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 清末民初国际宣传政策形成之考察（第2页）

处内阁改组之际，北京确表示一般愿望以期统一中国，并于其他事项之内谓阁员数人或将更动，或者总统告退。但总统之告退不过表明一般愿望，以个人之牺牲为国家统一与幸福计耳。现舆论沸腾，领袖苟非得人民全体之拥戴，则不能掌管国政云。[59]

曹云祥擅自以私人名义发布上述宣言，事前也未征得三位全权代表顾维钧、施肇基和王宠惠的许可。曹云祥发布宣言的初衷是“以杜口实”，但却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顾维钧的名字就被一位哗众取宠的记者列入经过篡改的报道。[60]曹云祥的鲁莽之举，令顾维钧、施肇基和王宠惠非常不满。实际上，宣传部应该秉承三位全权代表的方针办理，但曹云祥违背了这一原则。1921年12月25日，顾维钧等人改组了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秘书厅，进一步明确秘书厅的宣传职责。[61]

总而言之，北洋政府在“一战”结束之后已经把国际宣传政策提上议事日程，并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推行积极的宣传计划。由于宣传要时刻应对复杂的局势变化，而北洋政府在宣传体制上还不够成熟，所以其实际宣传的效果并不如人愿。但是，北洋政府对国际宣传的重视，表明民初职业外交官们有着鲜明的时代自觉意识，即积极地引领中国融入新的战后国际体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四、结语

清末民初的国际宣传活动是由两个历史条件促成的：其一是晚清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电信网络，这一国际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促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也改变了时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观念。在电信时代，“外部世界”对国人而言不再是抽象的、遥不可及的，而是具体的、近在眼前的。如时人所言，“利用电能以传达文字，语言，信号等以至远地，不受时空的限制。举凡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莫不有赖电信为传递与广播的工具，以加速各项工作之完成与推进”[62]。其二是民国初年出现了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外交决策群体。该外交决策群体大都在国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通晓国际法，擅于利用西方人的行事准则与西方列强交往。

然而，清末民初的国际化又是一个超前的国际化，至少在外交领域是如此。此一时期引领中国走向国际化的外交决策群体是在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中国”，他们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样式来改造中国。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决策群体虽然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捍卫国家主权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但是他们的国际知识与中国的弱国地位和整个国家的落后状态是极其不相称的。单纯依靠外交手段无法改变中国被世界体系边缘化的命运。

虽然民初的职业外交家努力按照“西方”的方式与列强开展外交，但是他们奉若圭臬的国际法、国际秩序理念、民族国家主权观念都是西方列强所设定的。换言之，当时国际政治和外交的“话语权”是掌握在列强手里的，民初外交官只能被动地接受，结果只能随西方列强而起舞。民初的国际化实质上是一种缺乏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国际化，在这种国际体系里，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牢固的。所以，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很快地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做出极端的反应，提出“打倒列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口号。此革命口号的提出不仅是对清末民初一味追随西方列强的国际化模式的根本否定，也是中国固有的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在遭到列强压制之后的大爆发。

（本文原刊登于《复旦学报》2013年第5期）

[1][美]雷蒙德·保罗·库佐尔特、艾迪斯·W。金：《二十世纪社会思潮》，438～439页，张向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若要进一步了解邓肯的传播思想，可参见HughDalzielDununidSocialOrder，Oxford，OxfordUyPress，1968。

[2][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2页，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相关研究参见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载《二十一世纪》，1997（44）；[美]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许峰源：《中国国际化的历程——以清末民初参与万国邮政联盟为例》，载《中兴史学》，2005（11）；等等。

[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丁·电线》，第51号文，66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

[5]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3卷，4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7][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134页，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Mr。BurlioMr。SeapersRelatingtnAffairs，1867，part1，WashiPringtingOffice，1868，p。484。

[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丁·电线》，第70号文，88页，台北，台湾文艺印书馆，1957。

[10]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从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晚清政府在架设电报干线方面所做的工作有：1881年将津沪线改为官督商办；1882年架设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架设长江线；1884—1885年架设济南至烟台线，随后又增设至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电线；1886年架设奉天至吉林、珲春陆线，1887年架设济宁至开封电线；1888年架设九江至南雄电线；1893年完成沙市至老河口电线；1895年西安至老河口电线贯通；1896年架设武昌至长沙电线；1898年长沙至湘潭、醴陵、萍乡等处电线架设完成。此外，还架设了更多的电报支线。夏东元：《盛宣怀传》，61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2]关于“电奏的出现与电奏制度”的研究，详见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324～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清）曾纪泽：《曾纪泽日记》中册，774页，刘志惠点校辑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

[14]（清）曾纪泽：《曾纪泽日记》中册，786页，刘志惠点校辑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

[15]（清）曾纪泽：《曾纪泽日记》中册，907、1015页，刘志惠点校辑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

[16]（清）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书社，49页，2005。

[17]周元：《清末远东通信社述略》，载《近代史研究》，1997（1）。

[18]《王君说贴》，见《汪穰卿先生传记·年谱三》卷四（铅印本），21～24页，1938。

[19]林增平、周秋光：《熊希龄集》上册，178～18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0]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36、1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1]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2]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7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3][法]克里斯托夫·夏尔勒：《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历史遗产保护》，见端木美、[法]于格·戴和特：《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3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4]北洋政府时期共有二十三任外交总长，分别由十五人担任。这十五人中两人（汪大燮、沈端麟）出身举人，但均有出使经历，汪大燮还通英文、法文。三人（陆征祥、孙宝琦、胡维德）晚清同文馆出身（孙宝琦曾创设育才馆），也都有长期出使经历。其余十人皆有留学背景，其中六人曾留学美国。参见张齐显：《北京政府外交部组织与人事之研究（1912—1928）》，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兴大学，1999；金光耀：《外交系初探》，见金光耀、王建朗：《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198～20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5]1903年1月15日，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电政大臣。参见夏东元：《盛宣怀传》，252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26]《北洋创设无线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初七]，见《“外交”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02-02-008-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