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启正当性 报刊如何帮助国家（第1页）

二、开启正当性：报刊如何帮助国家

（一）译报：办报的正统“回忆”

传教士导入近代报刊技术和出版形式，并将报馆、报人的形象、地位进行新的再造，但就中国内部而言，作为一种公开的民间表达而非体制内议论，报刊的兴起离不开“合法”地位的获取和实际活动空间的拓展。从这个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新式报刊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为官方自身开启，其动因根植于早期对外部世界的不安和“洋务”的自强需求，这可上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

作为近代较具世界视野的官员，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已经注意到，“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将广东事与该国事互相传递，“互相知照”[36]。他将翻译自新闻报刊的译稿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指翻译采用的原刊在澳门出版）[37]，认为这种“新闻纸”是探访夷情的重要手段，甚至将之视为制敌之术，称翻译之后“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38]。毫无疑问，林则徐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将报刊视为大众媒体，新闻纸即“内地之塘报也”的看法也明确显示了他对西方报刊的认识，来自传统邸报框架。林所看重的是报刊之中的“情报”，目的是“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39]。尽管如此，《澳门新闻纸》还是经常被认为是第一份国人所办报刊，由于以翻译的“译报”面貌出现，因此带有服务本国政治、军事和外交目的，即日后王韬所言强国之需的知己知彼：“采录海外事，凡土地之广狭，风俗之强弱，技艺之良桔，言之纂详，必随事随时译而录之者，盖即孙子所谓知己知彼之意”[40]。因林则徐的身份和自强诉求，这种“传统”不能不抹上浓重的官方色彩。早期译报活动随着林的政治命运而暂时中断，但日后开明官员和致力于改革的知识精英在“回忆”本土新式报纸时，一再追忆到林则徐，并且将译报作为起点，将办报视为一种有益国家的改革措施。例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务”[41]，并由此描述中国报刊的开端：“乙未（1895年2月—1896年2月）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与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42]。康有为在保国会演讲中称：“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4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直接指出，“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44]。这种“回忆”或指认，无疑对报刊在中国的诞生、发展，赋予了很大正当性，持续影响着早期报刊参与者。《时务报》兴起时，总经理汪康年最初的设想也是以译报为重点，他在1898年《国闻报》刊登的启事中称：“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此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折旧之中，乃议设时务报馆于上海。”[45]汪氏还在“中国公会”章程草案中，写下了计划“附刊于译报之后，如款项稍充，则会报宜别行，专报会中事务”[46]。梁启超刊发在《时务报》的人生第一篇论述报馆功能的文章，首先提及“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

译报以通中西、知夷务之名，成为中国近代报刊正当化的一个源头，办报得以被合法描述。早期传教士报刊虽然影响巨大，但对高级官员林则徐首创和译报助国的强调，或者说“建构”，可谓意味深长。它指认了官方的支持或默许，包括译西报在内的各项翻译工作也一直获得政府支持，并在甲午后获得最高统治阶层的明确肯定。1898年8月，梁启超关于鼓励编译，设立编译学堂（上海）的构想得到上谕批准，考核合格者由此可以“准其作为学生出生，至书籍报纸，一律免税”[47]。

对官方来说，译报无疑存在一个很现实的缺陷，即只将信息从西方向中国传播，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如果从官方角度观察中国近代报刊史，人们可以发现，开明官员从林则徐到张之洞以及之后更晚近的熊希龄，均有各种办报构想。张之洞希望在“外侮日亟，事变日多”的时局下，报纸可以将中国和东西洋各国的“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互相攻发驳辩，中国可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为“天下之至便也”[48]；熊希龄曾有过办一个“环球报”的构想，未果后改为支持外交官王慕陶创办远东通信社[49]，试图代表中国政府发声，李盛铎[50]以及南北洋东三省总督都是这个新闻机构的重要支持者和赞助人。[51]上述行动的一个重要动机仍是了解、应对西方。诉求相当具体，如获取海外军政信息等。随着现代外交体系逐步建立，官方还希望报刊在外交上代表中国发声，反击国际对华不利舆论。

（二）作为“洋务”的报刊

中国早期报人、报刊的出现，并非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有着强烈的务实理性和现实诉求。新式报刊作为一种带有先进印刷技术的外来事物，某种意义上当然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洋务”，国人办报也由此可视为洋务运动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延伸。它既是知晓洋务的渠道，办报本身也是一种新式“洋务”活动。早期报业的缘起，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一大特征，是后者首先起源于商业贸易需求，前者则更多基于“救亡”和“自强”背景，来自“自强”意识的萌发。[52]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更多的是给予打击，“那么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53]。译报的正当性和将报刊作为“知夷”工具，显示了新式报刊、报人兴起的一个内部视角。

与此对应，第一批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新闻领域落实的人，正是一些“睁开眼看世界”的读书人[54]，他们是中国近代报纸最早的一批创办者，背后所勾连的是一批洋务运动推动者。此时的洋务派官员、知识人和新兴绅商通过西方技术、思想紧密联系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西式技术的热衷者。一些报刊参与者与官方关系密切，如后来担任李鸿章幕府的伍廷芳曾为英文《刺报》翻译；日后出任驻外总领事的《华字日报》承办人陈霭廷曾在《德臣报》“任译著之事”[55]；容闳1874年创办的《汇报》（or），招商局总办唐景星为幕后大股东。因此，这段时期国人所办报刊常被称为“洋务派报刊”。[56]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陈旭麓称：“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时代意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志意义。”[57]随后，西方文明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突然介入中国人的生活。通商条约城市成为西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少数中国人开始主动寻求西学或通过合译形式参与西学传播，其中包括官员，不过就介入报刊来说，这一兴趣主要集中在口岸知识分子和接近洋务派的文人。直到甲午之前，中国虽一再面临西方冲击，并为此被迫签订若干不平等条约，但政府高层和底层民众总体上并无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主要萌发于洋务派幕府和口岸知识分子，他们觉察到此番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外来者，并非历史上“华夷之辨”中的那些所谓“野蛮人”，而是拥有先进器物和自身文化，前者已在战争中得到血淋淋的证明，这不得不让一些知识人在思考坚船利炮之外，考量其背后运作的制度和“文明”。在此探索学习中，西人新式报刊作为一种超越邸报的上下沟通工具，很自然地，成为值得尝试的模仿对象。

当然，此时这种思考仍多少带有怀疑和犹豫，并无深入展开的社会土壤，没有得到传统科举精英圈的全面反应。事实上，甲午之前的早期报人被描述为混迹报坛的“买办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改良派、洋务派知识分子等。相比之下，柯文用“早期改革者”来界定这些早期报人，更富有解释力。“实际上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积极参与了创办中国近代报刊。”[58]在早期开放的城市中接触西人和他们的文化，不少人直接在外国人主办的报纸中工作。除了洋务派文人和接近西人的旧式文人，留学人员也成为早期报刊参与者，因此林语堂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报纸在几个海归学者的领导下开始兴盛起来，他们是伍廷芳和容闳”[59]。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公平，实际上办报行动在不少口岸城市各自开花，除了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等均可看到办报尝试，只是香港更具言论自由环境。

上述报刊首先是西式技术和“洋务”的鼓吹者。人们注意到，科技内容一直是早期中文报刊的核心内容之一，对西方传教士报刊而言，科技不仅是展示西方先进文明的一种手段，也与他们对宗教与科学的理解有关。此时受到19世纪“常识哲学”[60]影响，很多传教士相信人们可在理性的引导下想象上帝的存在，受此影响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天道溯源直解》中称，“万物的理，没有不用心追求的。何况那造物主的主宰，人生的始终，焉有不更讲究真确的呢？”[61]西人报刊传播的科学理念，对近代中国精英影响深远，如谭嗣同在其著名的《仁学》里，用“以太”来解释“气”和物质不灭，这个19世纪的物理学名词即来自傅兰雅的译书[62]。

早期报刊的另一个期待，是成为政治“自强”的有效工具。王韬将西来新闻纸这一工具的价值道破：“原夫日报之设创自泰西各国，固所以广见闻、通上下，碑利弊灼然无或奎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63]当1870年2月王韬结束欧洲之旅返回香港，对西方已有近距离观察的他不久创办了《循环日报》，公开主张“师夷长技”。

通过报刊传播新知、借以自强的思维一直延续到戊戌维新前后，报刊与救国自强的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这无疑有助于早期报人获取行动的正当性。对试图变革的官员来说，由于报刊被认为博闻开风气，可以“知病”，指出朝政问题所在，这符合他们改善政治之需。比如，在张之洞看来，官员对很多问题“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而报刊则可发挥独特优势，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如外交）做到“昌言而无忌”[64]。这种观念并非罕见，而是日益为更多政治精英接受。戊戌变法期间，瑞洵所上“遍设报馆”提议，得到谕旨批注称“报馆之设，原期开风气而扩见闻”[65]，显示官方对报馆的认知，与推动国家和社会改良相联系。可惜由于官方改革一直难以深入政治制度层面，本土报纸的独立批判功能并没有得到真正呈现，直到甲午之后政治改革启动之初，“维新派所热衷的‘时务’‘知新’‘国闻’‘湘学报’等，从报名看也没有溢出‘新知’的边界”[66]。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自强运动的延伸，早期报人经常有反击西方的诉求，郑观应、王韬、陈炽、陈霭廷等人程度不一地论及外报的不公正与偏见，所谓“诋毁当轴、荧惑视听”，并将这一点归入自办报刊的缘由之中。一些早期本土报刊与西人主办的《申报》还发生了最早的笔战，这正与洋务运动背后的诉求暗和，即学习和模仿是为了对抗与反制。将报刊作为一种富强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具，亦是如此。对此，曾编辑过《上海新报》的著名传教士傅兰雅深谙其道，日后他如此评价中国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改革：“唯一目的并不是为了启蒙中国，而是帮助中国了解外国人的一些情况，以便能成功地与他们斗争，最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