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蒙田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四节蒙田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什么？一个好教师如何教学？教学内容应该是什么？这些教育哲学的方法论的和课程论的等等问题，在中世纪没有能得到重视。甚至在13世纪后期，教育上的权威仍然是亚里士多德……13世纪末，人们开始以一种新颖的主动的态度来探讨教育问题。”[37]在此后的300年间，许多人文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中世纪的教育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用优美的语言和充沛的感情描绘了新教育的轮廓，阐述了新教育的精神，为17—20世纪现代教育观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因此，可以把这300年看成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妊娠时代或自觉时代。这个时代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散文家蒙田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生平及著作

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年），1533年2月18日生于法国的一个新贵族家庭。蒙田的曾祖父是一个经营酒类和渔业的富商，父亲也是富商，参加过法国1494—1559年征服意大利的战争，非常热爱意大利的文化，退伍后担任过法官、副市长、市长等公职，母亲是西班牙人的后裔。蒙田的家族笃信天主教。蒙田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非常重视古典语文的学习，为他专门聘请了拉丁文教师。因而，幼年时代的蒙田就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拉丁文基础。6岁以后，蒙田开始接触自己的母语法语。在13岁前，他在波尔多的奎恩学院接受早期的学校教育。波尔多是一个较早地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城市，奎恩学院也是一所深受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的学校，其校长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古维亚，一些教师也都是人文主义者。该校重视拉丁文的学习，开设希腊文、数学、修辞学、演说术、哲学等一些课程。学校教学方法新颖活泼，禁止体罚。学校教学生活并没有给童年的蒙田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但是他被允许在业余时间阅读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作品、意大利的喜剧以及一些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等。大量的阅读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后，蒙田又到当地的文科中学继续学习哲学，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遵父命到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蒙田21岁即被任命为佩里格城法院的顾问，主要处理间接税案件。他24岁时又到波尔多市的最高法院任职，做了13年法官。因身处官场，蒙田亲眼看见了官场的种种腐败。他强烈反对无辜判处新教徒死刑，谴责殖民主义在新大陆的罪行。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使得他38岁时“厌倦了宫廷和法院的束缚”，卖掉了法院的官职，过一种隐者的生活，“享受自然、静谧与安闲”。这一时期，他潜心阅读古典作品，写下了大量的思想随笔，并于1580年结集出版。之后一年，他游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各国风土人情，增广见闻，又写作了大量的日记手稿。其间，他在巴黎把自己的《随笔集》两卷献给国王，聆听了国王亨利三世的指示；在罗马，他受到教皇的接见，《随笔集》被教廷承认，并被授予“罗马市民”的称号。1581年，他结束隐者生活，当选波尔多市市长，并连任两届（1581—1585年）。在职期间，他勤政为公，多次为第三等的不合理税收上书国王，并致力于调节由于宗教改革引起的政权冲突。1585年，波尔多市瘟疫流行，蒙田借机离任。离任后的蒙田尽管不时地打听一下政治的消息，但主要是准备自己的《随笔集》第三卷。1587年，《随笔集》第三卷在巴黎出版。但不幸的是，1588年5月12日，当他为了出版事宜到达巴黎时，正赶上巴黎民众因反对亨利三世与新教徒的谈判而发动的起义，亨利三世被迫逃离，蒙田成为囚犯。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作为战俘交换，他才得以释放，陪同国王四处流浪。此后，蒙田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便重新回到自己的城堡，过隐者的生活，致力于《随笔集》的修改和增补。1589年，亨利四世登上法国王位，蒙田从内心里感到高兴，但此时他已年老体迈，又不愿受官场束缚，因此，没有加入新政府，仍然过自己的隐居生活，继续为《随笔集》新版做准备。1592年9月13日，蒙田逝世于他和他父亲任职的波尔多市，是年59岁。1595年，蒙田的狂热崇拜者德·古内小姐将蒙田留下的《随笔集》重新整理出版。

作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作，《随笔集》差不多是整个16世纪乃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思潮和学说的汇集，是回溯整个文艺复兴的一个瞭望塔，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思想深度的一部人文主义作品。在这里，蒙田用自己的博学深思和流畅生动的文笔将广泛的题材、丰富的主题凝结在一起，和着精辟的铭言和诗句，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意味隽永的生活和思想画卷。《随笔集》论述的主题非常丰富，从政治到经济、从哲学到教育、从国家到个人、从衣着到荣誉等无不涉及。蒙田在论述这些主题的时候，非常用心，以至于在论述中把自己“完整地、**裸地”呈现出来，使自己的人生经验成为整个文集的材料。也正由于此，蒙田非常看重自己的《随笔集》，把它比喻成自己的孩子。他说：“我们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所孕育的孩子，要比身体孕育的孩子更高尚，而且更是我们的孩子。”[38]蒙田在世时，他的《随笔集》就很受欢迎，国王和教皇都给予肯定的积极的评价。他去世以后，《随笔集》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有的人把它看作“正直人的枕边书”“宫廷和世界的日常教科书”，赞誉它“朴实无华”“无拘无束”“超凡脱俗”；有的人认为它“缺乏条理”“乡里乡气”“令人窒息”。卢梭指责书中充满了“可憎的虚荣心”“表面的真诚”，但是伏尔泰和狄德罗却赞扬他的作品“名哲善辩”“精于心理分析”“文风简朴流畅”。无论如何，蒙田的《随笔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一位真诚学者的自画像，是值得阅读和研究的。

《随笔集》对教育的论述集中在第25章《论学究气》、第26章《论对孩子的教育——致迪安娜·居松伯爵夫人》。

二、时代背景和哲学立场

蒙田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转折时代。这样的时代往往也是各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代，社会处于持续的动**不安之中，人们的思想态度和生活方式也处于不断的变换之中，对变化敏感的人们或身处变革中心的人们难免饱受心灵的折磨。

1517年，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不久就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基督教世界迅速分裂为天主教世界和新教世界，两者之间发生了许多次战争和流血冲突。如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1531年爆发的瑞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1546—1555年爆发的波及整个欧洲的新教国家和天主教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法国1562—1694年爆发的胡格诺战争。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蒙田对这些战争非常熟悉，在1572—1574年还亲自参加过胡格诺战争。一场场惨烈的战争和对新教徒的迫害深深地刺激了蒙田，培养了他的宗教宽容精神。在战争背后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也最终形成了蒙田超然于政治和公职的心态，愿过一种宁静的隐退生活。“出海的商人有理由看一看，上同一条船的人可别是些**不羁、亵渎神明、作恶多端的人。他们觉得与这样的人为伍是不幸的。”[39]隐退的目的一是为了自身不受恶劣习俗的污染，二是为了生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40]这个“后间”安排在城堡拐角处的一栋塔楼里，包括小教堂、卧室和书房。他把这个“后间”变成纯粹的私人领地，不受各种生活琐事的干扰，包括“夫妇、父女和家庭生活”的干扰。他的书房里珍藏有一千多册书籍，这在当时是很丰富的。他整天待在书房里，勤奋读书，苦心思索，反躬自省。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的存在，蒙田在《随笔集》中叙述了许多事件，有些涉及他自己，他都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加以分析，不受自己的宗教或政治立场的影响，形成了《随笔集》客观冷静、超凡脱俗的论述风格。

在哲学上，蒙田是一个怀疑论者，与20世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接近，可以将其看成是批判理性主义在16世纪的天才表达。据说，他把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刻在一枚自制的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刻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用以喻指人们认识的不可靠性，但蒙田的哲学不同于怀疑派哲学。怀疑派哲学是希腊化时期流行的一个哲学派别，奉行不可知论的观点，其代表人物就是意大利爱利亚城的皮浪（约公元前365—前275年）。他认为人们由感觉得来的知识是不可知的，人们要认识客观世界是不可能的，甚至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世界是否存在。因此，他教导人们放弃认识，放弃判断，接受宿命论，听天由命。蒙田的怀疑首先是对一些权威的怀疑，通过怀疑权威开启认识的道路。其次是对人类能力的怀疑。对权威的怀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有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但对人类能力的怀疑则是蒙田哲学上的独到之处。他说：“不论人家对我们说什么，不论我们听到什么，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给的是人，接受的也是人。是人的手交给我们的，也是人的手接受下来的。只有受自天上的东西，才是唯一正直和具有说服力的东西，唯一带有真理性标志的东西。这就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见，也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接受的了：这个神圣伟大的形象决不会降生在这样一个虚弱的人体上，除非上帝特别开恩，使用超自然的力量使它得到改造和坚强，承担起这个任务。”“人是会犯错误的，这一点至少让我们在改变看法时行为更加谨慎克制。我们应该记住，不管我们理解了什么，我们常会理解到一些错误的东西；同样是通过这些时常自相矛盾和迷误的心灵。”[41]他甚至说：“理智自己也不理解理智。”[42]“理智……跟谎言与真理都是可以走在一起的。”[43]正是由于这种对人自身的怀疑，使得蒙田在自己的著作里放弃了启蒙的立场，倒更像一个与人谈心并不断反思自身的朋友。

和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一样，蒙田崇尚自然，强调个人经验，重视现世生活。他说：“哲人们要我们重新注意大自然的规律是极有道理的；然而自然规律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学问。哲人们篡改自然规律，把自然的面貌描绘得色彩过分浓艳过分矫揉造作，从而产生了单一主题多种面貌的现象。正如自然赋予我们双脚以走路，自然在生活中引导我们也充满智慧……单纯依靠自然，便是最明智地依靠自然。”[44]这里的自然既指外在的自然，也喻指人内在的自然。对自然的崇尚直接导致了对个体经验的强调，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基础。“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愿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我认为只要我善于学习，我自身的体验便足以使我变得聪明。”[45]为此，他反对在认识问题上厚古薄今，盲目引证。“正如别人评价德操时认为德操并非越久远越伟大，我认为真理并非越古老越富于智慧。我常说，让我们追随外国和经院式的范例，那纯属愚行。”[46]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出发，他也反对占卜预言一类的活动。他认为，建立在祭祀动物的骨骼、鸡的顿足、鸟的飞翅以及雷电、河流的旋转分析上的占卜和预言是不可信的。“这实在是人类本性喜欢瞎操心的杰出例子。人类总以忧虑未来为乐，似乎现实的事不够他们操心。”[47]从这些论述来看，蒙田并不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也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这也是他对待教育问题的总态度。

16世纪的科学事业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1543年，哥白尼（1473—1543年）的《天体运行论》出版，提出了著名的“日心说”理论，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动摇了宗教学说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教会人士的极大震动。开普勒（1571—1630年）和伽利略（1564—1642年）进一步把哥白尼的发现推向深入。在医学方面，比利时的医生维萨里（1514—1564年）在尸体解剖的基础上，详细地研究了人体结构。在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方面也都有一些重要的进展，为17世纪科学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此时，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好，科学家被指责为“异端”遭受迫害的事经常发生，科学带给人们的是恐惧而不是希望。在这种情形下，蒙田高度评价了科学事业的价值，但同时又从自己的怀疑论立场出发，反对盲目迷信科学。他说：“科学确实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大事业。轻视科学的人只是说明自己的愚蠢，但是我也不会把科学的价值夸大到某些人所说的程度……认为科学包含着至高无上的善……我也不相信有人所说的，科学是一切美德之母，任何罪恶都是无知的产物。”[48]他的这个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为了消除科学对宗教的威胁，理性对信仰的质疑，他像当时的一些科学家一样，为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进行了划界。一方面他认为，“真理无论运用于多么崇高的目的，它的用途都有界限”[49]。另一方面他认为，“信仰要靠心诚、靠天恩”，而不是靠科学、靠理性。“如果信仰不是出于特殊的天赋，而是通过理念和人力来接受的，这种信仰达不到至善完美的境界。”“如果我们通过了一种虔诚的信仰皈依了上帝，如果我们的立足点与基础都是以神为主的，人的困扰就会失去原有动摇我们的力量。我们这座堡垒不会因为微弱的炮火一击就拱手让人：新奇的追求，权贵的**威，派别的建立，我们的意见急剧随意的改变，决不会动摇和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因听到了新颖的论据和在巧言善辩的人劝说下信仰发生混乱。”[50]这个思想其实很接近路德新教的“因信称义”，反映了蒙田宗教立场的微妙变化。这也可能是他要求宗教宽容的原因，宗教的宽容对于他来说不仅是宽容异教徒，而且是宽容自己内心的异教主张。

总之，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动**的时代，蒙田的态度既非保守的亦非激进的，而是一种清醒的理智态度。他的两次退隐也是为了保持和恪守这种罕见的理智态度，以免为政治或宗教的利益所破坏。他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哲人生活，是对自己的认识和把握。在他的意识中，只有做到了对自己的透彻认识和准确把握，才能够克服种种的弊端，并为克服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冲突提供条件。人类的病因在于不自知，在于由此产生的自高、自大、自狂、自私、自卑等。他坚信：“人人提醒自己认识自己，这会产生重大作用，因为那位知识和启蒙之神已经让人将此话钉在他庙宇的门楣上[51]，他很明白他需要规劝我们的一切。”[52]他的《随笔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也因此被人誉为“生活的哲学”。他建立其上的教育思想同样保持了这个风格，流过历史的河床，存之久远。

三、教育目的

由于蒙田的家境优裕，身处社会上层，根本不为生存发愁，所以他的一生没有为贵族担任家庭教师的记录，也没有在学校任职的记录，这与一些人文主义者有所不同，使得他的教育论述缺乏亲身实践的基础。但是，也正是由于蒙田能够身居当时的教育体系之外，不受体系中利害关系的左右，所以他在教育问题上更能够像在政治或宗教问题上一样冷眼旁观，对当时学校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弊端揭露得入木三分，并提出了不少新的有见地的教育主张。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蒙田与其他人一样，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和抚养孩子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问”。“正如种田，播种前的耕作可靠而简单，播种也不难，可是播下的种子一旦有了生命，就有多种抚育的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人也一样，播种无甚技巧，可是人一旦出世，就要培养和教育他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他们鞍前马后，忙忙碌碌，担惊受怕。”[53]

在教育目的问题上，蒙田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而不是生产“学究”。“我们要培养的恰恰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一位绅士。让那些学究去浪费他们的时光吧，我们有别的事要做。”[54]在蒙田看来，一个真正的绅士和一个地道的学究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绅士重“行动”，学究重“知识”。作为绅士，“知识应该与我们合二而一，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房客”[55]。在绅士教育过程中，“孩子学到知识后，重要的不是口头上说，而是行动上做。应在行动中复习学过的东西。我们将观察他行动是否小心谨慎，行为是否善良公正，言语是否优雅和有见地，生病时是否刚强，游戏时是否谦虚，享乐时是否节制，鱼肉酒水的口味上是否讲究，理财上是否井井有序”[56]。总之，通过教育，通过知识的获得，孩子们应成为完美、聪明、精干的绅士。他讽刺当时的一些学究们说：“他们熟悉盖伦，却一点不了解病人；他们已将你的脑袋填满了法律，却仍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论如数家珍，可没有一人将它们付诸实践。”[57]总之，那些学究们的知识是一些装饰性的死知识，丝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知识和对待知识的态度显然是不符合新兴的市民阶级的需要的。

出于这样的教育目的，蒙田非常赞赏波斯人和斯巴达人的教育。“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到了7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14岁，就被交到4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58]“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果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59]像蒙田这样称赞波斯和斯巴达的教育而贬低雅典教育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不多见的，在整个西方教育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反映了蒙田在评价一种教育思想和体系时的独立见解。“为生活而不是为学校而受教育”是蒙田整个教育思想的核心。

第二，绅士重判断力培养，学究重知识的记忆。在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和众说纷纭的时代，蒙田非常强调一个人的判断力及其培养。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力，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对待社会，而不至于沦为各种权威、迷信和**的奴隶，避免灾难。为此，他对当时的教育精神深恶痛绝：“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里采集知识，仅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60]他明确地指出：“他受的教育，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61]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知识不应该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62]

第三，绅士重个人经验，学究重引证权威。反对权威，重视个人经验，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文化主题。蒙田也是这样。在《随笔集》中，尽管他引述和阐释了大量的古代格言警句，但是在对待这些语句及它们的作者的态度上，他基本上是持为我所用的立场的，是以古释今，以他释我，而不是像其他有些人那样，用别人的话来充当自己的话，重出处，重名气。他讽刺那些人把别人的甲胄穿在自己的身上，连手指头都不让露出来，就像相同学科的人很容易做到的那样，将古人的思想修修补补，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意图。他认为那些人想把古人的思想掩饰成自己的思想，自己产生不了有价值的东西，用别人有价值的思想来标榜自己，这首先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做法；而且极为愚蠢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用欺世盗名的方式来赢得平庸无知之辈的赞同，却在识别力强的人面前斯文扫地。

蒙田对于一些文艺复兴时期为许多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古代文化名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态度都是一种批判的态度。

第四，绅士重身心和谐，学究重身心分离。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和宗教神学的影响，人们把身体看成是灵魂的“监狱”，把摧残和折磨肉体当成是解放灵魂的条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重新唤醒了人们对肉体的关注和爱护，肯定了来自肉体的合理欲望。蒙田比这种思想更前进一步，朦胧地认识到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相互制约性，并把绅士教育的目的表述为塑造完整人。“我们造就的不是一个心灵，一个躯体，而是一个人，不应把心灵和躯体分离开来。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不应只训练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应将它们同等对待，犹如两匹马套在同一个辕杆上。”[63]

第五，绅士重理性和经验，学究重书本和习俗。学究们的知识要么来自书本，要么来自习俗，因此学究们在各种场合，包括在教育过程中重视书本和习俗是自然的，不这样做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知识霸权。但绅士们却倚重理性和经验。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让孩子的言谈闪烁着良知和道德，唯有理性作指导。教他懂得，当他发现自己的论说有误时，即使旁人尚未发现，也要公开承认，这是诚实和判断力强的表现，而诚实和判断力正是他觅求的重要品质”[64]。

以上是绅士和学究的主要区别。除此而外，蒙田还要求一个良好的贵族子弟，要有良好的礼仪和品行，要有得体的言谈衣着，要效忠国王，秉公办事，等等。总之，在蒙田看来，“作为贵族子弟，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图利（这个目的卑贱浅陋，不值得缪斯女神垂青和恩宠，再说，有没有利益，这取决于别人，与自己无关），也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装饰自己的内心；不是为了培养有学问的人，而是为了造就能干的人”[65]。这一思想后来对洛克的绅士教育论产生很大影响。

四、教育内容与方法

出于培养学生生活力、行动力和判断力的考虑，蒙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大胆突破了传统学科的限制，提出了三条主要的原则。

第一，实用性原则。教育要选择那些最有用的内容来传递。蒙田说：“假如我们把生命的从属物限制在正确而自然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通用的科学中，最优秀的部分是最不通用的，即便是通用的部分，也有些广而深的东西是无用的，最好撇之一旁，遵循苏格拉底的教导，把我们的学习界定在实用性内。”[66]

第二，必要性原则。教育要选择那些最必不可少的内容来传递。蒙田说：“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们只在十五六岁之前受教育，以后就投身行动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让他们学习必需的东西。教给学生繁难的诡辩论是错误的，应该把它从辩证法的教育中删掉，诡辩论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存。”[67]他明确反对三段论的空洞训练，反对引人诡辩的雄辩术。他认为，“雄辩术吸引我们，却有损于事物”[68]。教育内容选择的必要性原则，涉及了学生学习时间的有限性和适于传播的文化遗产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内容选择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

第三，生活性原则。教育的内容与生活的内容是彼此联系的，教育的内容不应受学科界限的限制。“任何时候都是他学习的机会，任何地方都是他学习的场所。”[69]“我们的课程仿佛是遇到什么讲什么，不分时间和地点，融于我们所有的行动中，将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就连游戏和活动，如跑步、格斗、音乐、跳舞、打猎、驭马、操练武器等，也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70]

根据这三条原则，蒙田把哲学作为学生们的主要的和基础的课程。在他看来，哲学的目的就是寻找真理、学问和信念，是教人聪明和自由的学问，因为是有用的、必要和接近生活的。“心灵装进了哲学，就会焕发健康，应该用精神的健康来促进身体的健康。心灵应让安详和快乐显露在外部，用自己的模子来塑造身体的举止，使之雍容尔雅，轻捷活泼，自信纯朴。精神健康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永远快快乐乐，就像月球上的物体，总是心神恬然。”[71]因此，不论老少，都应学习哲学。他引用贺拉斯的话说：“哲学对于富人和穷人都有用，无论是孩童还是老叟，谁忘了哲学谁就要吃苦头。”[72]他认为，只有学生们接受哲学的教育之后，才可以学习逻辑学、物理学、几何学和修辞学。因为这时，学生们的判断力已经培养起来，他们所选择的学科，很快便能融会贯通。把哲学而不是把语言学作为基础性的学科，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中间是独一无二的，充分反映了蒙田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到见解。

比起在教育内容上的论述来说，蒙田在教育方法上的论述更是丰富和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