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中层理论应用之再检视 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第1页）

再版序言“中层理论”应用之再检视：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

一、“中层理论”在跨学科意义上的运用限度

自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发明“中层理论”以来，这一理论虽屡受争议，却还是发生了跨学科意义上的广泛影响力。比如在中国史学界就出现了应用“中层理论”分析个别或局部区域历史的新观念。[1]但从跨学科角度移植“中层理论”的过程中也遇到诸如“中层”的边界如何设定，“中层理论”的西方属性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正负面影响等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讨论。首先即涉及如何准确理解默顿对“中层”范围与内涵的界定这个关键问题。

默顿曾经发表过一段有关“中层理论”的定义化描述：“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他又说：“中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而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当然中层理论也涉及抽象，但是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允许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中层理论涉及的是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正像它的名称所表现的一样。”[2]这段话里多处提及“社会”一词，显然是专指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置换成“历史”或其他领域的观察对象，似乎也同样能够适用。

中国历史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了新的一轮变革，其主要特征是逐步摒弃为论证政治合法性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单一宏大叙事，自此中国史学界面临两个重要转向，一是不少学者打着复原历史真相的旗号，开始重归琐碎细致的考辨风格。但此派倡导精细的考辨技术并非为了一味寻究所谓历史的“真实”，而是有目的地针对宏大叙事中刻意建构起来的若干政治命题和价值预设发起挑战，故所谓“复原真相”的做法又被称为自由派的修正主义史学观点，与老左派支配下的政治史观之间在维系特定意识形态立场方面有一体两面的效果。这一派学人仅仅寄望于从宏大叙事退回到细碎的史料解读层面，以消极的姿态对抗政治权力的控制，却缺乏自己明晰可靠的历史观念，相当于默顿批评的“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

中国史学界发生的另一个转向是开始过度重视历史叙事中的场景再现，其对历史细节不厌其烦的呈现几乎与小说的叙述技巧相差无几。这显然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场景再现固然在表面上消解了宏大叙事对历史真相的粗暴绑架，使得历史本身似乎能展演出其丰富细腻之故事性的一面，如史景迁讲述明末文人张岱晚年际遇的新作《前朝梦忆》中开头一段就把张岱家乡开办灯会的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细部情境化描写越来越接近小说。读这段文字犹如重温风俗作家汪曾祺的小说《晚饭花》，里面一段有关元宵节灯会的“深描”，简直与史景迁对风俗状物的纤细敏感如出一辙，对比两段描写，人们读后的印象几乎完全可以模糊史学与文学的界线。然而，历史叙事中“场景再现”技巧的回归显然不能单独支撑起史学方法论变革的重任，却有可能遮蔽一些必须直面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过度琐细的描写甚至有可能使读者沉溺流连于局部的场景而忘却了历史展开的复杂逻辑。

还有一个例子是针对黄仁宇名著《万历十五年》引发的争议，《万历十五年》的叙事逻辑是想说明明朝失败的原因乃是在于过度依赖中国传统的道德控制思维，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正当性，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史观，因为黄仁宇早已预设了中国未来前途必须寄望于走规范化的西方道路，这就基本放弃了从中国传统中汲取养分的希望，与目前史学界致力于从传统中发掘方法论意义的变革趋向是背道而驰的，故已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大多数读者却津津乐道于其中的好看故事，而没有丝毫察觉其历史写作背后的唯目的论动机。

当然，中国史学界也有人早已不满足于仅从考辨史料和场景复原的角度解读历史的琐碎化倾向，力求创建出全新的整体叙事逻辑。这种倾向在社会学界也同样存在，针对那些不甘沉溺于搜索经验细节，迫不及待地想重新建构宏大解释理论的做法，默顿同样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社会学家似乎仍然是抱着这种希望在著述，即这种社会学一般理论足以囊括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组织和变迁的所有细节，并且足以指导研究者注意经验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和有害的信条。我们还未准备好，还没有做出充分的准备工作。”[3]

默顿回顾社会学的发展经历时说，早期社会学受19世纪哲学家创立总体体系风气的影响，比如康德、黑格尔和谢林、费希特的研究都是对事物、自然和人之全部的整体认识的个人探索，社会学如孔德和斯宾塞的研究，都富有“体系精神”，成为范围广大的哲学之一部分，以建立普遍的最终的框架为己任。[4]默顿对已往社会学家拥有的“体系精神”在当下延续产生的效果明确表示疑虑。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近代其实不乏胸怀创构宏大史观勃勃雄心的史家，梁启超在揭橥“新史学”旗帜之始，其历史观念就具备了一种“体系癖”的特征。竭一生之力写出一部体系庞大、贯穿千古的“中国通史”，一直是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中国史家萦绕于怀的个人理想。民国闻人梁任公和杨度都曾想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而未果，最终撰写通史的任务还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凭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才得以完成的。其他的例子还有如胡适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体系的系统建构等尝试。这些努力都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又遭遇了种种难以解决的困惑。

据我的理解，默顿提倡“中层理论”是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对传统社会学中的“体系癖”患者提出质疑，力求使概念的生成更多植根于经验研究的发现。默顿心目中够得上“中层理论”的具体研究标本有越轨行为、目的性活动的非预想结果、社会知觉、参考群体、社会控制、社会制度的相互依存等课题，这些题目的研讨都不是直接寻求建构一种总体的概念结构。默顿提出的两个要求对于历史学同样适用：第一个要求是创立可以推导出能够接受经验研究的假设的特殊理论；第二个要求是逐步地而非一蹴而就地发展出概括性的概念体系，即能够综合各种具体理论的概念体系。[5]

默顿的第二个出发点是提醒学者要警惕过度地依赖经验研究导致资料运用的碎片化，强调必须使“中层”概念的应用尽可能与对整体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发生关联，以成为其合理的组成部分。针对有些人批评“中层理论”可能导致经验研究碎片化的观点，默顿坚持说：“恰恰相反，中层理论统一了而不是割裂了经验发现。例如我曾努力用参考群体理论来表明这一点，这一理论把来自人类行为如此分离的领域，如军事生活、民族和种族关系、社会流动、青少年犯罪、政治、教育和革命活动的种种发现结合起来。”[6]

默顿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迪尔凯姆的《自杀论》都是运用“中层理论”的杰出典范。他们论述的就是一个严格限定的问题，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其他社会和其他时期所具有的意义。[7]宗教责任感与经济行为相互联系的方式所展现的就是一种有限的理论。真正的中层理论如失调理论、社会分化理论或参考群体理论，都具有很高的概括性，远远超出特定的历史时代或文化。但是这些理论不是来源于一个唯一的综合理论体系。在一定范围内，它们与许多不同的理论取向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为许多不同的经验资料所证实。如果把这个理念挪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就会发现，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长时段的结构分析问题多多。如美国史学家柯文在探讨如何从中国内部观察历史变化时就提出采取“一纵一横”的方式解构宏大的中国历史叙事，“一纵”就是“眼光向下”，不拘泥于对上层历史的观察，而关注基层民众日常生活；“一横”就是分解庞大的中国整体空间，以便对之做出区域性的详细考察。柯文[8]的问题意识源自于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反应，仍属于美国中国学内部的学术演变脉络，但其对“空间”问题的敏感同样启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

20世纪90年代“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兴起，其主要目的就是用“空间”的阐释消解“时间”叙事的霸权。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研究，主要就是构建起了一个融通今古的时间解释序列，用诸如“五种生产形态”，“三大**，八大运动”等固化概念界定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质，最后把这些要素拼贴在一起，构造成一种政治合法性论述模式。这套解释其实就是社会学宏大理论传统的一种再现形式。“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则认为，以“时间”的因果相续为主轴建立起来的巨型结构过于庞大，过度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框架。这种巨型模式也因为过度强调“时间”的递进演化线索而日益遭到质疑。

“区域社会史”研究力图在“空间”上重新界定历史考察的范围，并使用一系列的“中层”概念予以描述，如“宗族”“庙宇”“祭祀圈”等，这些“中层”概念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针对研究对象构成一种“空间”性的指涉关系，隐隐含有解构以时间序列安排历史演变内涵的大叙事取向。比如华南地区研究者对“沙田”这个特殊经济单位与“宗族”组织之间关系的考察，对民间信仰与重构地区历史记忆之关系的解读都是基于对某个特定“地区”（空间）具体形态的认知。

“区域社会史”关注儒学在底层的具体实践过程，基本上不涉猎有关儒学教义的抽象讨论，这就和“新儒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拉开了距离。但仅仅讨论相对抽象的儒家教义与具体关注其区域实践的研究路向之间也容易出现一些缝隙。我当年曾提出“儒学地域化”的研究思路，就是想从“中层理论”的角度尽量弥合此缝隙。“儒学地域化”研究思路强调儒学内部也曾存在“官学”“私学”之分，“私学”在南宋以后呈地域化分布的格局，散落为“地方性知识”，经过多年的演变，其中一些流派的主张又反向渗透进“官学”，成为主流思想意识，然后再借助官府权力完成了对基层组织的下渗。这个过程既不是“新儒学”形成的内在理路所能解释，也不是单纯的“自下而上”的人类学底层视角所能完全概括的[9]。

二、西方中国史研究应用“中层理论”之得失

西方（主要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由于受到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支配性影响，经常习惯性地引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概念考察中国历史的变迁。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解释风格。其中有些研究颇可视为运用“中层理论”的典范性著作，以下我们可略举数例简要予以评述。首先我们要对黄宗智有关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过密化”的论点加以讨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一般认为是对经济史研究者艾尔温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始终处于“高水平平衡陷阱”这个“中层”判断所做出的修正和回应。

作为经济史专家，艾尔温提出“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主要是想回应中国社会经济演变异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突出人口压力在两方面对中国发展停滞的影响，即首先是人口增长过快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其次是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起着抑制作用。[10]黄宗智则提出用吉尔兹的“农业过密化”理论替代“高水平平衡陷阱”的解释。他认为，农业总产出往往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因为中国的农业密集化是由人口增长推动的，但在既有技术水平下，人口压力迟早会导致边际报酬随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

在我看来，黄宗智对艾尔温理论的修正，其贡献并不在于在经济史范围内解读人口增长对农业结构的制约，因为在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个观点上两者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两者的差异恰恰在于，黄宗智把“过密化”这个“中层”概念有效地运用于更广泛问题的探讨。比如他批评艾尔温只在农业部门内部解释发展问题，而没有考虑农业部门以外的因素。

具体而言，黄宗智把“过密化”的适用度扩展到了社会组织构造的观察之中，延伸到了对20世纪自然村与国家政权关系变化的认识方面。例如他注意到赋税制度这一村庄和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叉点值得深入解析。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对乡村的渗入和榨取，其强度都超越了清代鼎盛时期。伴随着半无产化过程而来的是紧密内聚村庄的日益松散化，自耕农转化为部分或完全脱离土地所有，每年还会出现以部分时间外出佣工的贫农，意味着许多村民与村庄整体关系逐渐疏离，也伴随着紧密村庄向较松散的社团转化的趋向。这个判断直接影响了后来乡村社会组织“中层理论”的建构路向。如杜赞奇“文化的权力网络”概念的提出，就明显受到黄宗智重视自然村本身凝聚作用的启发。[11]

此外，黄宗智有关社会组织的判断也是对以往中国学研究中的一些类似“中层”性质的分析所做出的批判性回应。比如他曾对影响巨大的施坚雅“中心地”模式提出了尖锐批评。施坚雅把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定位于一种基层集市，或称“基层市场共同体”，它被拟定为农产品工艺品流动贸易、农村消费、秘密社会、宗教组织等的空间活动范围。施坚雅后来又把早期分析区域市场经济的模式加以延伸，扩展成为“六大区域”，各区域围绕其中心都市布局，构成一个类似正六边形的规范模型。施坚雅还在空间之外兼顾时间，把市场结构和区域系统上溯到历经数世纪的“周期节奏”。[12]黄宗智则试图证明“自然村”仍然应该是分析中国基层的基本单位。[13]

又如对“士绅社会”这个“中层理论”的反思。“士绅”角色的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受到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重视，而且提出把“双轨制”作为理解基层组织与上层政权关系的“中层”认知框架。其要点可表述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上层由皇权官僚所控制，而基层乡村社会则由乡绅统领，行政职能的作用被限定在县一级，县以下由乡绅组织操控。“士绅社会”理论后来由瞿同祖[14]、张仲礼[15]等旅美学者继续深化发展为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模式。在美国中国学兴起的区域研究热潮中，魏斐德[16]对华南社会组织的观察与孔飞力[17]对湖南地方势力崛起的分析都曾得益于“士绅社会”的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周锡瑞进一步扩展了“士绅”功能的多重分析[18]。对此研究转向，黄宗智则认为，只把乡村组织的领导核心认定为是“士绅”阶层是有问题的，应更进一步延伸到对士绅以外统治势力的理解。[19]杜赞奇继承了这个问题意识，提出“文化的权力网络”这个更为广泛的“中层”概念，明显拓展了基层领导核心的组织内涵。

我们从以上两个例子观察“中层理论”在中国史解释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效果，可以发现，到底是以“市场共同体”还是“自然村”作为基层分析单位，涉及的其实是在什么样的“空间”尺度中能够更为合理地理解历史现象，这无疑是个“中层”的问题。有关“士绅社会”与基层统治权分配格局的争议涉及的则是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是单一还是多元的统治角色问题，这也是发生在“中层”场域的历史现象。

黄宗智对“商品化”涵义的重新理解也是对历史学“中层理论”建构的一个贡献。一般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均遵循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商品社会的来临必然导致小农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换言之，“商品化”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但斯密主要依据的是英国的历史经验，而没有机会观察到中国存在“没有发展的商品化”现象。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存活。换句话说，小农生产能够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认识明显是不对的，因此需要把商品化与质变性发展区分开来。[20]

美国中国学每当出现新的研究概念，往往都构成对以往“中层”理念的挑战，比如杜赞奇提出的“文化的权力网络”概念，就是力图超越以往“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等若干“中层”解释对农村历史相对狭窄的界定。他主张把“文化”的理解扩充到大众文化的层面，而不仅仅视之为以“乡绅”或“儒学”为主导的体系。他对“文化网络”有如下定义：“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21]

“文化权力网络”对“中层理论”的推动表现在其扩大了我们对“乡村权威”旧有认知的范围。传统的“士绅社会”模式将乡绅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起着无可替代的平衡作用。在王权鼎盛之时，绅士平衡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在动乱和王朝衰落之时，绅士们便倾向于代表地方及自身利益。但有学者发现，绅士集团也是个高度分化的阶层，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力量不仅应该包括绅士控制之外的各种渠道，而且应该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家的象征及其他因素。也就是说，乡村“权威”的结构应该重新得到厘清。比如祭祀制度与水利组织就不完全是由士绅所控制，它提示我们，“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不是为上层文化所批准的儒家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观念化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各集团争逐这些权力象征从而给权威赋予一个共同的框架。[22]

杜赞奇把乡村权威的范围做了一个貌似无限扩大的解释，当然会引起不小的争议。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个网络由于包含了过度庞杂的各类角色，因此它的伸缩作用是不断漂移的，到底如何界定其边界是件相当困难的工作。这也喻示着“中层理论”范围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会发现“中层”边界范围忽大忽小，难以有效确认。空间界定过大如“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就会显得过度僵化而缺乏灵活性，界定范围过小如“自然村”模式则又显得有些狭小拘谨，而与其他“中层”理论之间难以建立起关联，同样会影响其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