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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者办报与转向革命

章炳麟[1]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年，幼年身受严格的传统学术教育，9岁至13岁随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儒家经典，1890年赴杭州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如果不是甲午爆发，这位书斋内的青年要继续待在闭关八年的怙经精舍里，继续自己的学者之路。

章氏与报业的首次接触与同乡汪康年有关。1896年年底，他致函和自己有着姻亲关系的汪康年，后者此时主持新生的《时务报》。章表达了对报纸的一些看法，委婉流露参与办报的兴趣。由此契机，汪邀请已有文名的章炳麟加盟报纸，担任“撰述”。此时主笔梁启超已请假返粤省亲，试图创办一份新的报纸《广时务报》，首次显示了游离《时务报》的迹象。[2]1年后，梁启超赴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创刊至此，1年零3个月的主笔事实上已告离职。

不顾老师俞樾反对，章炳麟1897年前往上海，成为维新政治风云中的新笔将。此时章29岁，娶妻并育有一女，来到上海谋生色彩颇浓，和炙手可热的梁启超相比，可谓籍籍无名。公众舆论甫一亮相，章炳麟发表的政论却大开大合，气象颇大，《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出自其手。前文疾呼中国如“不发愤图自强，不新制度”，“惟旧章之守”，则“虽无日本，犹蚕食于俄罗斯”[3]。后文则主张“以教卫民，以民卫国”，提出著名的“以革政换革命”口号。[4]刚走出书斋的章炳麟此时除了传统士人的改良情绪，尚无各种真正意义上的“主义”。事实上，由于带有很强的建言色彩和襄助政府面相，外交题材成为知识精英最喜欢的批判话题之一，它不仅有较大话语安全空间，也符合中国文人纵横捭阖、指点天下的古典传统。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因与康门弟子发生激烈冲突，章炳麟退出《时务报》。由于文法古奥，他在《时务报》的文章寥寥无几，报纸主要发起人之一黄遵宪虽承认其才华，但认为章的文字不适合大众阅读。返回杭州后，章炳麟在当年8月担任兴浙会机关报《经世报》总撰述，这是具有“反满”色彩的地方团体，与此后著名的“光复会”有一定渊源。这一年的晚些时候，章炳麟还分别参与创办《实学报》和《译书会公报》，不过均告匆匆结束。

新的办报机会1898年再次降临，橄榄枝由湖广总督张之洞递出。当年3月，章炳麟乘兴赶赴湖北，却很快败兴而去，只为《正学报》写了一篇发刊词，原因据信是与张之洞冲突较大，彼时后者正大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学报》设立目的，多少是为了“匡正”《时务报》不时出现的激进言论。拟任报纸主笔的章炳麟却在湖北不时流露“排满”之论，不能不让张对其敬而远之。

此后章在上海再次与汪康年合作，担任《昌言报》主笔，该报系汪康年在《时务报》改为官报后不甘出局而“新创”，只发行10期，第6期后戊戌政变爆发，章以化名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文，公开对改革牺牲者表示同情。这篇刊发于1898年10月20日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政变的影射和讥讽。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作者上了官方惩罚名单。不过此事更像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言，它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际传播而成为“事实”。消息最早来自浙江瑞安人黄绍箕，这位翰林院侍读学士告诉了孙诒让，后者迅速通告妹夫宋恕，宋转而传递给陈黻宸。经过上述浙江同乡知识精英的传播与敦促，章只好半推半就地踏上了第一次流亡之路，出走台湾。

当年12月章炳麟东渡日本治下的台湾，《台湾日日新报》在他到达的次日即宣告其加盟。该报为台湾日治时期第一大报，章炳麟到达时刚创刊半年多。[5]他的新工作是为中文版撰文，报馆的日本人对章难懂的文笔理解上不无困难，不过出于尊敬，他获得的待遇是一字不改原文照发。[6]

此时梁启超已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章炳麟不仅与康、梁修书改善关系，还不时为《清议报》撰稿，昔日恩怨大有消散之意，虽然很快证明，这只是昙花一现。昔日友人发出邀请，为他提供了新的流亡目的地。很快，由于批评清政府和日本在台殖民政策，被认为傲慢无礼的章炳麟遭到驱逐。1899年6月，他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

此时康有为力主保皇，《清议报》成为机关喉舌，对保皇立场看起来难以认同的章炳麟，首次日本之行仅逗留两个多月。不过最大的收获是首次与孙中山晤谈。回国后，他在这一年冬天参办《亚东时报》，后者为唐才常主编。与谭嗣同一起被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名在康门弟子之列，但系维新派左翼。次年康在武汉酝酿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慷慨赴死。受到波及的章炳麟不得不再次逃避，摇身变为东吴大学的一名教师，在苏州度过了约为一年的学者生涯，最后因在讲台上传播“革命”而再次受到官方关注，不得不再次逃往日本。此时，已是1902年2月。

第二次日本之行，章炳麟颇受孙中山、秦力山影响，湖南人秦力山此前任《清议报》主笔，此时已转向革命，1901年主办的《国民报》和1902年沪上创办的《大陆》月刊，皆排斥保皇支持革命。章炳麟与孙、秦等人“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7]。由于参与“支那亡国纪念二百四十二年纪念”，在会上宣读纪念词，章在革命派和留日学生中名气鹊起。

章炳麟的下一个报刊阵地就是著名的《苏报》，他的人生声望由此到达一个新高峰。1903年6月，苏报刊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支持邹容《革命军》。该文不仅大肆鼓吹革命，还公开称光绪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终令清王朝对租界庇护下的报纸忍无可忍，随之爆发著名的“苏报案”，章炳麟、邹容先后被捕，次年5月分别被判监禁三年和两年。年轻体弱的邹容不幸狱中病亡，章氏1906年释放时却是名满天下，立刻受邀前往日本主持《民报》，从该报第7期到1907年12月报纸被查封，革命派的这个机关刊物基本由其主持。

此后直到武昌起义爆发，章炳麟才回国投入政治行动，但明显游离于主流革命团体。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创刊，章出任该报社长，该报后来成为统一党、进步党机关报。[8]最初支持袁世凯的章炳麟曾接受前者2万元办报“赠款”，后因恢复帝制与袁反目，《大共和日报》1915年夏宣告停刊。此后，作为报人的章炳麟，形象逐渐淡去。

经历一番政治生涯浮沉，1918年，“章氏斩断他与政治的纽结，把余生献给纯粹的学术工作”[9]。直到1936年6月去世，他在报界作为不多，虽参与1923年的《华国月刊》和1935年的《制言》，不过均旨在整理“国故”，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章炳麟，已明显远离中国政治舞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