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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框架

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界试图对80年代的一些命题进行反思和修正，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回避刻意使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界分解释，而试图在寻找东西方共有的一些历史范畴的努力中重新定位中国思想的特征。其中影响较大并引起争议的诠说思路是尝试在激进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现近现代思想的复杂脉络。90年代初，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正式提出以“激进”和“保守“这两个范畴概括中国近代思想的不同发展趋向，在随后发表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余英时指出：“激进”与“保守”这两个概念来源于英文的所谓radicalismversusservatism，而“保守主义”（ser-vatism）一词则直接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由伯克（Burke）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theRevolutioninFrance）中首先提出。为了避免西化的嫌疑，余英时强调所谓激进与保守不是指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学派，而是一种态度（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orientation。这种态度是常常发生的，特别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重大变化的时候，这两种态度常常出现。[33]比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态度，中国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就可看成是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争论。余英时认为，确定激进与保守的界限和坐标的划分一般来说是针对现状而言的：

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放在激进的一方面。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面。[34]

不过这里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确定“现状”的标准？或者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一个和西方相类似的判断“现状”的标准？而且判断激进或保守是否只能按照西方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线性发展指向作为标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实际上是由一种“退化论”或“循环论”所支配着。“退化论”的基本前提认为，越古老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越合理的、越好的，而三皇五帝时期是人们最向往的黄金阶段。“循环论”的基本论断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合理与不合理可能会交替呈现出来，对其做出基本判断只能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这两种历史观恐怕均无法用现代意义上的现状和秩序的标准加以衡量。因为中国古代的现状观念不是针对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进步与保守状态而言，而是针对古老秩序的不同理解而言，两者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比如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确实意在改变现状，但其根本的目标并不是促进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而是使整个制度运转更加符合古老的社会秩序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司马光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想冲破还是维持既有社会的现状，尽管双方都基于对古代秩序的不同理解，但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恢复业已存在的某种历史性的完美状态。王安石的变法表面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比如废除诗赋取士和记诵传注经学，转而使用经义和论策取士，显示了唐宋以后的选士制度日益重视能力而不是教养的取向。这似乎与宋代理学家对道德的尊崇背道而驰。实际上，王安石的改革不仅包含了恢复古代学校之制的旨趣，而且其强调从符合制度功能要求方面取士，并使士之事功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要求，使王安石的改制方案似乎更像复原周代礼制的样子。这不但与现在对维持现状还是打破现状的理解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也完全和现代人附加在他们身上的解释背道而驰。因此，用激进与保守的框架显然无法说明中国古代思想的变化态势。

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语境，问题当然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国思想的变局，无疑是应对西方世界渗透的一个结果，当然应对的程度素来就有很大争议。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应对并非纯粹的西化过程，同时也和对传统思想的重新阐释与解读过程交织在一起，只不过这种阐释与解读已失去了其原来的秩序作为依托而已。换言之，近代思想家即使和王安石时代的人具有某种“态度同一性”，即仍保留着对恢复古老美好社会的向往，这种态度也必须服从于以下目标的实现程度：即如何有效地使中国被纳入到世界发展的秩序之中，又同时保持自身传统仍处于合理性的状态，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式的选择。比如康有为谈“公羊三世说”，表面上涉及的仍是一个传统的经学嬗变的问题，但是康有为讨论此问题的相关语境却又使他必须相当迫切地考虑如何使中国发展适应于一种世界性的标准。他的“大同说”也由此变成了对民族—国家话语的一种终极目标的解说。康有为谈大同理想时，已不可能是一种王安石式的对古代社会的憧憬态度，而是参照西方的现代性经验来阐发社会的变化，或者借此说明社会发展应达到什么样的终极状态。这是古代思想家根本不可能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很难用激进与保守的框架来评估康有为理论的意义。康有为的思想中既包含着极端性的社会构想，同时也包含着相当实用的现实设计方案，这些变革方案后来已基本成为清廷实施“新政”的资源，然后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向基层渗透。因此，就康氏自身的思想结构而言，它显然反映的是既激进又保守的复杂状态。激进与保守的划分，虽然强调激进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余英时已隐约意识到应该对这种趋向取批判的态度，而反驳者如强调保守主义占主导位置的姜义华则明确赞成采取激进主义的态度对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但他们共享的前提，却都是对使用现代化标准衡量近代思想的无条件认同。这种前提共享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缺乏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作为依托，所以很难保持较为纯粹的民间立场，中国近代思想史基本上走的是社会知识分子运动——国家设计——基层渗透的过程，知识分子的选择往往和国家行为紧密相关，甚至更多地直接转化为国家的对策性资源。当然，国家行为的改变不完全是知识分子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而是外力催逼下达致的一种综合效应。然而，无论是所谓保守型还是激进型的知识分子观点，最后都不过是国家行为某一侧面的思想表述。比如国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相对复兴，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抗现代化霸权意识的一种传统姿态的阐扬，可是同时它又刻意自觉地在历史中寻找与现代化意识相关的因素，比如不绝如缕的“古已有之说”和“西学东源说”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理论的出现，既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被动反应，也可以说是参与中国现代化叙事的表现。

更明确地说，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任何保守主义式的复兴言论都已不是一种孤立状态的传统复兴运动，而是现代化叙事积极干预下的一种阐说。这种阐说实际上配合了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比如“儒教资本主义”和“东亚经济模式”的解释框架，表面上是倡导恢复传统儒学的价值，实际上却是在有意论证儒学资源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到底存在多少契合点。与之相应的是，针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与对儒教的弘扬越来越变成了某种国家行为，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的流行却又使任何复兴传统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了商业运行的色彩。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活动一旦与国家的总体性目标相吻合，而淡化了批判反思的色彩，那么任何关于激进与保守的划分策略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双方不过是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下一体两面的表述形式而已。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除了中国思想史界长期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支配外，长期忽视民间“草根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草根社会”的传统缺乏在上层领域的代言人，因此，“草根民众”的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中长期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可是事实证明，传统在基层社会的表现恰恰证明了其存在的活力及其能动品格。因为人们突然惊异地发现，在经过几十年严密的政治高压和组织化控制之后，一旦出现了新的机会，基层传统就会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取代旧有的机制而占据优位，这些“草根资源”令人不可思议地从各个角落中涌现出来，重新支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草根知识阶层”通过重修族谱、恢复祭祀圈、重整地方组织等形式强化民间传统，但他们普遍缺乏与精英阶层的沟通渠道，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自发行为。从这一层面上讲，民间行为与国家行为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如果说，知识分子所阐释的无论激进还是保守的主张不过是国家话语表述的不同侧面的话，那么，用激进与保守的框架就更加无法概括“草根社会”的实际思想。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使精英思想在与草根思想的对话中重整和寻究其内涵与意义。

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超越激进与保守的二分辩论的另一个理由是，辩论的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却在某种角度又似乎显得各有道理。余英时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ofradi），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几十年前的“**”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35]而姜义华则反驳说，保守思潮在另一个意义上始终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优势。从两方面所持的证据来看，余英时的论断当然有相当的说服力，可姜义华的反驳也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形式上的激进主义的行为，恰恰有可能是某种传统思维支配的结果。比如毛泽东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尝试性改造，表面上是专门化的现代体制影响塑造的结果。但从毛泽东的教育背景而言，其对现代专门化教育不重视行为实践一直极为反感，而这一反感产生的背景，均与湖湘文化传统中重视经验教育的历史渊源密不可分。因此，毛泽东表面上倡导的激进主义行动如“上山下乡运动”均可能是一种传统方式的体现。因此，用激进—保守的二分策略显然不足以概括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因为二者可能恰好同时交织体现在某一思想家的脑海之中，甚至可能只在某一阶段、某一时刻激进支配着他的思想，而在另一阶段、另一时刻保守却可能占据了上风。

从广义上而言，激进—保守的二分模式也长期支配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导向。国内革命史叙事的主导线索就认为：中国激进—保守的对峙主要昭示出政治力量的对比，激进力量主要体现在对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抗方面，对代表激进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解说，也往往围绕农民为主体展开。“激进”这个词基本包含着褒义的评价，而“保守主义”却常常是描写知识分子革命立场左右摇摆和不够坚定的贬义用语。而基层民众力量对保守知识分子思想的清算总是作为一个重要场景出现。而替代“革命史叙事”的“现代化叙事”则似乎是一个为知识分子正名的解释，认为他们是现代化运动的创始者，民众则重新被归类为“被启蒙的对象”，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革命史叙事”强化的是现代化背景下农民运动的作用，“现代化叙事”则强调精英群体与国家行为的合谋效果。对知识分子与农民运动之角色对应关系的摇摆性评价已经揭示出，“激进—保守”任何一端的倾向性定位都不足以概括近代思想的复杂性。因为处于现代性处境之内的知识群体恰恰表现出既保守又激进的双重身份，而用此框架分析农民阶层的思想则更是难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