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州县巡警与地方社会（第2页）

清末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很多措施一时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地方官急于求成，不惜借助警力强制推行。清末实行禁烟、禁赌政策，省以巡警道为禁烟会办，州县由地方官负责查禁。而地方官则以警察充当查拿烟土、查禁聚赌的角色，因而不断引发警民冲突。官府分析个中原因，不得不承认除民贪利望害外，“查拿之人”即警察“或轻信人言捕风捉影，或喜事贪功轻举妄动”亦为重要因素。[195]如吉林磐石县乡民反警捐事件，起因于巡警成立后严禁赌博，有人为此迁怒警局，遂乘缴纳警捐之机鼓动乡民抵抗，县令和巡警局认为“似此奸民，若不严加重惩，则卑县之捐实无法抽收”，即派马巡查拿逮捕4人。[196]

就州县巡警自身而言，由于素质不高，各种越权之事也频频发生。四川巡警道称，州县警务长常有不守定章、“属民刑范围者往往径自处理”之事。推其原因，有“地方官希图省事委令处分者”，“民间苦于胥吏之需索拖累而惟警署是趋者”，还有“虽非有心违章，究属不明权限者”[197]。加上警察自身毫无侦探能力，“不能搜出凭证以得其实情，于是两造呈刁，无从定谳，彼时间官棘手，遂有以刑逼从事者”[198]，导致冲突发生。

就地筹款是清末州县警察权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州县巡警经费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原来的团练保甲经费，二是就地筹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奏请通饬各省，称州县原有民壮、捕役、团练勇丁，均可酌量裁汰，改设巡警，以收“化无用为有用”之效。[199]四川总督赵尔巽多次要求巡警道通檄各属“将团费练费及地方无益之费概行提拨补助警款”[200]。江苏筹办宪政会议厅关于警察经费的议决案中也称：“各州县有以原有之保甲团练经费改充，系取资于地方公款者。”[201]可见将原团练保甲经费移于巡警是不少地方的做法。

然而还有不少地方基本无款可拨，或者原团练保甲经费本身就不够用，所以就地筹集就成为解决州县巡警经费的主要途径。如吉林各州县巡警款项“概由地方官就地征收各项捐款拨用”，名为“警捐”，包括营业捐（商捐、车捐、房捐、戏妓等捐）、地捐（亩捐、菜园地、市场地等捐）、卫生捐（屠兽等捐）。[202]河北正定采取“随粮代收”办法，每粮银一两收学警等费大钱800文。[203]陕西省州县巡警局收取的警捐有商捐、铺户房租捐、棉花行抽捐、染房捐、船捐、斗房铁炭捐、烟膏捐、煤捐等，可谓“捐上加捐”“收索靡遗”。[204]云南各厅州县警费悉就地自筹，或提团款，或抽街捐、油酒税、牲畜税、房铺租、米谷租，以及升斗公租等，“情形既各不齐，款项亦各有异”。[205]

乡镇巡警的经费更是要由各地方自筹。四川规定，“乡镇巡警经费以各属旧有之团练经费尽数拨充，如尚不敷用或尚无团练款项之处，由各该地方官督同绅首设法添筹”，并加肉厘作为乡镇巡警常年经费，收马桑寨地租作为巡警公产，此外还有酒厘、糖捐等。[206]吉林乡警常年薪饷则取自每垧地抽收中钱800文，在商铺则按照资本以250吊折地一垧，亦抽中钱800文，均按春秋两季征纳。[207]

由于各地警捐涉及面广，收取不易，加上警察建立后本身就成为一支强制性力量，所以不少地方在催收过程中往往借用警力。《吉林全省警捐章程》就明确规定：“各捐户应纳捐款如有迟滞不纳者，省城由警务长派警催追，各府厅州县由地方官派人催追，或即委任警务长派警代催。”[208]而警力一旦介入，往往会激化矛盾，形成大规模冲突。如江苏镇江抽房捐以充警费，警局迫令沿街菜贩迁往指定地点，每担每日抽捐40文，县署书办和巡警乘机敲诈，激起众怒。群众万余人到县署请愿，巡警开枪打死4人，警局被毁。[209]直隶隆平县举办四乡巡警，兼筹学堂经费，擅将各村“看青会”应摊粮麦改为折钱征收，数千人进城要求免捐。警兵开枪，打死农民5人，打伤6人。群众气愤之下，攻城捣毁巡警局。[210]湖北宜昌警察总办甚至亲率勇丁，随带刑具，按户勒捐。[211]从这一角度来看，各地反警捐斗争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警察介入催捐并动用武力而引发民愤。

当然，清末层出不穷的警民冲突背后还有其他复杂的原因，民众对警察制度的不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自《直省巡警道官制》颁布后，“各镇办理巡警，由巡警道派员或卒业学生前往筹办”，州县各局、分局警官均要高等警察学校毕业生充当，故而与本地民众互相隔膜。群众只知保甲，对警察并不了解，“淡漠相视，或且偶因细故动生恶感”[212]。况且巡警的职能不仅在防盗，其权力还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易因细故而引起民众的不满。

[1]相关著作有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张研、牛贯杰《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等。

[2]相关研究著作有韩延力、苏亦工等《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万川《中国警政史》（中华书局，2006年），黄晋祥、邹丽霞《晚清的警政》（群言出版社，2005年）等。论文有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4年第10期）；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详见苏全友：《90年代以来近代警政研究综述》，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嘉庆四年谕，7757页。

[4]萧公权先生认为，里甲的税收功能由保甲来承担在18世纪中叶已经开始了。参见《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75页。

[5]宗稷辰：《请实行保甲疏》，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8，兵政七，1～2页。

[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4340页。

[7]在晚清的地方志中，“保”“图”已然成为地理上的区划单位。关于“地方”“乡保”，萧公权有很好的论述，参见《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78～82页。

[8]萧公权指出，保甲体系先天不足，但面对社会矛盾、政治动**带来的困难，它不是一个完全不能运转的制度。在一些地方，一些官员有能力使保甲体系运作起来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作用。参见《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69～75页。

[9]《清穆宗实录》卷140，同治四年五月庚申，《清实录》第48册，3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进入光绪年后，仅据《光绪朝东华录》所查，光绪三年、四年、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都有上谕令各省整顿保甲。参见刘彦波：《晚清两湖州县行政研究》，128～129页，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0]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4196页。

[11]《扬州保甲章程示》，载《万国公报》1880年第572期，191页。

[12]《编查保甲示》，载《万国公报》1883年第747期，19页。

[1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4262页。

[14]《福惠全书》卷21，保甲部，8页。

[15]刘掞：《乡保论》，《沔阳州志》卷11，艺文志，疏论，8页，光绪二十年刊本。

[16]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84～85页。

[17]胡林翼：《启陈剿盗十三条》，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9，兵政八，12页。

[18]王柏心：《寓政》，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0，兵政六，1页。

[19]《署密云县陈令雄藩请办保甲禀并批》，载《北洋官报》1903年第185册，文牍录要，3页；《密云县举行保甲说》，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75册，专件，2页。

[20]《涞水县朱令办理山后各村保甲情形禀并批》，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17册，文牍录要，4页。

[21]《宣化县谢令办理保甲情形禀并批》，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15册，文牍录要，3页。

[22]《密云县举行保甲说》（附章程），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75册，专件，1～3页；《密云县保甲条规》，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93册，专件，1～2页。

[23]《举办保甲》，载《北洋官报》1903年第44册，时事纪要，6～7页。

[24]《政务处议复御史王祖同请停止齐晋两省保甲乡社事宜片》，载《北洋官报》1903年第63册，奏议录要，2～3页。

[25]《汉阳府保甲录》卷上，1～2页，光绪癸巳（1893年）刻本。

[26]《密云县保甲条规》，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90册，专件，1～2页；第293册，专件，1～2页。

[27]《宣化县谢令办理保甲情形禀并批》，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15册，文牍录要，3页。

[28]《涞水县朱令办理山后各村保甲情形禀并批》，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17册，文牍录要，3～4页。

[29]《宣化县谢令办理保甲情形禀并批》，载《北洋官报》1904年第215册，文牍录要，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