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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仅就国家层面而言，当然会以并且应该以激励全国军民保家卫国、英勇抗日为主流文化——这符合文化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自觉，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反之倒是很不正常了。

抗战时期是国家生死攸关的时期，是特定得不能再特定的时期。

公而论之，蒋介石本人作为国家领袖的号召宣言，不可谓不掷地有声，体现了破釜沉舟的国家意志。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日方提出的与国民政府“和谈”的前提之一，便是蒋介石必须下台——尽管蒋起初私心在焉，唯恐一旦全面开战，使忠于自己的军队伤亡惨重，由而丧失了对军阀们的军事控制能力，并使共产党的军队有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威胁自己对整个国家的统治。

作为领袖夫人的宋美龄，其首次访美，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求援演讲，不仅是声情并茂、很有说服力的，而且是较为成功的。

她言：“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自身，且为全人类以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顺带一笔，后来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确乎一下子使日本之武力被“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也算是宋美龄一语成谶吧。

国民政府的某些文僚，在贡献口号方面，亦有发挥一技之长的表现，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确曾深入人心。

还值得顺带一笔的是，“伟大的书生”胡适，千真万确地曾向当局递书，主动要求出任驻日大使。他的书生之见是，肯定会有机会亲晤天皇，便可以当面向天皇说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何等罪过和愚顽。

书生到底是书生，然证明了他和追随他的那些书生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毕竟还是都有中国心的。

“党国”控制下的报刊，在抗战宣传方面，也起到了职责性的作用——但中日军队装配差异悬殊，捷报少，退败频频，只能赖文字给力，用心良苦地将退败渲染得悲壮一些，以稳民心。

奇怪的是——党国党国，国民党乃执政之党，自然也领导着文化艺术之界，但在将口号转化为文艺形式方面，却似乎既乏人，也乏才，几无可圈可点之处。

倒是共产党的旗帜下显得人才济济，文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激**民族之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不一而足。直唱得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真的起到了为抗战鼓劲的实际作用。连抗日名将张灵甫奋不顾身，率士兵英勇杀敌，负伤也不下火线的事迹，都是由共产党人编剧田汉在重庆搬上话剧舞台的。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回去，告诉你的女人：

要大家来做鞋子。

像战士脚上穿的，

又大又结实。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以上是共产党员诗人田间的两首口号诗，或曰诗口号——能写这样的诗的诗人，“党国”之文艺家名册上罕有。

一个事实确乎是——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及各地方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具有特殊的宣传能力和经验，善于边战斗、边宣传。

你可以不是战士，

但你绝不可以当汉奸！

抗战需要坚持，

坚持才能胜利！

你的亲人被鬼子杀害了，

我的亲人也被鬼子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