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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抗者的民族主义

作为概念，民族主义从来具有多变和暧昧特征[10]。其内核“是一种将‘民族（民族国家）’（nation）作为忠诚的一个‘焦点’（focus），并赋予民族成员共同的‘认同’（identity）与‘尊严’（dignity）的集体感情”[11]。或者“它是一种民族的自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集体意识”，要点是集体认同和对本民族的义务感。[12]

世界范围察之，民族主义勃发与近代国家兴起相随。欧洲近代国家形成之前，人们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而较少有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的区别。在成为一种国家独立的合法性依据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被广泛推广的意识形态，它在西方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现代性”所引发的去魅，即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宇宙观及基督教共同体遭到瓦解，世俗生活需要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新的共同体——nation意义上的国家，以解决现代化引发的政治、文化、心理需求。

民族主义并不与民主、革命天然发生联系，早期民族主义甚至一度依托君主专制发展。近代以降，两者日益结合，尤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中，民主革命也离不开民族革命，这里，民族革命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提”[13]。晚清中国，“异族”和“专制”统治并存，革命与民族主义由此更具内在联系。余英时认为，太平天国和康梁的维新运动，因此很难成功，而孙中山的革命派则成功地结合这两点。

就传统而言，长久的历史中居于核心的是所谓“文化中国”，很早虽开始（先秦）强调华夏夷狄之分，不过这几乎从来都是主张“文化意义”而非种族主义。“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14]。长期战争互相征服与民族融合中，一直存在一个超越民族本位之上的“文化中国”，而在此之下则由家庭承担着更具体的世俗意义上的凝聚力，两者之间很少存在一个与统一政权结合的单一民族意识形态。从支撑古典国家政权实际运行的角度看，它更多地为文化价值与伦理道德所维系，汉民族显示了更多的文化民族意义，而非“政治民族”。[15]

清政权虽经历入关后“剃发”激发的反抗，但很快完成晚明士大夫长期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加之文化控制，令刚刚萌发的民族主义逐渐淡去。三藩之乱之际，多数汉族官员事实上已站在清政府一边。[16]晚清政治的衰败和国家危机，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重新兴起，革命派使之成为重要反抗思想资源，其勃发还受到如下因素影响，如甲午战败和1900年庚子赔款后知识人群的失望，以及经由日本导入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潮，而民族主义自身概念的柔韧性，使之容易作为一种底色与各种新意识形态结合。晚清“民族主义”面貌不一，五花八门。如康有为、杨度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试图延续传统“文化中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区别、对抗西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称“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区别，别于文化”，中华之名称，“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17]。康有为则指出，满人入关后“一切礼文，悉从周、孔”，强调维持现政权而反对“排满”，提倡一种“满汉不分”的君民合治[18]，他曾倡议国名为“中华国”。梁启超虽赞成“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19]，不过却不支持种族民族主义，而是国家主义框架之下的“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20]接受国家主义后，梁努力建构一种弱化种族差异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nationalism），将“族民”推至“国民”这一政治概念。因此梁的民族主义既有对传统文化中国的继承，更是一种适应现代国家的建构，试图用现代国民和国家，超越现实中的民族矛盾和君主危机。[21]这种构想与官方相当契合，后者意识到须以国家身份整合民众和化解自身的执政危机，清廷最后十年的诸多举措显示了这种路径，如下诏废除满汉通婚的禁令、对边疆等国土确认的明确，以及1909年颁布国籍法正式确认国家成员的身份与资格等，甚至一度准备将严复作词的《巩金瓯》拟为国歌。由于满族贵族利益的强化（如“皇族内阁”）等原因，官方的国家民族主义建构未获成功。

比较起来，高扬反抗资源的民族主义，章炳麟当为典型，所鼓吹者实质上开始时为汉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承认：“今日为五族共和时代，民族观念，似在所轻。然自武昌倡义以前，所谓中国者，惟纯粹之汉族耳。”[22]经过媒体和书籍，“反满”民族主义在建构与传播上相当成功。在日留学生的同乡会刊物程度不一地受其影响，这既是对满族贵族长期压迫的历史反弹，也是革命者行动正当性之需。据统计，1902—1903年，革命派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游学译编》等涉及“排满”的宣传占总数的15%～20%，《江苏》更达30%。[23]鲁迅回忆称，东京留学生专门有人到图书馆等搜集明末遗民著作、满人残暴的内容，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输入国内，点燃复仇心理。而实际上，民族矛盾并非如此突出。[24]

民族主义和民权、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章炳麟主要政治思想。[25]尽管与孙中山主流革命派在政见上不无分歧，但他无疑是鼓吹推翻清政府最用力的人士之一。尤其是从1900年下半年到辛亥革命之间，章以国学家身份，对儒家经典有利于革命思想者大加发挥，有效地打击了康有为阵营“今文学说”的改良思想，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影响不可谓不大。

以“排满”为基础的汉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开始时的主要面貌，后者遭外界条件激发很容易转为更加激进的行动。当然，以“排满”为核心的“民族主义”革命情愫，自少年时代至辛亥革命，其中演变颇多，时有不同事件刺激，这在章炳麟不同年代的报刊言论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