，实际上最多的一处小人书铺也就二百几十本小人书——有些小人书各处都有，而且成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榜》《七侠五义》《瓦岗寨》等，那就占去了许多本。有的小人书分上下册，甚或分上中下三册，多是外国小说改编的，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当年有一种很特别的小人书——旨在揭露“罪恶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黑暗社会制度的小人书，也可成套。
如《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讲一名足球运动员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卖身于资本家，虽然成为资本家的摇钱树，却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他爱上了与他同命运的美丽的芭蕾舞女演员，资本家却逼她与一只大雄猩猩“结为夫妇”，希望能拥有半人半兽的怪种，供人参观，赚更多钱……
《七把叉》——讲一个绰号“七把叉”、原本是流浪汉的人，在举办的吃饭大赛上，为了保住冠军头衔，在接受挑战的比赛中活活撑死了……
《从地球到月球》——讲一些资本家乘太空飞行器飞往月球，企图在月球上划分抢占领地，各自建立属于家族的月上资本主义帝国。半途飞行器发生故障，他们便永远成了太空漂浮人。
还有一件“真事”在我那一代少年中流传甚广，讲投资电影的美国大亨，为了吸引眼球，竟将一名黑人少年骗入森林，放出久饿于笼中的老虎，拍下真老虎吃活小孩的所谓纪录片……
讲述类似“美国故事”的小人书，在我记忆中有十来本之多。
1980年后，我从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文章，得知其中有些“美国故事”，是咱们一位作家的创作。究竟哪些纯属虚构，哪些是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哪些属于《竞选州长》式的小说，哪些是真事，我没分清过，也觉得没有分清的必要了。
在我是小学五年级生的当年，美国在中国的文学、文艺中，当然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可口可乐一出现在舞台上，暗示着醉生梦死；爵士乐旋律一起，形同打出了颓废与糜烂的字幕。正如蒋介石的画像一出现，太阳穴必有一大贴膏药。
我对那些“美国故事”并不信以为真，但我对于一个人民大众真的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中国的憧憬方向，却决然是苏联式的，而非美国式的。
内容是“苏联故事”，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本小人书是《前面是急转弯》和《红莓》。
《前面是急转弯》——讲的是颜值高的青年工程师驾驶新买的“伏尔加”轿车行驶在路上，夜路逢雨，车灯照见路旁卧人，急刹车下车细看，见是一个受伤的人求救于他。他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救，但突然第二个想法袭上心头——没有证人，万一对方死在自己车上怎么办？百口莫辩了。随着这一想法，他不禁朝车内看了一眼，哪儿哪儿都崭新的车，雪白的座套是刚配的，肯定会被血迹污染得一塌糊涂。他看着那人朝他伸出的手，在对方不停地说着“救救我”的情况下，退回车内，将车头一拐，开走了。对方被别人救了，有关部门向他核实时，他还撒谎。最终，一切证据证明他不但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还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因而失去了爱情、友情以及同事们的尊敬……
这本小人书的前言介绍，其故事后来拍成了电影，引起广泛讨论。
《红莓》的主人公是被释放的劳改犯，他因为什么事犯罪我忘了。他不愿再见到认识他的人，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帮助过别人，被带到了农村，有了一份工作——替一个种红莓的女人做帮工，于是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爱情……
这故事后来也拍成了电影。
以上两部电影在苏联都获奖了，颇受好评。
后一部电影与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如出一辙，区别仅仅是高仓健最后被捕入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红莓》在前。但我不认为存在抄袭问题，而认为是不同国家创作思维的雷同现象。后来我对文艺的功能理解得宽了一些，深为人类此种文艺雷同现象所感动。
当年，哈尔滨话剧院已声名鹊起了。
哈尔滨市区方言与普通话相对接近，这无疑使哈尔滨话剧院大受裨益，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夫都十分了得，能以播音员那般标准的发音说台词，并说得声情并茂、分寸得当。他们演出苏联话剧时，给人的感觉犹如苏联演员在说流利的中国话。
我当年没看过一场话剧，一票难求，话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每每排长队——票价三角、五角、八角不等，对于我而言太贵了。以上评论，我是从初高中生们口中听到的。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开始生产汽车，由此产生了一首当年很流行的歌《老司机》：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扬啊，
拉起那个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啊，
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了开汽车呀，
摆弄那个外国车呀，
我是个老内行啊，
可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