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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1911年，宋教仁在一篇文章里判断：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国问题，在“吾国几无人齿及，盖因其与吾国政治上原无何等关系之故也”[120]。然而这位革命领袖所说的并非事实。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没有最终获得成功，当他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中国，却立即感受到自己凭借“言论”所获得的巨大影响。

1912年11月13日，梁启超从日本抵大沽，3天后来到天津，这是他15年海外流亡生涯的正式终结。阵容豪华的欢迎队伍里，不仅包括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还包括革命领袖黄兴。当月28日入京后，在随后的12天里，拜会舆论巨子梁任公成为各界时髦之举。梁启超赴会19次之多，成为京城一大奇观。[121]持续的热情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直到此时梁启超才能如此直观地感受到，流亡期间《清议报》每期数千册、《新民丛报》每期多达万余册的影响究竟何在。那些散发着启蒙思想和不同政见的报纸经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经由知识人群广为扩散，纸上之人已成为举国敬仰的对象。

早在梁归国十年前，孙宝瑄在日记里写道：“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122]梁启超对此并非没有感受，《时务报》时他不仅成为士人争先结交对象，也是包括张之洞在内高级官员的座上宾。“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123]

尽管长期反对暴力革命，更没有亲自参加，但几乎各界精英都将梁启超视为走向共和的重要功臣。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认可其思想启蒙。这一切源自他在辛亥之前的言论行动：立足报界，以政论参与中国政治，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自己的舆论势力。这也是流亡于祖国之外的异见者不多的政治参与方式，正如梁启超所说：“吾虽不敏，窃有志于是，若以言论之力，能有所贡献于万一，则吾所以报国家之恩我者，或于是乎在矣。”[124]

辛亥之前的梁启超，保守与进取常常交战于心，或“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25]，情感起伏而前后矛盾之处亦多。不过他坦然承认并称之为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原因无非是“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但梁启超认为自有百变而不离其宗者，那么这个不变之宗究竟为何？他借用同样善变的日本“豪杰”吉田松荫加以道破：“爱国者未尝变也。”[126]梁致力于塑造“新民”、构建新的现代中国。由此报刊不仅成为灌输现代政治常识的渠道，还是他与革命派辩驳的阵地。这些讨论或论战无疑都指向彼时中国最为关切的公共利益，双方政治理想和手段虽不同，却共同构成了晚清体制外的舆论“公共空间”。

欧美报馆对于政治推动的历史看起来对梁启超大有触动，他认为美国禁黑奴、英国爱尔兰自治案的通过均为报馆推动，由于高度期待，梁称“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127]。面对现政权的政治衰败，为避免暴力革命，梁启超选择承担的角色是体制外的对抗者，而非歌颂者。只有对抗才能借此督促政府改善政治。同时梁启超已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新的公民政治参与。在此过程中，主持言论的舆论精英不仅支持和引导这种抗争，也试图将政府视为舆论“教化”对象。

梁启超试图操作的是言论为中心的一种社会改良运动，这当然是对报刊舆论的自信。借用西方新闻理念和自身实践，他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推为现代文明之源，把报馆提升至独立的“第四种族”。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可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报人的早期开创人士，虽然梁非密尔主义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但绝非集体主义或权威主义者。[128]

进入民国之后的1916年8月，在一篇谈话中，梁启超称政治视野不能限于政府，在野政治家万不可少。“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不过他转向学界，此后与政治中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也许最适合梁启超的工作，仍是阐发和主持“言论”，只是那个万人共趋，手捧报刊如饮狂泉的时代，已经不复再来。

[1]《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6页。

[2]《自由书·加布尔与诸葛孔明》，《梁启超全集》，第351页。

[3]寡人专制政体下，“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喏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亦数见不鲜矣。”（《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1187页）

[4]“国家精神、国家躯体、国家意志以及发挥作用的国家组织也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生命的结构。国家精神是民族精神；国家意志是民族意志；国家躯体是国家宪法，它由不同的机关组成。人与人不同，每个国家的性质、精神和形式也不相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个性。”（Jtschl。IDeutscheStatslehrefuerGebildete。Nen，1874，S。13。转引自雷勇：《国家比喻的意义转换与现代国家形象——梁启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渊源》，《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梁启超对“国家有机体”的理解可参见《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070页）

[5]分别见《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新民丛报》，第3期，1902年3月10日。以上关于梁启超与达尔文主义的研究，参见苏中立：《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4～102页。

[6]法国学者巴斯蒂认为，《清议报》连续选载的伯伦知理《国家学》汉文本，系日本人吾妻兵治翻译自日文本，来源为伯伦知理的一个简本：《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而非伯伦知理所著《公法凡论》，前者作为通俗读物，系1874年德国青年宣传现代国家知识而作。“对梁启超这样一个急于求成的年轻记者来说，这部《国家学》，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即它是用高水平的古汉语翻译过来的”，《清议报》发表时用了《国家论》这个题目，而没有使用《国家学》。（参见〔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总的来说，梁启超对伯伦知理的理解并不全面。

[7]《新民说·论义务思想》，《梁启超全集》，第707页。

[8]《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664页。

[9]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第1册，1902年2月。

[10]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452页。

[1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98页。

[12]《自由书·维新图说》，《梁启超全集》，第368页。

[13]《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梁启超全集》，第432页。

[14]它被认为“既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宣传机关，也是他们推行变法新政开屡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84页）

[15]参见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300页。

[16]“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

[17]《郑孝胥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971页。

[18]《叶瀚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560页。

[19]《陈三立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83页。

[20]《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8页。

[21]可参见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二、三章。

[22]“同一性”是指个体将自身动力、能力、信仰和历史进行组织，纳入一个连贯一致的自我形象中。这一概念可参考埃里克森的自我发展理论。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24]梁启超感叹“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全集》，第2508～2510页）

[25]〔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