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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清议的困境

“议”在古代中国本身含有批评、批判之意。清议是一种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政治议论是其最重要部分。作为体制内不同政见的表达，清议常被视为一种古典“舆论”，为古代政治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所承认，并由御史和言官两大系统支持，后者为清议的存在提供了相对正规的空间。但清议的存在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意见的沟通与伸张，它虽部分体现了理想中的公共精神，却难以突破自身瓶颈。

首先，这基本是一种体制内言论。古代士人的议论传统，可追溯到齐国的稷下学宫，养贤之风的制度化可视为清议的渊源之一。[22]清议主体由士人构成，虽然带有边缘挑战中心的色彩，经常来自权力核心之外人士，但基本限于官僚体制之内，“民间”色彩相当淡薄。地区清议主持者经常是各种官员[23]，背后不无地方、群体利益，即使来自学校或书院，后者作为候补官员的士人，本质上属于体制内精英。从历史实践看，无论清议指认自身代表何种群体，传播和影响范围多局限在士大夫圈子，官方正式制度之外的所谓民间势力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所决定，即知识精英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无法摆脱对政权的依附，后者通过科举制吸附了社会精英，并给予社会地位确认。就儒家精英而言，他们可以考量民众言论“可以达到何种层次和幅度”，但“不是把民众引入实质的政治审议和决断过程。在这方面，核心力量仍然是士大夫代表的精英群体”[24]。

其次，正如李剑农所言，“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25]。清议的思想资源为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诉求为“合道德性”。传统官僚的责任意识，形成于“领袖魅力意识和监察伦理的结合”，道德自主的内在意识和超越力量，与学者们充任“君子”角色时一向要求的政治上的领袖魅力相关联。[26]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上，最得势的当然是政治道德论，儒家思想根本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长”[27]。

具体来说，儒家思想中的重名思想、重道轻势的道势观以及君子小人之辨，是清议的主要推动力量。[28]其评价方式是道德式的，这种道德无法超越儒家伦理，即使偶有所谓“异端”，也是在此基础上的调整和校正，如李卓吾等人之偏激，也未能与近世新儒学的传统断裂。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传统中虽有孟子“民本”和无道“革命”的脉络，但一则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彰显，更多的反倒是加强王权思想的制度在实际中得以发挥；二则“民本”与近代民主观念也非同日而语，后者是个体权利基础之上的政治运作结果，儒家的“民本”之“民”则主要是一种君主仁政下的“施”“放”对象。至于著名的“民为贵”之说，更合理的解释是一种政治道德化思维，一种从上而下的“关心”，却无改变民众地位的意思和能力。“传统中的思想家压根儿未曾想到国家的秩序可以来自人民的自治。左派王学与黄宗羲的思想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了帝王专制的痛苦，黄宗羲并曾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但在实质层面他们并未突破传统政治思想的架构。”[29]“天命”虽经由民意而显，但并不传入民众手中，后者仍需被君王统治。革命改朝换代也只是转入下一位符合天意的君王手中，这与近代民主远非一回事。民主政治中享有的权利乃是政治运作的自然结果，来自主体上的积极作为，并以国家主权源于、属于人民为基础。

再次，清议的结果依赖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和主观评估。从东汉的皇帝秘书处——内廷尚书替代外廷总持政务开始，“文官系列不再独立。从此之后，中国两千年来，不再出现真正有独立性的文官体系足以抗衡皇权”[30]。居于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纲常以“忠君”为核心。在现实中，传统王权制度下“人的效忠必然是层级而向心的”[31]。讽谏的结果，依赖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自觉和主观政治评估，缺乏制度约束，也没有提供言论自由的制度保障，甚至人身安全都不能确保。儒家思想虽然试图制约王权，但历史证明效果甚微。搬出“天谴论”等说法的董仲舒等人，也制约不了帝王，因为“专制政治的自身，只能为专制而专制，必彻底否定他由天的哲学所表现的理想”[32]。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皇权下，“成为了政治权威的一部分，陷入了进也不是，退亦不是的死谷”[33]。

在国家和家庭之间，中国素来缺乏社会、民族观念，没有“社会”作为外在的相对独立场域作为依托，由此中国的各种变化实际上基本在“传统之内”。徐复观认为，“若大多数人缺乏个体权利的政治自觉，以形成政治的主体性，则统治者因感不到客观上有政治主体的存在于限制，将于不识不知之中，幻想自己即是政治的主体（如朕即国家之类）”，中国历史上“缺少个体自觉的这一阶段，缺少客观的限定的力量”[34]。汉后儒学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尤其强调“忠孝”合一的政治伦理，尊君抑臣的等级秩序深入人心。三纲五常里，核心是君权和父权[35]。从现实利益看，知识精英学而优则仕，首先是体制内受益者，让他们挑战作为“恩主”的君主，无疑存在心理障碍。可以说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最不缺乏忠诚的故事，这种政治伦理通过官方修史被一再放大。倒是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有反对结社和“邪说”的传统，如作为司寇的孔子杀大夫少正卯，“乱政”罪状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36]。此外，早期提倡庶人议政的邓析，也为当政者不容而遭到杀害。

总之，儒家的“从道不从君”无法超越政教合一的“圣王”观念。进入20世纪，《中外日报》对清议的批判仍称得上直中要害：“专制之国，清议又最无权者也，皇帝所是，天下谁敢非之，皇帝所非，天下谁敢是之。”[37]正因如此，近代民权观念开始时不得不以接济君权的面貌出现。

最后，清议难以转化为合法的社会性公开表达。较之个人，士人结社是超越个体而施加集体影响的一种尝试，不过难以达成合法的群体异议向官方施压。中国士人虽有结社传统，但由于朋党政治的阴影，多遭打击。明末复社、几社等以议政著称，东林党人走得更远，他们在朝政衰败的情况下提出朝政更多向外开放，将政治决策、审议公开化，一度短暂出现了岛田虔次所说的，明代自由讲学风气开辟了当时体制外的公共空间[38]。然而，重构新型政治社会关系的尝试没有得到延续。清政权入主中原后长期推行高压民族政策和严厉的言论管制，文字狱从清王朝早期到中期连绵不绝，结社更是被严格禁止。“法术”治理下的清代，言事、结社和刊刻文字甚至一度作为禁令被刻写在县学明伦堂的石碑上，民间公开发言的空间达到历史最低。

直到甲午战败，各种维新变革社团在危亡背景下才得以萌生，即便如此，还一再强调救国目的，努力与历史上的结社政治划清界限。例如，中国公会章程第一条就是与朋党、党会划清界限，强调“为使衰弱之中国渐渐振起。兹故不避嫌疑，特立斯会”[39]。而《强学报》被查封的指控之一就是结交大臣，这皆是长期的历史高压使然。

19世纪90年代登场的办报者更多地以报刊参与政治，当然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体制内议论已无法满足改良政治的急迫需求。事实上，此前的洋务派已悄然使用利害、事功来转换清议的义理和道德说辞，不过直到康有为领导的那次公车上书[40]，显示体制内建言仍是传统士人的主要表达手段。此后，张之洞这样的开明官员仍将希望寄予体制内渠道的改善，试图将清议继续放置于传统政治框架之内发展。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他强调“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41]。可惜事实证明，这些设想都已经很难奏效。

由于清议将政治问题考量的立场立于统治阶层，“所以千言万语，总不出于君道、臣道、士大夫出处之道”[42]。提倡近代报馆的郑观应对此有清醒认识：“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43]此外，清议、公论在历史上一直面临与民众的断裂。狄百瑞将那些抗议的儒家模范与西方“先知”加以比较，认为“儒家学者缺乏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公民所提供的有组织的支持，或者缺乏由舆论工具提供的有组织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单枪匹马”面对统治者，“独自应对帝国官僚体系的复杂、僵化或派系内讧。他们越是有良知，就越容易成为烈士，或者更多的时候成为政治空想家”[44]。

鸦片战争之后，虽有士人议论扩大化的倾向，效果却相当有限。代表人物如魏源，通过对《诗经》等古典文学的研究诠释，突出了“正确政策的产生来自于讨论”，而不是来自“由上而下的某种单一源泉”[45]。希望将政治参与范围扩大到非官场文人精英，即所谓“文人中流”，但这一范围非常有限，他的广泛参政不包括所谓生员这样的“下士”，更非百姓，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方式。魏源扩大政治参与的意图是通过意见竞争，帮助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总体上，在19世纪鸦片战争和其他几次危机中虽出现了新的不同意见或者说清议，不过却没有表达独立意见的制度基础。

败于日本的极大刺激和对自强运动后军事、外交的失望，甲午后士人政治参与心态大有不同，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希望直接参与政治推动改革，很多人为此走出书斋或脱离幕府走向社会。军事、外交惨败令“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改革也非昔日的点滴程度可以满足，而是认为“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46]。在此背景下，包括康有为在内的知识精英，彼时都不可谓不激进，呼吁更加激烈的改革一时成为知识精英的所谓“佥知”和共识。公车上书，一呼千应。不过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内所称，公车上书的内容“言甚激烈，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改革要求很难在体制内官僚系统或幕僚框架之内传播和扩展。因此，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康有为等人“走出‘文人中流’的圈子，而通过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已成为激进宣传活动中心的各种学会，实现对于广大文化精英人士的动员”，参与公车上书者虽为各省参加过乡试的文人，“但他们的出版物却接触到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他们行动隐含的信息是“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仅仅应该由文人们来考虑的问题”[47]。

钱穆所说的“以舆论众意为治法”[48]而不能，以及狄百瑞所称儒家缺乏舆论工具的困境，如此终于随着新式报刊这种体制外表达的崛起获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