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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与古代“民意”表达

传统中国，天心、民意是“统治”最为核心的正当资源。长期以来，王朝的兴衰更替以宇宙论作为基础，直至近代，莫不如此。一方面，在农业民族早期，掌握天象规律进而展开“敬授民时”，“往往成为最原始的权力的来源”[1]。早期天命观念可视为对统治者政治正当性的宗教性叙述。另一方面，“天”对具体统治者的超越，一直构成儒家的道德来源。直到近代引入“天赋人权”等西方民主观念，开始时仍被中国精英投以天命或天理视角。

尽管天命、天理、天道构成了传统政治的正当性源头，但在实践中除了观察天象、占卜之术，很难界定天心、天命的指向或转变，所谓天心难测、天命无常，或梁启超所谓“以天为限，而天不言”[2]。因此，这一问题很早便与人世间的“民”结合，以期得到解决。《周易》描述商代崛起，已使用“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说。[3]“民”“百姓”在《殷本纪》中出现频率颇高。[4]司马迁用“得失民心”来为这次改朝换代寻求正当解释。“君权神授”的概念并非始于商汤，不过“革命”权力来自“神授”始于商汤。汤在誓师大会上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因此“商王称帝，有将自己神话的意蕴”[5]。不过商政权从开始就更重视与神的关系，而非人，真正将天的意志与人匹配结合，则从周始。

王国维称，周人将此前神权政治的解释转为与民心结合，对天命新的合法性解释是周定天下的原因之一，核心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6]。以人为中心的天命论，“含义首先就是天命以民众的意愿为其具体内容”[7]。通过这一转化，“殷代以天（上帝[8]）为中心的天命观念转化为以人为中心的天命论”[9]。此后，天命或天意需要通过具体的人间民意反映，后者成为对统治者的评价基础。所谓天道远，人道近，“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10]。民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代表天心，即“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11]，“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2]，失去天下即源于“失其民者，失其心也”[13]。或《春秋繁露》里所谓“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这构成了一种中国古典的公共性，“天人秩序的文明视野构成了先民公共意识的基线，这表现在，表征超越精神的天道天命与人们在此世间的日用常行紧密结合”[14]。

“民意论”天命观[15]凭借体现上天的道德和神学基础，人民意愿至少在理论上具备对于君主的优先性，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王者的反抗还是民众的反抗，也都与这一传统紧密联系”[16]。儒家经典思想中君王的合法性与民心、民意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怀有深沉的恻隐之心和一种天人合一感”，这让“学者们感到自己的力量比统治者更大，更有力”[17]。

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由此也一直留存一个思想脉络，即试图控制那些野心勃勃的强势帝王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让君主之外的民众集体力量发挥作用，无论这些力量被叫作天命、民意还是天理。“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18]。不过承认中国“很少着重于国家观念的建立，而特着重于确定以民为政治的唯一对象”[19]，并不意味着“民意”可以拥有事实上的权力。

古代天命作为一种普遍性秩序，不能被简单地化约为或等同于特定情境下的民意民欲——“众意”[20]。数量政治意义上的“众人”在古代中国没有真正成为权力来源，而只是作为一种超越性力量理论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君主政治结构中缺乏真正约束机制等制度原因，所谓民意或民心，在汲取上也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缺乏普通百姓通往上层的制度化、日常民意渠道。除了激烈的民变、暴动或造反（梁启超所谓来自底层的狭义暴力革命）之外，日常的民意表达一般只能通过士绅阶层传递，后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使命感也促使其为民代言，士人阶层以沟通上下为己任，试图通过对人君建言讽谏和对民众教化启蒙，以期达到上下一心、天下大治。这是理想中的“同心同德”状态，也是所谓“三代”古典政治理想的核心诉求。

然而这种代理或转达发生了变异。一方面，传统社会传播和沟通条件的局限，令数量意义上的“众意”缺乏令人信服的生成机制。除了局部的地方诉求，士人阶层很难掌握全国性民意。另一方面，士人与君主皆属特权阶层，无论是儒家伦理的忠君要求，还是实际利益勾连，较之他们和民众的关系更为密切。事实上，“民意”更多时候是在士绅与君主关系紧张之际或所谓乱世、天下无道时才被强调，此时它成为士大夫向统治者施压的资源，而在更多的常态生活中，士大夫嘴里的“民意”，更多的是精英群体或部分集团自身的道德论断或利益诉求。此时，所谓天心、民意，很多只是带有道德诉求的士林议论。当然，从操作意义和实际功效看，这种转换把民意、民心的判断解读权回归到政治精英手中，无疑符合全体统治精英的利益。

此外，不能不提元和清对中国的两次征服，为此后历史留下深刻烙印。许倬云认为，“最沉重之影响，应当是完全依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于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以及天命应建立在“民视”“民听”基础之上，经过这段历史的残酷镇压后，“竟从此再不能支持百姓对绝对皇权的抵抗”，加之明代的专制与宦官厂卫制度等，三个朝代五六百年的压制，中国人习惯屈从于专制制度，“中国文化似乎已经散失了与暴政抗争的意志”[21]。特别是清代，钱穆称，这是“私心”最重的一个政权，也是最不愿意向民众开放的政权，在一个长期实施准军事化管理的部族统治中，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主导的“士人政权”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