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第2页）

[29]〔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42页。

[30]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时务报乃捐款所开办，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捐最多，张以报中论说太新，频加干涉，视主笔若资本家之于雇佣；时梁启超年少气盛不能耐，翌年舍而之他，报事遂由汪康年一人主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7～158页）

[31]龙泽厚（1860—1945年），康有为弟子，清末广西临桂人，光绪优贡。为万木草堂学长，曾参加上海强学会、上海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

[32]《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页。

[33]郑孝胥（1860—1938年），近代著名政治家。清光绪八年举人，曾任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曾参与戊戌变法，后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

[34]这段历史纠纷可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35]“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二年，现既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论，改为‘昌言报’，……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昌言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

[36]张鸣：《梦醒与嬗变》，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18～119页。

[37]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182页。

[38]在一份写给“《昌言报》馆主人穰卿先生”的信里，读者称“购阅《申报》十四年，近年笔墨日下，然较之《新闻报》捕风捉影，又觉稍胜。自贵馆报出，随即购之，拜读胶论三篇，五体投地，真如博浪椎之快，侃侃忠言，端自公始，论者初未敢着以名也。政府诸公千载后必以公文而传”。（《洪国光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577页）

[39]梁启超建议可让记时务、新闻、商务等各为一张。读者则可以选择全买或分开买。（参见《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43页）

[40]《论设立时务日报之宗旨》文中称：“呜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顽固，有如吾国者乎？去年胶事亟，国事安危在呼吸，时东友某君特航海来吾国，至上海则诧曰：德居胶州，吾国上下议论若沸，而处其国者，声色如故，酬燕如故，固胶事或知之或不知，知之又下悉，又若不相关，何若是欤！”（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7页）

[41]另外在该报章程之弁言中汪康年提出创办日报的具体目标：“现在风气大开，公司局厂林列。惟办理情形，局外无从窥测，本馆拟逐细探求，以饷究心时务之人。”

[42]该报创刊的设计为四开八版，栏目包括：电报、论说、本埠新闻、外埠新闻、各国新闻、专件、答问等。

[43]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9页。

[44]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8页。

[45]“是时，日报故步自封，而申报又以先进自负，汪氏乃锐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与申报竞争，遂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页）

[46]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9页。

[47]据在比利时的外交参赞王慕陶称，“欧洲以《中外日报》及《时务报》销量最大，他报竟不见也”。（《王慕陶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27页）

[4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页。

[49]1908年6月，有人以“金陵十日记”为题投稿报社发表，揭露南京方面军警腐败，致使两江总督端方电下令时任苏松太道蔡乃煌查办。

[50]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38页。

[51]《中外日报》创办初期，正值戊戌政变发生，报业环境严峻，众多报刊遭停办，主笔遭到追查，凭借租界挂“洋旗”。

[52]1894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上使美国限禁华工、歧视华人的做法合法化。此事引发中国国内强烈抗议，上海总商会为此发起了抵制美货等运动。

[5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346页。

[54]1898年9月23日，《中外日报》刊发《读奉皇太后训政上谕恭注》一文，支持慈禧继续垂帘听政。文称皇上“恐不足以济时艰”、恳请“皇太后慈恩训政，太后亦俯念国事允如所请”。（《读奉皇太后训政上谕恭注》，《戊戌变法》，第325页）不过后来该报反对废光绪帝，号召人们“合群以正朝廷”，加入了慈禧建储引发的抗议阵营。（参见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55]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290页。

[56]梁启超评价说：“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姣姣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飙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70页）

[57]“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遑恤其它。然则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己之天职，抑亦无恶于天下欤？”（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8～119页）

[58]“所与者必以言助之，虽百訾不馁。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虽疆御不避。固将奉以始终，勿致失坠。”（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8～119页）

[59]“报馆与政府距离既近，则见闻自较确实，不致有捕风捉影之弊，而遇有应匡救应警告之事，报纸甫经刊登，易一时即闻于政府，冀可收从谏如流之效，不致有坐失时机之叹。较之设在外省之报纸，虽言之力竭声嘶，而政府仍不闻不见者，其效力实有大小之殊。”（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7页）

[60]朱淇（1858—1931年），广东人，1896年在广州创办《岭南旬报》和《岭海日报》，1901年在青岛创办《胶州报》，1904年在京创办《北京报》（后改名《北京日报》），此后曾任北京报业公会会长。

[61]“与其开民智，不如先开官智；开官智不如先开君智，其益更大。挈领而提之，则全衣皆振。故开报于济南，不如开报于京师。”（《朱淇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7页）

[62]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7页。

[63]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39页。

[64]岳升阳、林玉军：《宣南文化与北京清末民初的报刊》，《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