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第2页）
我也不认同。
我觉得，“三万岁”远不及《三字经》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有文化，人理恒久；与《千字文》开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相比，更是“稍逊**”了！
《千字文》的开篇那是何等宏大之气派！
待到1968年以后的小学生所读的语文课本，就更不成样子了，几乎整本页页都是黑体大字的“最高指示”，内容又几乎全是宣扬阶级斗争常态化思想的；连算术课本也加入了不少“最高指示”。
所以，若是一个60后、70后的中国人，后来见到了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课本，并不表现出喜欢，那不是咄咄怪事了吗？不是白活了吗？
而我要指出的是，倘不论由于时代因素而加入小学一年级课本的“三万岁”，我们所学过的语文课本，其实也挺好。
故我要郑重写下“感激了”三个字，对当年那些教材的编者，由而心怀敬意。
让我的笔再收回来——1957年，八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中国发生了那场后来使许多人欲说还休，欲休还说的政治运动。
“除四害，讲卫生”给我留下过较深印象，每一次回忆，某些情形历历在目。
“扫盲”给我留下的记忆片段更深，因为母亲有一个时期每晚去上夜校。
“全民大炼钢铁”我也能谈出些记忆，是我将家里的一口裂底锅捐到收铁站去的，母亲知道后及时要了回来，她认为等修锅匠出现了锔一锔还能用。
但对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我毫无直接记忆。
这乃因为，不论我们那个院，还是我们那条街——推而广知，在我们那个以庶民百姓为人口主体的区域，没听说谁家出了“右派”。或竟也有，但必定产生于知识分子人家。我们那个区域从没住过够得上“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住在市中心的街上。也少有小知识分子人家，比如家长是小学老师那类人家，他们也宁愿多花些钱住在离市中心近的地方。我们那个区域是有几户中等知识分子人家的，如中学校长、出版社报社的老编辑，他们大抵住的是独门独院——较小的独门独院，早年买下的而不是后来租下的。他们基本不与邻居和街坊来往，如果他们中有谁被打成“右派”了，街道干部不宣布，他们自己不广而告之，知者甚少。
我们那个区域住的基本上是建筑工人、各处货场的搬运工人、砖厂工人、公私合营前后某些小加工厂的工人以及拉脚的、摆摊的、开小杂货铺的形形色色个体劳动者之家。这些人家少有订报的，在1957年，没听说谁家有了收音机。
所以，尽管北京电闪雷鸣，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市，在我们那个区域，平静如常，若无其事。
我对于那场运动，头脑中只保留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记忆——某日父亲下班后面有余怒，从不沾酒的父亲还让我去打了二两酒。他喝闷酒时，母亲追问，他才说，他们工地接收了一名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要求工人监督她劳动改造。有的工人成心往她挑砖的篮子里加太多的砖，她挑不起来，蹲在担子旁哭，那几个工人还看着笑。身为班长的父亲批评了他们几句，他们居然冲父亲“劲儿劲儿”的，差点儿动起手来，过后领导批评父亲政治立场“不对头”，父亲自然不服，所以悻然……
因为与父亲有关，我头脑中才保留了这么一点儿记忆。后来所能联想到的，也只有那么一件事。
黑龙江省在以后的几年里，从工农业生产到教育、文化文艺事业，却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可以“黄金岁月”言之。
锅炉厂、电机厂、汽轮机厂——“三大动力”工厂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兴建了，那是国家级的工业项目。在市内，列车车辆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拖拉机制造厂等代表当时国家先进工业水平的工厂，先后投产。亚麻厂和化工研究所、化工厂也在快马加鞭地筹建之中。亚麻厂生产的亚麻布，主要是为配合军备生产，非为民用；生产坦克的“哈一机”也将在哈尔滨落户。
在农业方面，“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出现了几十个较大的农场，第一批十万转业官兵已在“北大荒”进行垦荒，并于次年收获了粮食。
煤、木材源源不断地从黑龙江省运往全国各地，保障着其他省的需求。
在教育方面，短短的几年里，“哈工大”“哈军工”两所后来的全国名校相继扩建并落成；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黑龙江商学院等省重点大学也已进入了教学稳定期——当年东北林业大学的首任校长是七级高干，与省领导同级，在全国亦属不多的现象，足见黑龙江省当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黑龙江大学的俄语系，不但在全国高校中口碑第一，还聘任了苏联的几位教授。至于商学院——那时全国就没几所名为商学院的大学。
并且，哈尔滨市的中学快速增加了，已经有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四所重点中学了，“三、六、一、十八”成为小学和中学生竞考的学校。
不知是否也属于全国性的统一指示，哈尔滨市要求校校有图书室，小学也不例外。进一步推行为，班班要有图书角——总而言之，对一切学生提出了课外阅读量最低限度的要求。于是从学校到工厂，形成了以少年和青年为主体的读书热；青年喜欢读书的程度实际上比少年还高。
农业的发展保障了人们不饿肚子；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又于是，人们对文化、文艺的要求迫切了。
哈尔滨便有了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不但市里有了，某些区也有了；市、区重点体育场馆、图书馆相继出现。
哈尔滨话剧院、哈尔滨歌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黑龙江省龙江剧院也都挂牌了。
老公园焕发了新面貌；新公园陆续接待游客。哈尔滨有动物园了，园内的东北虎、东北豹和熊、狼、驯鹿、马鹿、梅花鹿、猞猁、狐等动物，比北京动物园里的动物更大，野性更足。
1957年的特大洪水过后，松花江畔不但留下了防洪纪念塔，还从此有了美丽的江畔公园（后更名为“斯大林公园”），成为哈尔滨重要的风景名片。
对于1957年的防洪我有印象——我父亲在外地没能参加，我母亲在家里完成了编十几只草袋子的义务，因而分到了两罐水果罐头，盖上印有俄文，苏联援助的。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当年没多么起劲地“反右”，与发生那么大的洪水有很直接的关系——城市都被淹了，市区都可以划船了，哪儿有精力“反右”呢？
也与省领导们的思维有一定关系——在后来的“文革”中，大字报揭发：某主要省领导曾私下里说过，我们不必跟得太紧，现在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才宝贵。“右派”都是有不同才华的人，错误言论不过是言论，又不是行动，应以批评教育为主，该用还得用，能团结就不要以敌视的眼光看他们……
当年的省市领导无疑有一种共识，即要使黑龙江省成为富裕之省，要使哈尔滨这座从前被比作“东方小巴黎”“小莫斯科”的省会城市，真的成为“天鹅项下的明珠”。
按照这样的共识，哈尔滨市的建设和发展，差不多是以莫斯科为样板的。教育、文化、文艺的发展，苏联色彩甚浓。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教材，是从苏联照搬的；俄语成为初中、高中主科；报刊上经常登载宣传苏联各方面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文章，某些初中生、高中生自发地与苏联的初高中生们建立通信关系，互相介绍各自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
当我小学五年级时，已经是1961年了。
这一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究竟始于哪一年，并无统一说法。有的省发生于前一年，有的省发生于后一年。“三年”也是大致的说法，有的省也许只经历了两年半，有的省也许经历了三四年。
我从1960年起就开始挨饿了，那一年挨饿的记忆最深。1961年我家因工厂建厂房占地，从“安字片”搬到了“光字片”。“光字片”离市区远了，乘两站车就到城市边了，再往前没公交车了，有农村了，“光字片”的街道依次是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连起来恰是“仁义礼智信”。“批林批孔”时，这些街名也没人提出必须改，至今老街貌已无踪迹，仍叫那些街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时期的“极左”分子有什么忌惮，而是因为那一小片街区的居民更加底层，文盲多之，绝大多数居民，根本没将仁、义、礼、智、信连起来过。即使有谁连起来过，大约也不知与孔子有关。
在我记忆中，我们班也有图书角，由一名女生负责管理。我对图书角已不感兴趣。实际上图书角并没有什么书，有的只是过期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及《小虎子的故事》《三毛流浪记》等有限的漫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