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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比较教育学研究成果与观点

新时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者们不再单纯地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否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深入探讨比较教育学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发展，学科本身应该如何建设等议题。虽然对于比较教育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仍存在质疑，但比较教育学者仍坚持各自研究领域的立场与信念，创建各自有特色的学派，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些问题。比较教育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学科，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共识。

一、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

自1817年朱利安提出“比较教育学”名称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200年的发展历程。参照库恩的范式理论，比较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未形成研究范式的“前科学”阶段、形成相对稳定研究范式的“常规科学”阶段，现在正经历着研究范式动摇的“科学革命”阶段，同时孕育着走向新的研究范式的“新常规科学”。①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围绕学科属性、研究方法、挑战与机遇等话题，持续开展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

（一）比较教育学科属性研究

比较教育学诞生于欧洲民族国家初步形成时期，在其奠基者朱利安的著作中孕育了比较教育学的三个基本矛盾：比较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是国际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比较教育研究的目标是寻找教育的普遍规律还是学习借用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测量众多民族国家的教育成就，还是讲好他国的教育故事。王英杰先生认为，比较教育学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直至20世纪末，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借”，借用他国教育经验，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多元，研究目的多元，研究单位多元，研究选题多元，研究范式多元。比较教育学科进入了“革命科学阶段”。

李荣安教授等人认为，在比较教育学200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朱利安、诺亚等人主张的实证主义方法，到乌申斯基、萨德勒等学者主张的相对主义方法，再到狄尔泰、康德尔等学者的历史功能主义方法和今天卡扎米亚斯、斯塔奈哈姆泽、施瑞尔等人对“语境和文化”的强调，比较教育已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学科，具有辩证的本质和独特的学科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比较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比较教育研究必须以多种方式考虑语境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也要扎根于本土文化，才能更好地发展，从而在世界多样性中形成新的身份认同，获得学科自信。①项贤明教授认为，比较教育研究要成功应对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就必须回归科学的“比较”并逐步实现自身的科学化，进而建立其学科同一性，即从“比较教育”走向“比较教育学”。②

陈时见教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的概念研究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从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等关键性问题出发来探讨比较教育学的概念，认为比较教育学概念对比较教育学的学术规范、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知识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性作用。①同时提出比较教育学在跨学科特征下去选择与吸收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民族国家的复杂教育问题，突破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盲点。②在《比较教育基本理论》一书中，陈时见教授从比较教育存在本体入手，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范式论以及方法论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③在陈时见教授带领下，团队成员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杨素萍的《比较教育范式论》（科学出版社，2016）、王涛的《比较教育认识论》（科学出版社，2016）、袁利平的《比较教育本体引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褚远辉的《比较教育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黄志成教授坚持比较教育学科的必要性，认为比较教育专业学者之间的争论和质疑是为了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但对于非本专业的具有一定行政职务者对本学科的质疑或指责，则不必与之计较。教育学的发展同样存在争议，需要教育学研究人员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这些问题，也需要不同教育学科（当然也包括比较教育）的研究人员的参与。专业教育学者应坚持各自研究领域的立场与信念，创建各自有特色的学派。④褚远辉等人认为，尽管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是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职责和任务，但比较教育学凭借其“借鉴”“比较”“跨文化性”"跨国性""异域性"和"多元性"等学科性质和特点，在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和独特的作用。①

（二）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

比较教育学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探究的热点话题，新时代下人们关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路径有了更深的见解。陈时见教授等人认为，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其他学科借鉴和运用的方法论思想，安德森等人将功能主义引入比较教育研究，经贝雷迪、诺亚和埃克斯坦以及施瑞尔等比较教育学家的不断借鉴、运用和发展，在比较教育社会科学化的道路上始终成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②程晋宽教授等人则认为比较教育学自其生成的那刻起就带有批判的精神，尤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批判方法。比较教育研究的批判方法派别主要包含以“批判二元论”思想构建的问题分析框架和问题解决法，批判与民族志相结合的批判民族志法，批判与诠释学相结合的批判诠释学方法。③同时提出将生活体验研究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中，不仅充实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且能够使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更为关注教育现实生活，更加具有现实意义。④

杨明全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比较教育学科要获得新的突破，有必要从深层次上把握这个学科的本源，将“异文化情境中的教育问题”确立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①赵蒙成教授等人借助具身认知理论框架，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对当下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离身表现及其危害进行分析和探讨，认为具身认知理论下的比较教育研究应由宏大叙事回归真实教育生活、从器物研究转向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身体意义、从文本研究转向深入教育生活现场的田野研究等。②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有学者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继量化研究和质性研

究后的“第三次方法论运动”。混合方法研究克服了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更关注质性和量化方法的结合。③

比较教育学者特别关注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及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转型意义。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人才培养、课堂教学、学生评价与教学方式，为比较教育研究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大数据时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在研究对象上更加关注区域性和全球性教育问题，在研究目的上更加指向教育决策与实践改进。大数据给比较教育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对比较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④刘宝存教授等人也谈到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不仅要深入挖掘现有的教育数据资源，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资料，确立清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而且要重视理论创新和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⑤

吴雪萍教授等人对美国纵向教育数据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纵向教育数据系统在消解数据孤岛、完整记录学生成长历程、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①赵中建教授等人通过与《大数据时代》作者舍恩伯格教授和库克耶先生访谈，探讨了大数据与学校教育系统的重塑、大数据关照下的数字鸿沟问题、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教师与学校管理者、大数据与求变且渐变的学校教育模式、大数据的潜在威胁与可能的应对策略以及大数据的背后其实是人的问题等。②中国比较教育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进程中，需要彰显教育数据的价值，走基于数据的科学化发展道路。

（三）比较教育学科面临的挑战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拓展研究领域，服务国家发展，打造学科特色，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派。③冯增俊教授等人谈到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着内外各种新的危机和挑战，中国比较教育需要实现三个策略定位：一是从服务本国出发，提供最佳层次、最适合水平的现代教育发展模式的政策建议；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供推进中国发展模式创新的决策思路；三是从整体上、宏观上、战略上把握中国崛起的未来教育发展基本趋势。①

王英杰先生认为比较教育学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源自内部。他指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在中国比较教育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之后，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意识到比较教育学所面对的挑战。首要的挑战就是比较教育学如何满足国家发展的新需求；其次来自教育学科内部，甚至比较教育学科内部，一部分学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过于宽泛，边界过于模糊，缺乏自己独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进而失去了学科自信心。②

（四）比较教育学科转型机遇

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发展将迎来怎样的机遇，比较教育面临何种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的价值何在?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又将如何转变?比较教育的研究主题又将如何扩展?这些是亟待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回答的关键问题。顾明远先生、王英杰先生、张民选教授在2014年的比较教育年会上回顾了比较教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阐释了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展望了“全球治理”下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图景。学者们一致认为，当今中国比较教育学所面对的问题已远远不是单向的教育借鉴和国别教育的相似与差异分析，其研究的问题应放眼全球，这意味着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视野和新的发展方向。

冯增俊教授等人提出，目前中国比较教育面临第三次学科转型，其意义就是要重新定位学科发展的自觉性，创建服务中国发展的新教育体系，为中国走向大国创建新型的特色大国教育体系探路③;从比较教育学视角，提出要在把握全球语言教育政策总体走向下，制定新时代能面对国际挑战且不断开放多元、面向未来的语言教育政策，以策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走向，培养有创新性、国际意识的新型人才①。傅松涛教授等人认为当代比较教育学的时代主题、发展机遇、创新节点和科学使命是科学认识、把握和建构当代世界社会与教育全球体系化存在与发展的全质生态化形态内涵、性能与运行，这也是比较教育学视主平实通达、视意高远超越、视物体系有机、视线齐备精细、视力对应周延的生态化范式科学真实、全质转型、自我超越与学科先行的时代要求和价值所在。②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5年4月，《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座谈会，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责任，同年《比较教育研究》第6期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顾明远先生认为，比较教育应该尽快组织力量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配合“一带一路”的建设。③周满生教授认为，要拓展与沿线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借此机会促进国内西部地区教育的腾飞，促进现有国际教育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④陈时见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比较教育研究，要着力开展沿线国家教育政策的国别研究和跨境教育研究，通过教育交流论坛和教育博览会等，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教育合作。⑤柯森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交流合作与共同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的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将迈进一个“升级换代”的新阶段。①

（五）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元研究

面对比较教育学科研究趋势，刘宝存教授等人认为学术论文能够反映学科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他对美国《比较教育评论》在1957年至2015年刊载的1340篇学术论文按照区域研究、方法论研究和专题研究等维度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比较教育研究在区域研究中从“中心”走向“边缘”，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研究重点；在方法论研究上走向多元化，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得到综合运用；专题研究呈现变革与稳定共存的特征，高等教育始终是重点研究类型，女性教育成为新兴研究热点。②

还有学者通过选取2000年以来《比较教育》和《比较教育评论》的期刊论文，将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被引文献等作为关键变量，绘制了21世纪以来比较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分别形成了以布里斯托尔大学等3所大学为核心的凝聚子群，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全球教育治理、发展教育、教育改革和教育公平四个方面；研究前沿主要包括教育质量、东亚国家、国际理解教育、欧洲文化、非政府、公民教育等方面。③

二、教育政策与制度比较研究

2013年以来，关于教育政策与制度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组织与国际援助、教育国际化、校本管理与领导力、现代大学治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公平与质量以及非洲教育等方面。

（一）国际组织与国际援助研究

一是关于国际组织开展的学业成绩测评领域研究。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启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后，中国学者对以PISA、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项目）为代表的国际性学业成绩测评给予了较大关注。张民选教授主编了《经合组织与国际学生评估》一书，全面介绍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教学的国际教学调查项目（TALIS）、调查高等教育学生学习情况的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项目（AHELO）和国际成人能力测评项目（PIAAC）。①王蕾的《大规模考试和学业质量评价》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学业质量监测评价体系，系统介绍了PI-SA项目的测试理念与框架。②陈时见教授等人梳理和研究了PISA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实施。③刘宝存教授等人基于PISA2012数据对教育卓越、教育公平以及教育包容进行操作性定义，对参加国和地区的学生成绩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教育成功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建设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保证教育体系的公平性、创设满足不同学生需求的学习环境三方面。④张民选教授等人关注PI-SA2012问题解决测试话题，总结了在PISA2012问题解决测试中上海学生和教育存在的一些弱点和问题。⑤

二是不同国际组织的职能与运行研究。张民选教授领衔的团队近年来对国际组织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国家一般课题“国际组织与世界教育发展”研究过程中，主编出版了“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丛书、“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教育研究报告译丛”，继而承担了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选送”。其中，“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丛书共五本，包括《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基础》《知识促进发展：指标评测与全球战略《经合组织与国际学生评估》和《欧盟：重塑教育辉煌》。该研究拓展了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的领域，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组织、我国教育部和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张民选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还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系统研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