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时期（第2页）

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只要你为抗战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国家都会记着你，

子孙后代都会尊敬你！

在中国幅员辽阔的乡村和星罗棋布的小县镇，在日伪军占领的敌后战场，在土墙上乃至残垣断壁上，在凡是共产党的部队驻扎过、战斗过、与敌人周旋过的地方，到处留下了如上那类口号——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口号，谁敢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呢？

《松花江上》这首歌有些例外——词曲乃由一爱好诗歌与音乐的河北青年所作。他1925年入党，从没去过东北，但屡见东北流亡青年与民众的凄苦处境，每每潸然泪下，忽一夜情不自禁，于是秉烛，一挥而就成词，悲愤而歌唱成曲。

所谓家国情怀、文化自觉，此典型一例也。

另一个事实也确乎是——举凡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役，动辄几万兵力、十几万兵力投入之中的惨烈血战，基本上是“国军”在做牺牲；而“共军”的部队，在牵制和分散日军兵力、阻击破坏日军战略部署、袭击日军驻防、挫败日军气焰方面，亦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敌后抗战宣传方面，起到了当之无愧的“宣传机”“播种机”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另一种文化现象，便是报刊对抗战英烈的及时报道。“国军”高级将领和战斗英雄的事迹，大抵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嘉奖或追悼仪式。每每蒋介石与夫人亲自出席，发表讲话。那些讲话以及英烈们的誓言、访谈录或遗言、遗书，经由报刊和广播的宣传，直达民间，感动民众的作用，也应予以公允地承认。

每每中共方面作出积极反应，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唁电、悼文、挽联。

在此点上，中共比“党国”做得周到。

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东北抗联英雄的名字，当时在“党国”的报刊上似乎没出现过；“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绝不投降的悲壮事迹，“党国”报刊也未见宣传——而时局的严峻，客观造成的消息阻隔、通讯不畅、一时真假难辨的原因，亦不应完全排除。

但民间在任何时期都是崇敬民族英烈的，英烈的党派色彩并不影响他们受崇敬的程度。不论何党何派，在民间的百姓眼中，首先都是民族英烈，崇敬之情即使无法诉诸文字，却会以心口相传之方式流传甚远，当然也就同样在民间影响甚深。

如“八女投江”、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的事迹，在当时的东三省几近家喻户晓。李兆麟所作的抗战歌曲，虽从未见诸过任何报刊，却还是能在东三省进步青年中广泛传唱；其影响甚至跨山越水，在流亡各地的东北青年心底激发起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

倘言扫盲教字也是文化现象，那么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悟性甚高，有理念，有方法；并且方法良好，堪称宝贵经验。

在有的军队中，就整体文化知识水平而言，“国军”营以上干部的情况肯定高于“共军”。越到后来，差距越成事实。这乃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罹难者中，知识分子比例颇高——而后者恰是党组织的知识分子主体。“白色恐怖”升级的时期，中小知识分子的罹难之数，比例高过不识字却忠诚的工农骨干。这影响了后来部队的知识性成分结构，以至于毛泽东清醒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于是在有规模、成建制的军队中，大抵都有了文化教员，负责使文盲战士识字并能读会写。而在缺乏文艺生活的艰苦岁月，教字与学字，似乎也具有了文艺色彩。首长教警卫员、通讯员识字，成为军中司空见惯的事。即使在游击队、武工队中，识字者教文盲战友学字，亦似乎是责任。后来，许多人说——“我本大字不识一个，是部队使我成了有知识的人。”此种说法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此军队特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军队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依然如此。直至再后来有了各级军校，军中文化教员一职才算卸却历史使命。

当年的“国军”，重服从训导，轻文化引领。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军官与是文盲的士兵之间，基本没有文化关系，即使老兵也不太会对军队留下什么文化记忆。

在“国军”那里，兵只不过是兵；在“共军”那里，兵还同时是“阶级弟兄”——此种区别，当年肯定也是“国军”战斗力难抵“共军”的原因之一。举凡天下成败事，本无所谓定数。其成其败，每每于细节处伏因果。

却也不能说“国军”中完全没有文化现象。实际情况是，防守于某些大的战区的“国军”中，亦每配有文化教官，而且官阶大抵为“校”。他们对于自己特殊的军中文化使命，也是几乎以“天职”视之的。新兵同样多为农家子弟，往往连口令也听不明白，扫盲之事同样迫在眉睫。只不过，“国军”中的扫盲，并不进行到人民中去，仅是军内文化现象。

抗战时期之文化形态，南北差异甚大，东三省最早为日军占领，且扶持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在东三省的主要城市中“建立”了多所由日本人控制的小学、中学、中等专科学校、师范学校。实际上由他们自己破土动工而“建成”的学校极少；多数是霸占了原有学校，驱走彼们认为非“良民”之教师，重组彼们中意的教师队伍，推行去中国化、崇日亲日的奴化教育。在那样一些学校里，必悬天皇画像，伪满洲国国旗与日本旗并挂，独无中国国旗。日语是主课，有的学校甚至取消汉语课，仅教日语、满语。中国家长如若不愿让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缺乏起码汉文化知识的人，只能背地里通过别的途径和方法使儿女学习。

主要城市中随处可见日、满旗帜；穿清服、和服的身影比比皆是；日本军人、宪兵、特务、汉奸时隐时现——绝大多数同胞生活于不安之中。

至于文艺，除了年节的民俗可以纯粹中国特色来体现，寻常之日难见纯粹中国特色的文艺演出——唯京剧与传统戏法例外。京剧是一般国人很难有机会看到的，几乎成为满洲皇室成员、王公大臣、日本军官与特务、汉奸的欣赏特权。传统戏法多是江湖艺人的衣钵，往往穿插舞枪弄棒的卖艺。他们若不能获得“良民证”，便极可能被拘审，故后来也少见了。

然而文学的种子却仍在恶劣凶险的环境中悄然生发。当年东北有一批青年作家，以诗和小说的形式，彰显汉文字的表达魅力，曲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之根。他们选择留在东北，乃因差不多皆与“抗联”有着秘密关系，在不同的层面为“抗联”发挥耳目作用。有人被捕过，有人被杀害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后来定义为“东北进步作家群”。

而在农村，特别是较大的农村，私塾仍存，因日伪统治鞭长莫及，也仍能以教汉字汉文为宗旨，起到延续国文传承的作用。

二人转恰在抗战时期体现了更加活跃“皮实”的生命力——其表演天地基本是农村，其表演身影夏在地头，冬在炕边。也基本是两两来去，或夫妻，或兄妹，或父女。其产生年代，不像多数戏剧那般翔实可考。从男女对歌对舞特别是抛彩帕这一点推测，可往唐代那种性别观念开放的时期推测；且某些舞态，确实带有胡舞之姿。此种推测若不谬，那么二人转便是汉胡民间歌舞的早期结合。而其词风曲调，又具有鲜明的元代杂曲的特征。估计宋末元初，在汉域之北又经历了与北方少数民族娱乐形式的二次组合。倘以上臆想都成立，那么其史亦不短矣。有一点是肯定的，二人转盛于北方流民潮中，寄于流民团伙，既以慰藉草根阶层的生存苦情为能事，又受到团伙势力的罩护。

也正因为其对象具有草根性、以男性为主，色情成分甚重，每每对性事进行赤祼的极尽渲染的说唱——草根男性沦为流民者，最大苦情乃性苦闷，最欢迎的慰藉乃间接的性慰藉。故二人转一向朝两个方向演化，夫妻搭档的，以“荤”的内容为拿手；兄妹、姐弟或父女搭档的，以“素”段子悦人。其“素”段子多是说唱风花雪月、四季景色、历史典故——类似“舌尖上的中国”“谁不夸俺家乡好”，对于背井离乡的游民，这也是喜闻乐见的。

清末，北京及南方虽然雷鸣电掣、云涌星驰、局势激**，但是北方反而相对平定。是故二人转的表演空间受限，绅门斥拒，誉村驱逐。倒是到了民国，天下大乱，流民人数剧增，二人转反而适逢“佳期”，得到了空前盛行的发展机遇。在东北林区，煤、金矿区，二人转表演者甚至久住不踄，那些地方的苦工也极依恋他们，正应了民间一句话“两颗苦瓜一根藤。”

那时，在东北，二人转与评书，实为民间底层两大“支柱”文艺形式。

而在长城以南的大城市，文艺形态两相迥然。民国时期的北平，传统的各类戏剧、评弹评书、梆子大鼓乃至江南的丝竹之音、昆曲越调，皆有各自呈现空间、欣赏观众。文学人士在全国人数最多，并有另一种文化现象为全国所不能及，便是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影响，绝非大学围墙可囿，每每与北平的政事军事相互交织、对冲，形成此进彼守、彼强此弱的态势。教师中，常发石破天惊之论；学生中，每每产生文史哲新秀或议政英才。

但日军一占领北平，北大、清华南迁，教授学子与文人名士大批南下，北平几成文化空虚之城矣。正所谓“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名校都迁到了云南；中研院转移到了湖南的小山坳中；文人名士们集中到了上海——于是当时的上海得以成为文化中心、文艺续热之城。又于是，后来有了所谓“京派”“海派”之论之争。

此前，各呈各的形态，本是互不贬损的。但习性相异的两类“文化动物”一朝关在了同一“城市笼子”里，几无间距可言，摩擦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