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第3页）

[65]“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某日，瞿入值军机。慈禧太后偶与谈及庆亲王，颇致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之语。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以告曾敬贻，初不过闲谈而已。讵曾竞告之伦敦《时报》驻北京访员马利孙。马即据以为实在消息，电告报馆发表。而驻京英使反无所闻，乃向外部询问。事为慈禧所知，甚责瞿之漏言。旋言官即起而劾瞿。所谓暗通报馆，即指《京报》；阴结外援，即指伦敦《时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2页）不过戈公振认为《京报》被封的理由是“……至宣统元年，以论杨翠喜案被封”。但另据学者考证，杨翠喜一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中，京报之三论其案，亦为是年三四月间事，而京报之被勒令查封，则为当年七月十七日”。（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41页）被封理由和时间均有所出入，因此真正查封理由更可能是泄密事件，瞿鸿禨本人因“暗通报馆”被开缺回籍。

[66]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39页。

[67]报纸分内外两编。内编设《谘告》《评论》《研究》等栏目，外编设《调查》《事案》《掌故》等栏目，报纸特色从中可见一斑。

[68]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2页。

[69]该报称“本报为事既简，需费无多，故并无筹款之事，亦决不以报之名义与人通函，特为声明”。（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3页）

[70]该报例言称：“我国固有及新出之天然品制造品，各省陈列，略见一斑。惟各处苦未尽知，兹本报定一例，如有以物品及价值函请登报者，即当送登告白，不取分文。”（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2页）

[71]《严复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279页。

[72]林白水称当时的报刊舆论附和雷同，只考虑“博人欢迎，推己销路”，而《刍言报》则“独辟蹊径，为全国报界之明灯，时对同业下其棒喝。下走尝谓世界有专制之政体，则有卢骚、孟德斯鸠以倒之……今大报可谓报界之卢孟矣”。（《林万里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166页）

[73]刘坤一对汪康年相当欣赏，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甚至称，刘曾将汪康年引荐给光绪帝，不过这种说法未得其他史料确切证实。

[74]单世联：《上下无门：汪康年的困境》，《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75]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79年，第201页。

[76]在麦孟华进入时务报馆之后，康门的其他骨干如徐勤、康广仁等也在1897年初相继来到上海。他们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甚至称康为“教皇”，最后激怒了正在时务报馆的章炳麟，后者大骂康有为是“教匪”，康门弟子遂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台湾学者殷海光认为，康有为图功太急，缺乏历史感，最大的败笔就是把维新变法这一公事，看作是皇家权力争夺的私务，更进而看作是康门的私务。（参见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77]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页。

[78]《梁鼎芬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14页。

[79]对很多新思想新事物，张之洞的态度也非后世想象的那样深恶痛绝，而是委婉和从丰富的政治经验出发的。（参见张鸣：《梦醒与嬗变》，第118～119页）

[80]如同在幕府做事的辜鸿铭当时反对译报和国人创办报纸，他痛斥介译西学的报纸和主笔为“烂报纸”和“烂主笔”，甚至认为应该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将其焚坑。这显然不是张之洞的主张。（参见《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第34页。另可参见李玉刚：《辜鸿铭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8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53页。

[8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83]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1页。

[84]张之洞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85]《缪荃荪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056～3057页。

[86]梁指责汪康年称：“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梁鼎芬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97页）

[87]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88]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61页。

[89]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777页。

[90]蔡乃煌手令要求：（一）承认前所刊登之论说实为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论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须先将文稿交彼阅看。（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42页）

[91]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42页。

[92]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4页。

[93]汪康年指出，如果政府不顾一切封杀报馆，则昭示“政府无顾虑祸难之思，无实欲振兴之意”，是“斩刈新机，歼划国脉”，如果这样“一报馆之存灭，一人之性命，实可在不足计划之列”。（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0页）

[94]“今纵观天下未有敢以都城为事者也，而偶有二一人焉，不顾一切而欲以所愤懑发为论议，贡之朝廷。语之切直，未及海内外各报十之一者，其揭发奸弊，未及实际千百分之一也。然未及二三月，已上下震怒，诬谤繁兴。……务使躬履正直之士，皆将固缄其口不敢复投足于此。”（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1页）

[95]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50页。

[96]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

[97]汪的指责迫使熊希龄匆忙来信解释：“遭得友人来函，谓公对于弟函颇生反对，以为不应立总社于上海，而以欧洲为分赞社，似疑弟有意攘窃侃叔之名。”（《声明无攘夺远东通信社社长意致汪康年函》，《熊希龄集》，第313页。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852页）

[98]按汪怡年说法，“先生自光绪二十年后，久已绝意仕进”。（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09页）

[99]转引自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100]《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