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由西徂东 理论旅行的现代性意义（第2页）

[5]参见罗志田：《历史记忆中忘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载《读书》1999年第5期。

[6]参见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见《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425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7]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8]参见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见《钱穆与中国文化》，24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9]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见《钱穆与中国文化》，30～90页。

[10]参见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见《钱穆与中国文化》，244页。

[11]参见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见《士与中国文化》，98～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2]参见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见《士与中国文化》，98～99页。

[13]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4]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44页。

[15]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7页。

[17]参见EdwardShils，TheIualsandthePowers：SomePerspeparativeAnalysis，inPhilipRieff（ed），OheoreticalStudiesCaseStudies，Doubledeypany，InewYork，1969，pp。24-48。希尔斯把知识分子传统拆解为五个部分：科学主义传统、浪漫传统、基督教启示传统、民粹传统、反智传统。

[18]参见余英时：《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见《钱穆与中国文化》，300页。

[19]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461页。

[20]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466页。

[21]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2]参见何怀宏：《一个问题的变迁——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谈起》，见《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3～15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23]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78～8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4]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3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5]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64页。

[26]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450页。

[27]参见程农：《吉尔茨与20世纪的中国文化话语》，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114页。

[28]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88。

[30]参见ThomasA。Metzger，TheWesterheCivilSothetofeseHistory，HoverInstitutionoioanfordUyPress，1998，No。21。

[31]参见ThomasA。Metzger，TheWesterheCivilSothetofeseHistory，HoverInstitutionoioanfordUyPress，1998，No。21。

[32]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毕力格等译，1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3]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12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34]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13页。

[35]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14页。

[36]参见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见《死火重温》，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7]《汪晖自选集》，1页。

[38]参见《汪晖自选集》，2页。

[39]参见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74页。

[40]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193页。

[41]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