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式报刊 接触与模仿（第1页）

二、新式报刊：接触与模仿

“一入黄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9]这是王韬第一次进入上海，所见西方人带来的新气象，这个大都市因后者的到来大异于苏州。他似乎只能用“异”和“峥嵘”这样的词来冷眼旁观，陌生而隔离的外来者，此时还是一个地道的儒家士人。

不过，随后对西学的接触，却一开始就直抵“根本”。王韬首先接触的是《圣经》，这一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当然他并不喜欢宗教色彩的工作，墨海书局开始时纯属谋生，年轻的秀才为此感到不安。为了寻求心理平衡，王韬喜欢将“西圣”与东方儒家圣人结合，充满儒家味道的翻译在1890年的传教大会上遭到一些人批评，不过他的勤奋和才华还是得到了西人认可。无论是否喜欢，王韬对西学耳濡目染：除了花费6年时间研究翻译《圣经》，墨海书局的工作则长达13年。作为结果，他对洋人和他们的西方文化有了深入体察。

一般认为，王韬加入了基督教，不过主要迫于生计而非信仰，毕竟这对他工作的稳定和收入颇有影响，他对西方宗教并无多少好感。在个人书信和日记中，王韬对基督教的反感甚至诋毁多有体现。此外，王韬并不在乎甚至回避宗教翻译上的成就，虽然他参与翻译的《圣经》此后成为经典[10]，多年流传。他更喜欢示人的，倒是自己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作为所谓“秉笔华士”，王韬与他的中外伙伴们如李善兰、韦烈亚力等人在超过十年的翻译中，向中国输入了开创性的力学、光学、天文学等书籍。和那个时代所有怀有忧患意识的传统士人一样，王韬对西方技器抱有兴趣，尤其上海的印刷机器给他很大震撼。墨海书馆的活字板机器印书，是这位日后著名报人初次接触新式出版，那给了他深刻的第一印象：“余特往访之，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这种震撼在逗留欧洲的一年里得到加深，影响了他此后的报人生涯。

1860年至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50年，其中发生的诸多事件，可以视为清王朝试图挽救其衰亡命运的最后努力。三个重要的历史思潮或运动成为其中的主要脉络，即洋务运动（1860—1895年）、维新运动（1895—1898年）和立宪运动（1905—1911年）。[11]那是一段新旧思想杂陈、中西文化碰撞的岁月，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动**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东方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12]。中国精英阶层对此虽然反应不一，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都继承了基本的道德目标和儒学传统的抱负。他们从‘西学’所接受的东西，仅仅是给实现这些道德目标和传统抱负提供了新的技术和体制上的方法而已”[13]。与宗教、文化的抵触不同，西方器物得到普遍重视，这首先从接触西方世界的部分官员与士人开始。后者忧患意识明显，逐渐意识到对手已非华夷之辨下的落后蛮族，这一点与顽固的保守派有着根本分野。李鸿章所谓数千年之变局的观察，显示洋务派的眼光亦非短浅。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认为西方的到来也给予中国新的机会，因为后者更加看重的是开放的商业，所诉求的是试图将中国纳入新的世界体系，从而获得巨大收益。尽管这一体系对中国而言，不无突然和强迫。但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均提出商战或商业竞争的观念，认为向西方学习和以此为契机振兴国家，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比较之下，非官员身份的洋务派幕僚和口岸知识分子，走得更远一点，他们对西方模仿学习和改革的倡议日趋全面，而非限于经济与技术。比如，关于统治者与民众的沟通问题，已开始涉及政治制度。郑观应、冯桂芬等人从西方与中国传统汲取资源，分别提出了开始办报馆、“复陈诗”等改革建议，只是器物之外的改革创想此时无法得到官方重视，甚至很难进入高层视野。直到19世纪90年代，冯桂芬著名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才得到真正重视。官方改革意识总体上滞后，当权者的危机感似乎每一次都需要血淋淋的现实方可激发。

早期报刊活动规模虽小，不过得以开展起来，其中很大的正当性来自洋务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延展：报刊可以开风气、习新知以及襄助国家反击西方舆论。对王韬来说，之所以能在此领域走向实践，而非郑观应等人的纸上构想，除了民间身份和流亡香港的新空间，很大原因在于他对西方（包括新式报刊）理解的加深。

19世纪50年代，王韬对西方人士持负面评价，日后成行欧洲，则惊叹地改为“人知逊让，心多意诚”。给理雅各送行的一篇文章里，他赞美其“谦冲和蔼之气浸**大宅间”，“爱育人才，培养士类”[14]。经过十几年的接触和欧洲见闻，王韬已对器物之外更加全面的“西方”给予认可，他的工作令其有机会加快学习步伐，而王韬感兴趣的两个重要事物就是议会和报馆，共同点都关涉如何克服传统政治中的上下沟通和参与。

早在墨海书局期间，王韬已参与伟列亚力承办的《六合丛谈》编辑工作，可谓最早接触西方在华办报的一批人。只是此时的他仍陷于谋生的泥沼之中，对办报并无多少兴趣，只是其中一个小配角。《六合丛谈》影响有限，不大可能激发他对报刊“能量”的了解。不过1857年出版的这份刊物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报刊之一，更重要的是较之传统传教士宗教刊物，《六合丛谈》“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初具新闻杂志面貌。王韬第一次与新式报刊的接触只有一年多，他对报纸的真正兴趣则在远遁香港之后，更激发于欧洲之行。由于翻译《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在内的中国十三经，王韬被认为是一名博学的学者，甚至成为西人眼中学贯中西的“华夏第一学者”，这促成了他的一次欧洲之旅。1867年12月15日至1870年3月，长达两年多的欧洲生活，让王韬眼界大开，此行不仅包括参观电报局、议院、大英博物馆，还到牛津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旅行回来，他从此开始自己的报人生涯。

欧洲日报的发达和报刊社会影响力给他留下很深影响，游历英、法等国，王韬的观感是，这里的报人不仅地位高，并且可以参与甚至左右政治，即“得持清议”，可以“于朝纲国政颇得参加微权”，国家政治精英在重大问题上需参考报人意见，“宰臣与主笔之士闭门密议而后定”，这与他此前在国内的印象大不一样。同样重要的是，这符合传统儒家政治理想，报刊在王韬看来之所以有此能力，在于它可代表民意，而官方不能“拂于民情”[15]。

这当然有王韬想象的一面，不过彼时欧洲新闻业较之中国大为发达，加之市民社会的存在和新兴资产阶层启蒙批判意识崛起，确已形成了一种舆论力量，左右政局的能力自非萌芽阶段的中国新闻业能比。这给王韬巨大启发，欧洲回来后的他已成为一个西方的全面学习者，并自办报纸。这种选择，除了有望实现政治意见的抒发，也由王韬当时的文化、社会资源能力所决定。事实上，当他1870年从欧洲回港，几乎无事可做，而此前恰好已参与其他报纸，对印刷、内容有更多了解，加之他参与出版的《普法战纪》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均激发他投身出版的意愿。他选择的不是更加传统的书籍出版，而是瞄准更加新颖的新闻纸，他将其命名为：《循环日报》。

西学的了解和翻译工作，令王韬虽不闻名于国内，在西人控制下的香港却颇得声望。这可以让他在整合资源方面有所发挥，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能力已经初备。此时经济物质实力也有所积累，特别是1873年初组建了一个印刷出版机构——中华印务总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循环日报》可视为此机构的产物，此时王韬既是报纸主持者，也是中华印务总局的合伙人，这是昔日的狼狈逃亡者所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