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式出版与新报人（第1页）

一、新式出版与新报人

（一）传教士的报刊诉求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1]。西方报纸和传教士相似，紧随西方对华政治上的成功出现于中国，这种强势姿态裹挟着工业时代的技术威力，披着先进文明的外衣。而在早期接触西方的中国人眼里，无论是坚船利炮还是西人主办的报刊，都可谓一种陌生的“洋务”。与上帝、民主、议会等西方思想相比，物化的西方器物，却有着更多魅力和导入空间。

作为具体而生动的个体，西方传教士戴着魔鬼与天使两种面具登上中国近代史舞台，他们既带来了现代医学、地理、化学、天文等近代科学，也担任过军事翻译、向导兼参谋（如郭士立[2]），提出过领事裁判权（马礼逊[3]）。对来华的传教士而言，传播宗教毫无疑问是首要诉求，经过与中国人的短暂接触，他们发现需要引入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辅以科学技术的光环和实际利益，才能有效地吸引、说服中国人，近代报刊正是其重要手段。

令人瞠目结舌的南北方言成为传教士们选择报刊的主要动因，因为外来者发现，他们的宗教布施之旅难以突破众多方言瓶颈，只有书面汉语才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沟通工具。此外，他们还敏锐地洞察到，此间能够阅读的人群多为士绅，后者据有这个国家实际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因此用书面文字影响精英人群进而影响大众是个相当不错的传播策略。为此传教士们做了多种尝试，例如，广学会曾将1200份《万国公报》分送给杭州、南京、济南和北京的科举试场（一般为考试时场外赠送），该组织在1888—1900年共赠送各类书、刊304121册。[4]事实上，这一工作还把书籍和他们出版的新式报刊进行捆绑。广学会通常把翻译的文字首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版书籍，通过书、刊互相促进，大收其效。传教士们出版的报刊一开始也为中国书籍模样，不过和书籍相比，报刊定期、快速的出版频率和产品的轻便，显然更加有利于携带和分发。即便从经济效益上考量也是如此，毕竟“当时的印刷机非常昂贵，只能用来印刷报纸，而印刷书籍或者小册子只是额外的工作”[5]。

后世一般将英国人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称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刊，此时虽然其封面比附儒家传统，写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但尚是一份宗教刊物。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出版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却很快突破了宗教范围，科学、文化的内容比例超过宗教，开始设有新闻、言论专栏，其中的新闻或译自外报或选录自京报，这份中国本土的第一份中文外报和传统邸报相比，一开始就具备了近代报刊的面貌。

相形之下，此前中国的邸报运作于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内，其文件传达性质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权力强制色彩，内容可视为一种告知、命令而非意见和讨论。此外中国古代“报刊”以从上至下的单向传播为主。如果以传媒形态、种类和流通渠道畅通与否作为区分标准，有学者形象地提出，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和报刊存在状态形成的是一种“丁”字形结构，主体是由历朝繁多的各类官方文报及其发达的传递体系结构而成。中国古代信息传播呈金字塔型的垂直式而不是公民社会那样水平式的流向。[6]在此信息流动体系中，民间小报获取信息，只能通过政府专门机构，报房依靠编印发行官方信息才能生存；近代新式报刊的出现，则很大程度上因社会公开交流信息而致，为西方启蒙运动与商业文化结合的产物，已具备现代报纸特点，如面向不特定公众的定期出版、社会信息横向交流、较为平等的反馈机制等。早期报刊研究者戈公振已认识到新式报刊的核心特征是“为公众刊行物”，“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7]，并由此归结出近代报刊的首要特点——“公告性”，可谓切中肯綮。应该说中国近代新式报刊并非传统古代“报刊”发展而来。戈氏所谓“中国现代报刊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8]，或梁启超所称“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9]，以及《东方杂志》描述的“自通商互市以来各海口始设有报馆”[10]，均为历史实际。鸦片战争之前，新式报刊的出版者基本为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外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有17种，而中文报刊只有6种，且只有3种办在了中国境内。[11]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败，中国人对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夷，虽并没有转变为正面评价，开放租界、允许传教多为无奈之举，但西方人的胜利和他们使用的各种器物，已经让中国各界人士的好奇与畏惧大为增加。中国人的务实理性传统之中，从来不乏学习心理，洋务运动和国人主办的报刊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并非偶然。这种学习隐含了一种事实，即西方开始以一种“先进”的面貌被描述，虽然此时这种“先进”还没有动摇中国精英的文化信心，而更多地停留在器物层面。

（二）印刷技术：“先进”形象的基础力量

鸦片战争之后的来华西方人士，之所以不同于16—17世纪同样带来宗教和西方文化的外来者，在于此番宗教之外还伴有大量陌生“技器”，此时的西方已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一个“先进”西方。印刷机作为外来陌生技器之一种，与那些先进却因战争而遭人讨厌的坚船利炮相比，无疑是个平和之物。中国自身的古典印刷、出版传统和对书面文字的偏爱，也使它更容易被欣赏和接受。

金属活字很早为中国所发明，但除了铜活字外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中文报刊铅活字印刷时代始于1853年西人创刊的《遐迩贯珍》。至19世纪70年代前后，多数中文报刊采用铅活字印刷，此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时代逐渐画上句号。手摇印刷机以及19世纪70年代后的煤气印刷机、石印技术，令机器技术在出版业大行其道，印刷速度大为提高。华文出版技术上的里程碑事件很多出自传教士。例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姜别利1860年后发明的电镀中文字模，成为中文铅活字上的一次革命。这种技术较之手工刻模，省工而清晰，以此制成铅字七种，分一到七号，称为“美华字”（俗称“宋字”）。此人还根据汉字使用频率，通过创新分类使得排字效率提高至少3倍。[12]上述技术和产品被大量出售到报馆和书局，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广泛使用。先进技术的助推，不仅令印刷效率大为增加，如1890—1895年，美华书馆基督教书刊和书籍每年平均印刷量达40316350页[13]，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机器生产和技术展示，新式报刊的形象与西方技术联系起来，这成为西人报馆、报人“先进”形象的重要基础，为新式报刊出版的正当性做了社会心理“预热”。西式报刊与现代技术的联系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让国人印象深刻，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直到民国三年公布的《报纸条例》中，还将报纸定义为“用机械或印刷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字图画”[14]。西方报刊和传教士一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成功姿态，机器技术在其中大显威力。

从活动范围看，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中国政府管制，传教士只能在广州附近从事出版活动，早期近代化报刊也因此集中在香港、澳门以及广州和南洋一带，影响可谓有限。随着此后西方列强接连发动的侵略战争和随之而至的开放条约，西方人将带有先进技术的办报活动拓展至上海和中国腹地。

（三）报刊、报人新形象

从1833年开始，传教士们开始将西方报纸究竟为何物的介绍，撰写在各种报刊上，传递给中国读者。这一年刚刚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阴历十二月刊发了一篇名为《新闻纸略论》的文章，该报希望人们注意到报纸与杂志的区别，并介绍西方的“出版自由”和那里报纸的发展状况。

据统计，1834—1898年，各报刊发表的论述新闻学方面的文章，除了最早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篇，最多的为西人开办的《申报》12篇，以及《万国公报》8篇。[15]《申报》刊发时间集中在19世纪70年代。这些文章谈不上多么专业，更多的是一种介绍或者厘清，以便将自己与中国的旧报（邸报）加以区别。通过解释西方报馆的价值和功能，西方人重新描绘了新式报纸和报人的形象、地位。

在此方面，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政治诉求尤为明显。该报对近代中国精英影响颇大，晚清知识界风行一时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两书即首先在该报连载，随后单独发行。《万国公报》在长达28年内实际出版677册，其重要影响不仅在于传播新学和新思想，也通过实践传播了报馆和现代报刊理念。1892年，一名牧师将《自西俎东》2000部赠送给中国高级官员每人一部。[16]这部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所撰的著作最早亦连载于《万国公报》，其中介绍西方文化、教育，也包括新闻业。在1898年光绪订阅的129种西书中，此为第一种。《泰西新史揽要》[17]一书则在第六卷描述了英国变法，内有关于报馆免税的内容。该书第九卷撰文分析英国何以成为第一强国，报馆、电报赫然在列。这部著作称“英人既有举官之权，若不知国事何能措理，若不观新闻纸何能知国事，则新闻纸者，诚民间所不可少者也”[18]。从发行效果看，这些思想成功扩散于中国精英之中，因为该刊读者群处于中国上层，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等大员，清政府涉外中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其订户，此外，读者中还包括王韬、孙中山等人。对此后戊戌变法的影响，《万国公报》非任何其他报刊可比。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称“对它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重印”[19]，甲午战争以后发行量也居高不下[20]。在重庆活动的传教士利特尔在四川内地发现，那里的人都知道《万国公报》。有证据显示，在不少地区林乐知和李提摩太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21]

《万国公报》创刊后，“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22]。作为局外评论者，传教士报刊立场相对独立，在涉及科举、缠足、贫困差距等方面批评较为激烈，中国此后本土报纸的政论风格，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曾经的报纸征文获奖作者康有为和作为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很多思想来自《万国公报》。因此张朋园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下的维新派，其变法意识形态，多得自于传教士”[23]，主要指的就是该报。梁启超还把该报的一些文章列入他的《西学书目表》。作为直接的模仿，康梁不仅在甲午后首次参与办报，并且将第一份报刊取名为《万国公报》（随后更名为《中外记闻》）。[24]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西方在华报刊为强调与中国邸报的区别，很多自谓“新报”。西人报刊为此刻意在报名前冠以“新”字，以示突出。例如，《中外新报》《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等，著名的《申报》开始时全名亦为《申江新报》。何谓“新”报？《遐迩贯珍》第一次把邸报与西洋日报做了如下区分：前者只有上谕奏折，后者则内备“各种信息”，“且可达平常人家，遇有要事即可迅速传播至各方人士”，“泰西各国的这种常见之物，在中土却是‘向无所有’”[25]。

从教会报刊开始，除了描述报馆新的机构形象，西方人也塑造着一个全新的“报人”。例如，《教会新报》称：有泰西报纸常常议论国事遂使官场生畏[26]，《万国公报》则提醒编辑的独立性，以及主笔、报刊舆论在西方的权威形象。连载于《万国公报》的《泰西新史揽要》称，报馆“所延主笔更可得绝伦超群之名士”[27]。无独有偶，《申报》也以充满尊重的口吻描述英国报刊的主笔说：“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人皆与之交。”[28]“新”报和来自西方出版的新形象、新知识，在塑造、传播上相当成功。李提摩太在北京发现，士人都在谈论连载于该报后出版的书籍，“把它叫作新学问”。

上述“塑造”显然影响了早期中国报人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人。郑氏在《盛世危言》中不无夸张地称“英国《泰晤士报》馆主笔者，皆归田之宰相名臣。”[29]王韬则称“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备其列”，他描述英国《泰晤士报》的地位是“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30]。如此报人，事实上变成颇具地位的权威人士模样，并与传统精英发生勾连，这为甲午后中国媒体精英的兴起，做了有效先导。

正如金耀基所言，“予中国文化以打击者实是经过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之洗礼后的西方文化中其他的质素，如民主制度、基督教等皆因科技之突出而粘上光彩”[31]。随着中国与西方冲突的连续失败，这种“先进”形象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印刷技术大规模产出的报刊，还包括报刊所载内容、参与办报的报人。此现象的背后乃是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在近代形成的一股尊西崇新大潮，或称之为“新的崇拜”。罗志田认为，今天被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英文“modernism”，开始时却译作“从新主义”，这“极具象征意义”[32]。这种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掉余英时所谓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圣神”[33]。甲午战事后，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很多体制内精英开始推崇作为新知识、新义理来源的西方。恭亲王曾率军机处公奏称，甲午“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34]。事实上，近代西学东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来知识承担华夏之“道”，成为近代中国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这大概不是那些导入近代报刊的传教士所能预见的。他们开始所着力的当然是宗教理念，围绕的只是一个西方的“天道”，不过正是对他们办报的模仿，中国报刊才走出了古代报纸的形态。此外，这还激发和初步训练了一批本土报刊人才，如王韬、黄胜、伍廷芳、陈蔼亭、沈毓桂、蔡尔康、高太痴等。

不过作为西学传播主体的传教士报刊，此后由盛转衰而淡出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结束其历史作用。这一衰亡过程始于晚清，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席卷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时期，伴随外国在华教会的逐渐边缘化，持续了近三十年。[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