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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满言论的生成

（一）动因与条件：批判如何可能

古代士人议论，政治性突出，喜“言治乱”“议政事”或“论国事”。而政府对百姓的所谓惠民责任，被认为是一种隐形的鼓励民众抗议的政治文化。[1]不过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社会抗议”，或是“以暴易暴”，如农民起义之诉求财富和社会身份，以及较为自觉形态的“替天行道”革命哲学[2]，或是知识精英道德自觉式“抗议”，局限于体制之内。当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体制内言论越过传统政治体系，气质不再是建言、上书的请求，而是构建舆论势力以促成政治参与，日益难以为官方控制。言论场域的这种转变深刻而影响深远，它给了言论主体史无前例的空间，论说内容也随之从建言、“上书”逐渐转变为旁观的批判、抗议。

上述变化的发生，重要动因在于报刊得以立足于体制之外，“站在社会的立场对政治发表意见，其本质即是批评的，因为不是批评的，便让政府去做好了，何必发表意见”[3]。报人与官方体系的脱序一旦展开，批评势必难以遏制。传统士人向知识分子转换，后者的社会职能正在于“批判”。如熊彼特对近代知识分子所定义的那样：“知识分子集团不能不吹毛求疵，因为它以批评为生，它的整个地位依赖螫人的批评；对人的批评和对当前事务的批评，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形势中，将注定成为对阶级和制度的批评。”[4]

批判也是媒体监督的重要体现，它是现代媒体的核心功能之一。不仅如此，监督者或批评者的角色与中国士人的传统角色一脉相承。抗争的传统内涵在于：“天理公共意识从天道性命的本体层面立定公共性，本身蕴涵了高度的规范理想性，面对现实的政治法度很自然生成批判和抗议的精神。”[5]可以说，士人转型而来的知识精英本来就背负着忧患和批判意识，只是新工具的出现（报刊），让所谓道统对抗政统的局面为之改变，立场从体制内转向社会，并汲取了大量西方政治和媒体自由观念以为新的后援。正如金耀基所言，“如果在政治之外，尚有抗衡政治之凭藉，则他的批评的自由将更大”[6]。此后报人所展开的论说和讨论，气质大异往昔。“这些制度媒介，不论透过传统儒家‘公’的观念或是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观念，都是以理性的讨论来表达批判意识。”[7]

将文字、传播和观念合为一体的报刊业，对过渡时代的知识精英的吸引还在于这种表达，开始时比附于上书和传统清议，使之获得“安全空间”，由此成为晚清政治讨论、抗争中为数不多的有效“文化资源库”。一个威权国家中，“采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抗争方式也有它的现实好处”，毕竟“这种方式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使得政府一下子难以找到镇压的借口”[8]。报纸的批判可以上溯到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那被认为是“在实践层面首次诠释了报刊传媒的批判功能”[9]。

如此转变需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经济生活上的自立，社会地位的评价、赋予从国家转向社会。唯其如此，报人对国家依附的脱离才有可能。毫无疑问，传统精英的社会地位一般由国家赋予，其生成机制以官方举办的科举为主，捐纳获取功名等辅助手段也由国家灵活加以设置。知识与行政职务的合一，令传统的学者型官员将经济收入与国家职务或功名特权紧密关联，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实际生活上，都难以摆脱对体制的依附。无法展开独立批判，可谓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传统中的一个痼疾。近代城市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崛起，催生了诸多机会。报刊业不仅作为文化思想组织存在，亦可视为近代新兴产业的一种，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谈到，“就报界自身言，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针”。通过报馆经营和社会运营（赞助等），报人虽难以攫取巨大财富，却可通过文字及衍生的收益获得栖身之所。在社会地位方面，由于传统赋予者“国家”的衰败，以及赋予机制（科举制）的改变和瓦解[10]，19世纪中后期的知识精英，已通过国家之外的各种资源获取力量。依托报刊的舆论生产，成为知识精英构建社会地位的新来源。在此转变中，传统士人千百年来所遭受的言论压抑喷薄而出，一时报界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究其要害，“当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知识分子眼中越来越弱化甚至消失时，报刊的政论就倾向批判而不是建言。”[11]

对于报刊的批判，哈贝马斯称，“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评功能”，认为“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取得永久的合法地方之前，政治报纸的出现和生存，就和争取公共舆论的自由空间的斗争”[12]。就西方历史而言，其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获得政治解放的诸多功能。中国的历史情境，由于缺乏西方传统的市民阶层和文学公共空间，因此更加“直接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等政治主题”[13]相联系。所以公共空间从一开始就更具政治化，报人是其中最积极的人群之一，只是中国近代媒体精英很少承担职业媒体人角色，而作为批判的媒体角色却得到过度发挥。

（二）从外交到日常生活：“抗议”的传播

从发生学看，社会变迁常伴随社会抗议，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国家权力扩张，向民间、基层社会不断渗透和汲取资源，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凸显。庚子事变后，各地财政困难，尤其是1903年后，各种政治抗争明显增多，这与新政激发大量社会矛盾、中央对地方的介入加大密切相关。此时，经过甲午、庚子之变后的政府权威大为降低。“清政府在庚子以后，已经基本散失了统治的合法性。”[14]社会诸阶层试图通过抗争，与正在进行“集权”的国家统治者博弈。由于这段历史处于政治转型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非常容易被政治化或激化。

传统的体制内“批评”与近代政治概念的“抗议”显然不同，虽然在对象和涉及话题上，他们更多持负面评价，但就思想资源看，中西双方的“言论自由”来路不同。西方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基本人权的认定，一定程度上为自由主义的伴生品，而儒家政治思想资源中虽“亦无不以强制舆论为大戒”，但“这是出于统治者道德的自制，出于道德对人性的尊重”[15]。可以说直到甲午时期的“公车上书”，仍是一种古典批评，此后的报刊批判、国会请愿运动等则带有很大的现代政治抗议色彩。报刊言论抗议既是一种社会表达，也是“社会自由”的体现，毕竟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主要面对国家展开。这种“抗议”为古代社会所无，破坏力和士人清议不可同日而语。

言论批判固然可视为传统抗议精神的发展，本质上却大异于古典。后者具有恳求色彩，并对恳求结果加以服从，前者则带着一种现代政治下的“公民不服从”气质。西方政治中的“公民不服从”是“指任何的一种对既定政府当局实施的某项法律政策公开违抗的行为或过程”[16]。这种不服从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正义概念与公共善[17]，罗尔斯认为，“公民的不服从”适用于具有民主政治形态。“作为一种诉诸多数的正义感的呼吁形式，其力量有赖于把社会看作一种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自愿合作的体系的民主观念”，而在一个君权被视为神授的社会，“臣民就只有恳求的权利，他们只可以申诉自己的理由，而如果君主拒绝他们的恳求的话，他们只能服从”[18]。报刊言论，可视为一种诉诸多数（舆论）的呼吁形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已不满足于只能“服从”的结局。无论是明知“非法”的拒不执行（如对报律），还是直接走向革命鼓吹甚至行动，都带有现代政治抗争气质，而非传统臣民式的请求与建言。当批评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抗议更加明显。

当然，“抗议”首先是作为“分析语言”来描述言论性质的。就语词本身的使用来说，语义上的转变则相对滞后。在晚清多数时候，“抗议”一词如其古典含义，主要意为“议论”。无论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还是梁启超的“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庭之抗议”[19]，都是如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抗议”的古典含义中一直存在以下议上或自下抵上之意，如《〈校邠庐抗议〉自序》中称，“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

进入20世纪初，“抗议”开始有明确反对的意思。与早期权利意识自国际公法下的“国家权利”开始相似，“抗议”作为一种合法的反对，也从外交领域开始，从一开始就披上现代政治文明的外貌。在外交领域，抗议主要用以排除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默认或同意的推定，因此需对他国行为或正要做出的行为在需要时明确给予不同意或反对的意思表示。例如，《清议报》1901年的《英国抗议》[20]，《新民丛报》1902年的《德官抗议》[21]，《申报》1904年的《俄人抗议》[22]等。如果说早期“抗议”的语义尚有不同意见争论之意，1904—1905年之后，“抗议”的“反对”含义则得到明确和强化，如《申报》的一则报道称，在俄国拟派前驻朝鲜俄使柏勃罗夫为新任驻华大使后，“中政府电令出使大臣胡惟德向俄外部抗议谓中国不愿接受”，诉求是让“俄外部收回成议”[23]，而改任璞科第[24]。这项反对后来取得了成功。再如1905年中国政府就日俄两国撤兵满洲“过于延缓”，“又因两国留兵防守铁道”，“提出抗议反对此事”[25]。不仅明确表示反对，且主体从此前的西方国家之间转向中国。这可从中国外交体系与国际接轨得到解释。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张之洞等开明官员大力呼吁外交人才专业化，饱受外交失败的最高当局不仅在1901年将总理衙门变革为外交部（位列各部之首），此后几年内中国还将驻外使馆人员定为实缺，使之成为正式外交官使领馆员。一批专门化人才得到重视，由于外交的专业化依赖外交知识体系的西方化和现代化，熟悉西方政治、文化的出身于广方言馆、同文馆的新式知识精英走上主要岗位。[26]他们迅速进入了国际外交语言体系。

作为抗争和反对意思的“抗议”，主体无法被一直固化在国家之间，随后逐步涉及一般社会群体和民众，中国外交部在一次答复美国公使对抵制美货的禁阻要求中，使用“华商之抗议”“绅商之抗议”等。[27]这显然非传统意义上的“议论”之议。

近代以降，一些政治概念被更多或首先使用于外交和上层政治中，并非罕见。比如，秦晖注意到，“平等”一词“在外交方面使用得最为频繁”[28]。从外交体系延伸而来的“抗议”，很快频繁出现在报刊报道中。开始时受到外交辞令和西方报刊的影响，毕竟很多报道转自《字林西报》和西方通讯社，但不久便延伸到中国报刊之上，描述对象也从国际覆盖到国内事件。约1905年之后，本土报刊上群体或个人针对官方的“抗议”报道明显增多，如“鄂督自借英款为众抗议后，专候湘粤绅士来鄂商定，所有各国招揽借款一概搁置不议”[29]，“湖北官派留德学生宾步程起而抗议”[30]。这些报道用“抗议”描述各种反对和抗争，有意无意之中进行“命名”和价值赋予，即使一些事件当事人并无明确的政治“抗议”意识。[31]

通过大量使用“抗议”来描述事件与人物行动，使之合法化、日常化。报人们不仅大力传播这种新“手法”，且通过示范、暗示以及指认，将之迅速逸出外交框架，运用于社会事件和民众行动之中。在此过程中，“抗议”的内涵从传统意义上的“议论”转向现代政治“抗争”意义上的“抗议”，由此对公众构成了一种政治启蒙和隐形赋权，报人自身也成为最具有“抗议”精神的人群之一。

晚清社会变迁中呈现出的“抗议”，特点之一正是言论抗议或以言论为先导，新式报刊成为释放、放大的渠道。从表现手法上看，报纸抗议除了“开天窗”等形式，文本上大量使用讽刺（包括谩话）手法。此外，隐喻甚至侮辱性话语的使用，也充分说明了这种言论后果并不指向官方的肯定与解决，在很多时候只是表达不满和呈现反对姿态。

阿伦特对“公民反抗”和“良心反抗”的描述，对区别报人言论抗议与传统清议颇有启发。“公民反抗”以一种集体、公开的方式挑战政治权威，而“良心反抗”更多基于个人的内心信仰、信念。传统清议无疑更加私人化，与内心的道德信念密切相关。近代报刊的言论抗议，归依者则是所谓“多数意见”，而非道德良心，目标指向为公共事务的改善，而非个人道德的自足和谴责。由于报刊内容的高度相似性（如关注政治改革）和连续性，造成了报刊言论在公开、集体性方面具备现代政治抗争特征。

社会抗议活动在传统中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阀门，经常巩固政治制度，而非相反。“抗议”仍可视为在体制之内“反向建议”，抗议不成才会走向疏离和消极退隐。[32]

不过很多晚清报人却走得很远，已非“忠诚的反对”，在革命鼓吹助推下，日渐激进，走出传统政治可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