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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政治建言的新媒介

早期本土报人，王韬之所以特别突出，除了开创之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一套较为全面的新闻观念，而非仅仅投身实践。诸如新闻时效、报纸功能等，王韬均有自己的理解。西方报刊的考察和此前香港的中西文报刊，给了他很多示范。《循环日报》从一开始就在形态、功能上，更为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

不过在王韬的头脑里，报刊最重要的功能却是“上书”给统治者，他所希望的是政治意见抵达当权者，得到认可或采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言论与体制内的清议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改由体制外一个势小言微的民间人士发出。出人意料的是，凭借报刊表达的传播与放大，以及香港言论控制宽松所激发的勇气，王韬的言论日渐得到重视，不少意见收到“上书”之效。

这种报人角色的呈现，首先源自王韬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长期无以输送的困苦，通过自己掌握的渠道，将其大力抒发。《循环日报》的出版周期和每天一篇言论的频率，让王韬多年以来对中国政治、社会、外交问题的观察和意见，不仅得以公开表达，并且通过报纸网络和内地报刊转载等后续传播方式，进入官方视野。这无疑极大地纾解了王韬此前政治参与上的欠缺感。《循环日报》约八百余篇政论的惊人数量，可见报人胸中块垒之巨。

办报者王韬，不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秀才，还是一名朝廷通缉的“犯人”。太平天国覆灭后他一直致力于否认、洗刷自己的罪名，通过报刊“上书”，以积极、建设的姿态为朝廷出谋划策，显然也有助于这一目标。

王韬的一生，不能不说存在一个“清白”情结。一方面，因“上书”太平军遭朝廷通缉，此后他一直否认此事，按照他的说法，流亡香港只是所谓“奉母避乱，侦贼遭谗”[16]；另一方面，长期与西方人士合作却诋毁基督教，人们注意到，他将给理雅各等人信件所称的“牧师”，在出版时改写为“君”，并对自己受洗之事绝口不提。为了矫正行动与思想上的“背叛”感，王韬不断寻找正当理由或给予“再造”，而这种“清白”的诉说对象，当然是正统朝廷。通过报刊虽可不断获取新的社会影响，但王韬更在乎将之转化为正统血脉，通过“上书”的姿态和发出各种“建言”，不失为一种方法。《循环日报》刊发的兴办铁路、造船、纺织，以及裁撤冗吏，改革用人制度等文，无不带有为君分忧的“区区微忱之心”[17]。如此姿态，是办报之初的真实心理。

儒家思想之于王韬本并不弱，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为自己无子嗣感到悲哀，觉得自己有失孝道。[18]虽然长期被排除于体制之外，正统价值观长期遭到压抑，却一直存在。生活在远离朝廷的香港，外人统治和大量西方文化的对接，反倒激发了这种意识，正如晚些时候大量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激发民族主义。此前，香港的《抒刺报》以及《香港船头货价纸》，在一定程度上扮演香港当局中文版“官报”角色，当局公布的“宪示”经常见于该报。[19]在殖民地问题、英法联军出兵中国等直接关系英国利益问题上，上述报刊完全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比较之下，王韬的言论则突出中国立场，对西方舆论的批判和反击，成为他办报的一大诉求。

王韬内心的正统意识，可从报纸体例略见一二。“京报全录”或“京报选录”被置于报纸首栏，各栏目次序格局也与创办者的“尊王”“忠君”不无呼应。在“京报选录”之后，紧接着安排“羊城新闻”，再之后才是包括香港及内地地区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这一排列顺序，“大体反映的正是由朝廷到地方的次序”，“羊城”和香港之间，先“羊城”后香港，同样“代表清政府执政的广东地方当局的意蕴”[20]。这种版面语言与构想，大体符合中央到地方的正统格局。

英人治下的香港给了办报较大空间，不过王韬身在南国，心在北方。自称“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闽，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21]。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乃是士大夫意识，所谓“忠君爱国之念，未尝一刻忘也”。通过报刊的“上书”，虽形式新颖，却与中国古代士儒的传统一脉相承。[22]

如果说这种情结与内地人士有所不同，那就是自殖民地治下更为突出的“本土”意识。香港作为战败割地的产物，不可能不刺激王韬的家国情怀。他办报宣称的“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23]，言语间流露明显的中外之别和民族情绪。即使大量接触基督教思想，他仍坚持用儒家的思维“化解”基督教世界。直到19世纪80年代，他将一批从未刊登过的文章结为《弢园文录外编》出版，王韬在第一篇《原道》中比附说，“耶稣教则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则近乎佛教者也”[24]。

意见闻达上听，王韬的报刊诉求非清谈自矜，而带有强烈的自强要求，希望官方能够采其建言。在他看来，承载富强之道，是西方报刊兴起风行的原因所在。“日报之行于泰西诸国”，在于新闻纸“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所谓“凡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25]。

就危机意识而言，他无疑属于当时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之一。《循环日报》第二号论说“富强要策”，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上下沟通和中外沟通。新式报纸在王韬看来，本质上是一种富强之术：可以开风气、通洋务，并使新的见识不限于洋务派官员与士人，而是传播于社会。该报将改善政治的首要问题，归因为上下相隔和民情不达：“夫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奎于上闻”[26]，因此自强首先应该解决这个问题。[27]

立足于体制之外，王韬的自强路径却仍是传统精英式的，如他所撰《重民》，一个“重”字可观其主体在君的施与放，强调的仍是治民、用民，可谓典型的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正因如此，采用报刊式“上书”，尽管提出了君民共治，但意见和建议最后却仍以被采纳为目标。虽然看到民众话语的兴起，王韬却轻视其力量。虽承认“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蠭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却坚持认为中西政治治理的区别在于：“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28]因此王韬办报并没有启动或将民众作为最大后援，其议论虽常为官方注意，却没有完成更大的舆论生成机制，更多的是个人议论通过报刊的表达和放大。就《循环日报》发行规模和内容旨趣来说，也无法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地联为一体。

通过报刊获得话语权，王韬所主要兴奋者，是这一渠道可将意见抵达上层，并以此获得影响。

与体制内精英相比，王韬的报刊“上书”，优势或底气何在？答案在于后者对西方文化、政治的熟悉，并将之发挥于诸多改革思路之中。此时的中国，西方已渐成全面效仿对象，包括洋务派官员在内，并非只知技术而对其背后的制度驱动毫无体察，只是由于官僚阶层整体的危机感此时尚小，保守势力仍拥有较大话语权，缺乏足够的政改土壤。[29]

远在香港的王韬则顾忌较少，他体察技术之变而后“道”必将改变：“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无不变”，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机会而非威胁。欧洲之旅（1867—1869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欧洲考察行动之一，王韬可谓当时少见的对西学和西方世界均有深刻体悟之人，具有罕见的世界视野，被同时代的日本思想家中正直称为“中国最早具有国际观感的文人”，他的报刊言论可谓卓有见识。对此他曾不无自得地说：“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昔日为西方人工作的自愧、自卑至此变成一种自得，成为他“上书”言论的政治资本，而他在香港强调中国利益的姿态，对《循环日报》的政论进入官方视野，也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