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02（第3页）

[48]《新唐书》卷7《德宗纪》。

[49]《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正月”条。

[50]据《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载：“李兼德宗贞元四年为江西都团练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贼李希烈之将童侍召（董待名）率众袭鄂州，顺风纵火，邑屋将焚。臣乃祷于城隍神，仆忽风回，火烈贼溃，遂击破之，连拔黄、沔二州，请付史馆以答神意。’从之。”将董待名袭鄂州之事系于建中四年。而从有关董待名的一些记载，如《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称李希烈在攻陷汝州后“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旧唐书·李希烈传》和《新唐书·李希烈传》中，可见董待名抄掠的时间应该就是在李希烈攻陷汝州后的建中四年春天。另据《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鄂岳沔》，将唐廷“复置鄂州都团练观察使”的时间系于建中四年，这应该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同样在建中四年，《方镇表五·洪吉》亦载：“升江南西道都防御团练观察使为节度使。”这两项措施显然都是针对李希烈的此次遣兵南下。所以我认为《资治通鉴》所说的李希烈遣董待名南袭夏口，并败于李兼之手一事，应该就是《新唐书·德宗纪》记载的“三月辛卯，李希烈寇鄂州，刺史李兼败之”。该事发生的时间应该在建中四年三月。而李兼也凭借着这次胜利，被唐廷任命为鄂岳沔都团练使。

[51]《旧唐书》卷155《穆宁传》。“夹淮为理”疑为“夹江为理”之误。《全唐文》卷455赵憬《鄂州新厅记》载：“戎狄乱华，宇县沸腾，屯兵阻险，斯称巨防，朝廷寻州陟列，将寄勋贤之重。广德二年（764），遂联岳沔事置三州都团练使。”而据《全唐文》卷440阎伯瑾作于永泰元年（765）的《黄鹤楼记》中的记载“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团练使河南穆公名宁”，首任鄂岳沔都团练使应该就是穆宁。有关穆宁镇守夏口、防遏李忠臣事亦可参见《全唐文》卷784穆员《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

[52]参见《全唐文》卷689符载《土洑镇保宁记》。

[53]鄂州当时是江西的属郡，李兼也是曹王皋的下属，见《全唐文》卷455赵憬《鄂州新厅记》。此后李兼升任鄂岳沔都团练使后，当仍受曹王皋的领导。因为其时江汉地区的战事就是由曹王皋负责的，这由唐廷任命曹王皋为淮西应援招讨副使可以看出。从《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的记载来看，李兼此后协助曹王皋收复了黄、沔二州。而在兴元元年二月，鄂州的重镇土洑镇则是由曹王皋派兵收复的。

[54]《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55]据《全唐文》卷389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载：“至德已来，戎马生而楚氛恶，犹以是邦咽喉秦吴、跨蹑荆徐，而提封万井，歧路五裂，每使臣计郡县之财入，调军府之储峙，玺节旁午，羽书络绎，走闽禺而驰于越，必出此路。”《旧唐书》卷151《王锷传》称：“及（李）皋改江西节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请（王）锷以劲兵三千镇寻（浔）阳（江州理所）。后皋自以全军临九江（即江州），既袭得蕲州，尽以众渡，乃表锷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锷从。”《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曹成王碑》亦云：“明年，李希烈反，迁御史大夫，授节帅江西以讨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无以家事关我。裒兵大选江州，群能著职。”（第427页）注云：“‘江’，方（崧卿）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旧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帅治所，若只大选洪州，乃是未曾出门一步，无足书者。选兵江州，盖为北向进讨之势，故其下文遂攻蕲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误，不足据。当从诸本作‘江’为是。不然，则以‘州’为‘南’，犹胜作‘洪州’也。”（第428页）此说确。

[56]《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三月”条。《旧唐书·德宗纪》、《新唐书·德宗纪》、《旧唐书》卷145《李希烈传》略同。《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亦载“（希烈）覆伯仪军”。新书本传将此事系于唐廷任命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之后。有关张伯仪全军覆没之事，《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张伯仪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伯仪军溃之事当只发生过一次，因此新书本传的记载可能存在时间上的错置。

[57]《旧唐书》卷145《李希烈传》。《旧唐书》记此处为四人，实际当为五人。

[58]关于陈质，《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建中四年三月）辛卯，嗣曹王皋击李希烈将陈质之众，败之，收复黄州。”而翟晖则是在安州与张伯仪作战的将领，据《册府元龟》卷443《将帅部·败衄第三》载：“建中四年诏伯仪与贾耽、张献甫收安州。伯仪率其锐卒营于城下，令裨将史神福、邓国清御希烈将翟晖，才交锋贼众伪遁，神福等迫贼，伏兵发，官军大失利。”

[59]《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四月”条。

[60]《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五月”条。

[61]《陆贽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第327～329页。《资治通鉴》卷228将陆贽的一系列奏议系于“建中四年八月”条，因此《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可能也上于此时。

[62]《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条。

[63]《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资治通鉴》卷229系此事于建中四年十二月，这一时间应该是可信的。但云陈少游送款之举是在李希烈乘汴州之捷往攻襄邑、宁陵时则可能有误，因为襄邑尤其是宁陵之战是汴州失陷三四个月后的事情。

[64]《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载：“（建中）四年，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据考，淮西所领当无十四州之多。淮西其时所领许、蔡、溵、唐、隋、申、光、安、黄、蕲十州当无疑问。其中溵州乃新置。据《旧唐书》卷12《德宗纪》、《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三月”条载，溵州置于建中二年三月。废溵州的时间则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有兴元元年、贞元元年（即兴元二年）、贞元二年三说，此处采贞元二年说，盖李希烈败于是年。另，《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载：“（大历十四年六月）罢宣歙池、鄂岳沔二都团练观察使，陕虢都防御使，以其地分隶诸道。”[《唐会要》卷78《诸使中·诸使杂录上》将此事系于“（贞元）十四年六月”，误]“（建中二年）夏四月己酉朔，省沔州。”又据此后鄂州刺史李兼收复黄、沔二州的记载看，沔州在建中二年四月后可能是省并入淮西的。

[65]据《全唐文》卷612陈鸿《庐州同食馆记》称：“东南自会稽、朱方、宣城、扬州，西达蔡汝，陆行抵京师。江淮牧守，三台郎吏，出入多游郡道……开元中，江淮间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大历末，蔡人为贼，是道中废。”此处之“大历末，蔡人为贼，是道中废”指的就是李希烈叛乱对中路的影响。不过推测其时的影响主要应该在此路北段，即寿州以北地区。

[66]《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正月”条。关于杜少诚南下后的情况，可参见时任曹王幕僚的符载于贞元元年七月所作的《保安镇阵图记》（《全唐文》卷689），符将此事系于兴元元年二月，当比《资治通鉴》的时间更为精确。另，符文所说的“保安镇”，疑即为《资治通鉴》《旧唐书·曹王皋传》《新唐书·曹王皋传》《伊慎传》等所说的“永安戍”，亦即《奉天录》卷2所说的“永安栅”。

[67]《全唐文》卷689符载《土洑镇保宁记》。

[68]《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七月”条。有关安州之役，亦可参见《权德舆诗文集》卷17《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南充郡王赠太子太保伊公神道碑铭并序》（第271页）、《新唐书》卷7《德宗纪》，及两唐书的《曹王皋传》《伊慎传》《王锷传》等。

[69]《资治通鉴》卷229系此事为建中四年十二月，而据《奉天录》卷3的撰述时序，估计此事当发生在兴元元年春季。

[70]关于白塔之役，可参见《奉天录》卷3、《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71]现今有关宁陵之战的记述以《奉天录》卷3最详细，其事围绕宁陵两城都知镇遏使高彦昭展开，因此史料来源当是与高氏相关的传记。《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中宁陵之役的叙述即采自《奉天录》。此外，有关其时守城的另一将领刘昌的事迹则保存在两唐书的《刘昌传》中，当是参考了权德舆《大唐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川郡王刘公纪功碑铭并序》一文（《权德舆诗文集》卷12，第190～191页），故所载较略。《资治通鉴》所采纳的也是两唐书的记述。此外，杜牧撰《宋州宁陵县记》亦载刘昌事，而不及高彦昭。关于宁陵之役的时间，杜牧《宋州宁陵县记》称历时“三月”（《樊川文集》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8页），《资治通鉴》系此役于建中四年十二月至兴元元年二月，但据《奉天录》卷3“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纵兵攻宁陵”的说法，则位于白塔之役后的宁陵之役当发生在兴元元年夏季左右。本文采用《奉天录》的说法，因为此役中，镇海军将领曾遣士卒夜游汴水入宁陵城，从夜游的行为看，夏季的气候更适合此举。

[72]《旧唐书·刘昌传》、《新唐书·刘昌传》、《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二月”条均载时李希烈引兵五万围宁陵，刘昌以三千人守之。杜牧《宋州宁陵县记》的兵力记载有所不同：“宁陵守将刘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众且十倍。”（《樊川文集》卷10，第158页）

[73]《樊川文集》卷10，第158页。

[74]《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75]《樊川文集》卷10，第159页。

[76]《全唐文》卷638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尽管碑文有凸显当时援救宁陵的浙西大将柏良器功勋的目的，但宁陵之围的解除，浙西援兵确实在其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7]《奉天录》卷1载泾师兵变后：“南方朝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亦采此说。不过严耕望先生已经指出：“此时南阳武关道是否通畅甚可疑，笔记书事有疏，通鉴误取之耳。”（《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篇二一《上津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04页）虽然《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亦载：“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朱）泚将仇敬，遂取蓝田。”军队或许还可从武关通过，但普通的贡使当不敢再由武关道而上。况且不久后德宗南幸梁州，漕运更该取道上津，西经金、洋至行在。《旧唐书》卷123《王绍传》就言：“绍奉（包）佶表诣阙，属德宗西幸，绍乃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在时任均州刺史的陈皆墓志中亦载：“其后希烈以蔡人叛命，邓郊不开。公自均部抵商颜，开火炬山以通运路，梁深栈绝者七百里，帝用休之。”（《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崔芃《唐故中散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颍川陈公（皆）墓志铭并序》，第248页）故此处取“上津”之说。

[78]《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79]关于襄州，《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条称：“（正月）李希烈将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之。”其实这次战役只是发生在襄州北界，《全唐文》卷51德宗《加恩被擒将士诏》称：“今月三日，遗伪署申随唐邓四州都知兵马使杜文朝率马步五千人入襄州北界。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勒兵马与战，大破其徒，斩级擒生，**除略尽。又于阵上生擒杜文朝及大将马坦然等。”据《册府元龟》卷165《帝王部·招怀第三》，此诏文作于贞元二年二月。《册府元龟》卷359《将帅部·立功第十二》亦称：“（樊泽）贞元二年于襄州东北界泌河口破李希烈贼众马步五千人。”关于邓州，《新唐书》卷7《德宗纪》载贞元元年三月“丁未，李希烈陷邓州，杀唐邓隋（随）招讨使黄金岳”。邓州在建中四年正月已为希烈将封有麟所据。据《全唐文》卷689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载：“建中四年，希烈僭逆于梁，诸侯之师荷戟四会，（封）有麟亦婴城自守，连攻不拔。景（丙）寅岁（即贞元二年），皇帝厌乱，淮西始定，连帅陈仙奇裨将李季汶来讨之。季汶雅有胆略，以机擒敌，以诚誓众，遂枭有麟以闻。”如此看来，则封有麟自建中四年至贞元二年一直占据着邓州，直到李希烈被大将陈仙奇所杀，后者被唐廷任命为淮西节度使，邓州才由后者收复。从唐廷以黄金岳为唐邓随招讨使的举措来看，唐廷曾有收复邓州的意愿，不过最终没有成功，邓州还是为希烈将封有麟保据。所以所谓“李希烈陷邓州”不当理解为李希烈攻陷了邓州，而应该理解为李希烈击退了唐军对邓州的争夺。

[80]有关镇海军的始末，我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考述。

[81]李希烈叛乱后河南局势的重大改变就在于永平军都统下的军队不得不两线作战，由李勉统率的永平军本部在西线抵抗李希烈，宣武军则继续在东线与李纳对峙。但当李勉溃败汴州、永平军瓦解后，宣武军实际上就已不得不承担起两线作战的重任，这对后者来说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幸好在这个时候，逃难在外的德宗已经“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条），并在汴州沦陷后又“以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条）。到兴元元年正月，更是颁文大赦天下，而李纳等人确也顺势归降了唐廷。《全唐文》卷691符载《贺州刺史武府君墓志铭》中亦提及时任宣武军刘洽幕僚的武充诏谕淄青一事。正因为如此，宣武军现在得以一心西顾。实际上，投降唐廷的李纳等人随后也派兵帮助唐廷讨伐李希烈，虽然学者已经指出：“齐、魏两军参战时，淮蔡的颓势已成，败局早定，故二镇在军事上的贡献实在不多。朝廷的表扬之话，大概只是讨好淄青的谀辞，未可尽信；魏博的自诩之言，更不足论。”（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第9页注）

[83]《全唐文》卷646李绛《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