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建构中国式中层理论解释的多重资源（第1页）

六、建构中国式“中层理论”解释的多重资源

如果严格按照“中层理论”的标准衡量我国中国史的研究现状，无论是在经验研究还是理论准备方面，80年代开始重新起步的新时期探索都还不足以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和具有原创能力的诠释框架。然而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发展在选题设计与方法更新上毕竟有别于80年代。我们虽然无法从总体上为这一时期的探索重新定位，或对其新内涵准确地加以释义，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具体研究的展示来观察90年代社会史融入和会通世界新思潮的程度，以及这种会通融入对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进展。

我以为建构起中国式的“中层理论”尚需要积累和时间。从目前的研究现状观察，可能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逼近“中层模式”的论述规则。比如从探讨中国社会空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建构规则与形式入手，特别关注社会变迁造成的空间观念与结构的转换。比如笔者近期的一项研究就依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卫生局与社会局档案，以旧式产婆和阴阳生的训练与取缔为例，深入探讨了西方医疗体系传入北京后对城市空间变化的多重影响。其问题意识在于细致揭示西方医疗教育的规训机制，如何从内部封闭的自身运作，逐步扩展为一种威胁传统社会空间的新型社区形态，这样就把看上去是一个纯粹医学史的问题转换成了一个医学社会史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自晚清以来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新型警察系统对城市社区的监控有所加强。尽管如此，社区传统组织的功能仍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北京城在“新政”以前一直是个崇尚社会自我控制的城市，这种控制通过会馆、贸易行会、水会及家庭来规范个人，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警察对社区空间的渗透与分割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西方卫生实验区在北京的建立，比警察制度更为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控制的形式和传统理念，从而使接生婆和阴阳生原有的公共形象与专业认同之间发生了紧张和错位。首先，在卫生示范区建立于原有社区之上以后，属传统医职人员的公共形象优劣的权威标准不是由地方社会的传统成员加以认定，而是由国家体制控制下的医疗程序加以认定，这样就造成产婆在原有社区内身份的变化。

其次，产婆和阴阳生原有作为宗教仪式性的专业认同功能发生了转换。专业认同不是由地方社区中的仪式界定所能垄断，而是国家通过对医疗空间的控制，如卫生事务所网络的建立来为产婆的身份赋予新的内涵，这种内涵的依据即是现代医学体制内的产科接生技术。同时，国家通过产婆训练班和阴阳生取缔章程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控制。[35]笔者在另一篇研究湖南书院的文章中，同样处理的是空间问题。应星则在反思中外学者关于士绅社会的诸多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有关“场域—资本—惯习”的互动关系框架，细密地分析了晚清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近代社会的支配关系在湖南地方的复杂表现。这篇文章认为，西式学堂作为新的文化资源进入科场场域之后，由于具有高度严密而强制的地方控制性，故而迫使传统科场行动赖以维系的士绅惯习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而在1905—1913年，学堂积累起了替代科名的新的文化资本，学堂与各个权力场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皇权对学堂的支配实际上已为官绅富商所排斥。但是，学堂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支配结构，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学堂孕育出的反体制冲动在事实上仍然维系着官绅富商支配权力的再生产，但却已无法实现这种支配关系的合法化了。如此一来就造成了科举废除后的“后科场场域”状态。[36]此文颇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采取了集体传记的研究法（pmsopography），通过分析近一百五十名各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士绅资料，重建起了中国近代变迁中普通湖南士绅的生活史，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手段。

90年代中国社会史界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面临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大规模渗透，特别是人类学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始把大量相关的地方文献引入研究过程，从而在原来较为平面化的共时考察中加入了历史的维度。这一取向必将在未来数年内对中国社会史“中层理论”的建构，特别是对空间历史含义的重新界定产生重大影响。[37]例如王铭铭的文章以福建泉州的铺境这一独特的空间制度为个案，详细探讨了地方社会如何适应和反抗集权制秩序的渗透与控制。此项研究表明，铺境被地方官员利用而成为城市行政控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表述工具时，地方民众同样会通过仪式挪用和故事转述的方式改造官方强加的空间秩序，从而相应地改变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通过对铺境被各种势力不断建构的历史分析，一个复杂社会中行政空间与民间仪式地理之间，以及地方治理技术与“草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动的含义就被揭示出来了。[38]这篇文章对美国人类学界流行的两种分析中国地方空间变迁的理论即“行政空间”理论和“宗教与象征”理论做出了反思和修正。

景军在探讨西北两座庙宇重建过程中，以地方文献参照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资料，仔细讨论了知识在宗教文化中的角色作用问题。他的文章也关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却以布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为核心工具，分析基层社会在重建神圣标志的过程中人们会选择性地尊重何种知识，什么人通过何种途径拥有这类知识，庙宇重建过程中知识的运用如何反映社会变迁。其核心观点是：基层社会累积起来的不同种类的知识，构成了庙宇重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套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必要安排与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同样重要，它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组织模式的构成形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在组织限定内操作的特殊个体的策略。这一辩证关系的主要意义之一是制度性权力与个人声望相结合，也就是说，庙宇重建的过程会成为社会组织运作的焦点性领域，围绕重建庙宇提供知识的人群通常会获得相对较高的声誉和他人的遵从，由此途径出发，庙宇重建可将普通的人际关系网络转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39]这篇文章值得推介之处是它在描述“制度化知识”的影响过程中，虽然应用了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等理论，但并非盲目照搬，而是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使之有效转化为适合中国社会变迁的概念，特别是丰富了中国社会经济史之外可资选择的研究方法。

在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法律一直被作为国家层面的形式化与制度化规则被加以描述，几乎没有给基层社会的行为规则留下位置，更没有把这些规则视为与国家法同样重要的法律对象加以探讨。梁治平则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同时参酌巴县地方档案的判例，具体分析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清代习惯与习惯法之间的差异。作者指出，习惯之所以称之为“法”，仅仅从社会控制形式上做出界分是不够的。因为民间社会缺乏专门的司法组织协调社会行为，故通过机构的运转识别道德规则与习惯法规则是困难的，道德与其他日常行为规则基本混同在同一运转机制下得以实施，因此，判别习惯与习惯法的尺度设置应聚焦于是否关系到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到彼此冲突之利益的调整。[40]梁治平对“习惯法”的界定及其实际运作的考察也许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把“国家法”与“习惯法”作为互动的两个知识系统加以区分对待，则可能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特别是对基层社会运转方式的分析提供有益的视角。

中国的地方史研究目前已构成了一个热点现象，褒扬乡贤事迹，猎奇民俗文化，甚至以族类之别界定民族意识与行为传承已蔚成风气。但这些地方史研究往往把区域文化当作实体看待，热衷于重复地方史的叙述和归纳出地方文化的特性，而没有意识到任何地方文化的叙述与特性的提炼都是一种主观建构的累积过程。从此意义而言，研究地方文化发展过程的所谓“真相”，反不如把相关文本的叙述视为一个结构过程加以探讨会显得更有意义。程美宝研究广东文化的文章，就是运用了“现实的建构”（struofreality）的分析取向，把广东文化作为一个命题、一套表述话语来观察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何种类型的权力支配下，不同的时代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广东文化的框架之内。作者反对把广东文化作为实体主义的对象进行分析，而是放在历史语境里仔细观察哪些人有权力和资源对此进行定义，特别是在近代话语构造中，广东文化如何被整合进民族—国家建构的表述中而使原有的内涵发生转换。[41]这篇文章中使用的一些基本方法，可以为未来的地方文化史研究提供另外一种观察取向。

中国的口述史（OralHistory）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仅仅依赖于文字书写的史料很可能会遮蔽或扭曲历史存在的真实状态，特别是由集体叙事逻辑构造出的历史框架大多主要通过书面语形成的对历史记忆的垄断作用，必须通过个体声音的发掘予以突破。方慧容通过对西村农民对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研究，大量采用了经个人访谈录音后整理出的口述文本，据此分析农民对土改运动进行“集体记忆”时所表现出的非精英化特征。作者综合参照了欧洲口述史研究方法，提出了观察农村社区村民叙述历史的“无事件境”概念。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特殊的事件记忆心理，它的基本含义是重复事件序列中的各种事件，不但由于高重复率导致事件记忆细节的互含与重叠，而且生活在这种生活状况中的村民，在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众多的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这构成传统农村社区中的村民与现代人的最大区别。“无事件境”概念的提出，无疑为使农民的个人记忆剥离出集体叙事的权力支配逻辑提供了有效的认知手段。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特别从个案角度考察了土改过程中调查研究的权力干预与农民记忆中的“无事件境”方式之间所构成的冲突，特别是在事件记忆中引入权力分析方法，观察调查权力对乡村记忆的切割和重组，而不是在既定的权力支配下做出无意识的历史叙述。这使我们有可能解构一些习以为常的描述历史的集体建构模式，和已达成共识的场景认识方法。吴飞对段庄天主教区教友叙事记忆技术所进行的口述史研究，同样取得了类似的效果。[42]

以上我们引述了一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其问题意识的创新之处，这些文章的提问方式都是建立于既有研究命题的基础上推导而成的。不少文章之所以采取异于传统史学的切入和叙述方式，是因为意识到只有从学科交叉的运思中敏锐感受和把握各自学术领域中问题设置与历史研究范围的重叠和相关性，才能借以拓展社会史的涉猎范围，也才能在多学科方法的滋养下形成新的知识共同体，这恰恰是传统社会史研究所缺乏的氛围。这些研究初步尝试着建立具有规范意义的经验研究的多元框架，这一框架的稀薄度应与“中层理论”的叙述要求相互吻合，目的在于突破常规模式的单一性支配，在与社会史相关的社会理论的互动之间建立起一些共享的知识前提。其中特别倾向于发掘出个体生活史中被传统集体叙事埋没的声音，以解构“目的论”建构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漠视。哈耶克曾经在阐明“社会事实”与个体行为均是主观模式建构的结果时说过：

笔者认为，那种把诸如“社会”或“国家”，或任何特别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等社会集合体视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可理解的个体活动更加客观的观点，是纯粹的幻想。我要表明的是，我们称做“社会事实”的，从自然科学使用的“事实”一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和个体行为或他们的对象一样也不是什么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不过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建立的那些模式一样，是一种根据我们自己头脑中所找到的要素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43]

哈耶克反对的是，在历史研究中，把客观性的社会结构与个体活动分割开来，认定前者可以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划一性中得到规律性的说明而个人不过是渺小的公理秩序中的一粒沙土。可一旦我们也把社会结构同样视为一种历史建构过程时，历史的多样与各种鲜活欲现的可能性就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运用多学科手段建立共享的知识前提，进而把社会史领域扩大开放为各个学科都可参与的知识共同体，肯定是一项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工作。笔者相信，这些论文中所包含的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兴奋点，也许有可能孕育出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本土框架，如“关中模式”之于中国经济史、“无事件境”记忆理论之于中国口述史、医疗空间转换模型之于地方城市史等。

不容否认，这些文章在社会史范围内编织自己的叙事网络时，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式分析，还是目前正风行于世的“后现代”观点，大多是在西方的社会理论资源提供的脉络中发言。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在对社会建制的历史进行判断时，其切入点几乎无法摆脱西方设问方式的影响，这已是无法规避的事实。但是这些文章尽管在运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却大多通过修正与反思的途径，力图设问出个性化的中国式问题，并力图实现其本土化的转换。这些设问有的可能较为成功，有的难免仍有照搬套用的痕迹，不过我们仍会从中看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迈向本土化的前景之所在。

[1]参见RobertK。Merton，“OnSociologicalTheoriesoftheMiddleRange”，inOnSotdSce，editedandirSztompka，TheUyofChicagoPress，1996。

[2]参见RobertK。Merton，“OnSociologicalTheoriesoftheMiddleRange”，inOnSotdSce，editedandirSztompka，TheUyofChicagoPress，1996。

[3]参见RobertK。Merton，“OnSociologicalTheoriesoftheMiddleRange”，inOnSotdSce，editedandirSztompka，TheUyofChicagoPress，1996。

[4]参见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105～10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13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34页。

[7]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38页。

[8]参见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141页。

[9]参见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143页。

[10]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邓正来、杨念群译，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4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1]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135～137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2]参见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见《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425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13]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138页。

[14]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139～141页。

[15]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