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第2页）

[27]《通信社电》，载《新闻报》，1919-11-16。关于北洋政府严禁过激主义传播的通电，外媒也有诸多报道，详见“Bolsheviksina，”TheShanghaiTimes，Apr。5，1919，p。7。

[2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4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9]《宣传过激主义之查禁》，载《申报》，1920-10-23。

[30]《北京电》，载《申报》，1919-03-04。

[31]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载《每周评论》，第13号，1919-03-16。

[32]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载《每周评论》，第13号，1919-03-16。

[3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184～18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4]《蔡元培全集》第10卷，395～3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5]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9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汤尔和是蔡元培早年在杭州养正书塾的学生。详见《蔡元培全集》第17卷，44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6]《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1919年3月27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8]胡适说：陈独秀“挖伤某妓女之下体”，是谁见来？据此，他判定这是外人攻击陈独秀的谣言，不足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9]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载《申报》，1919-03-06。

[4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18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1]《北京大学之消息陈独秀辞职》，载《申报》，1919-04-13。

[42]心危：《东京通信》，载《申报》，1919-04-25。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4]蔡和森的言论，也可证明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亲美到亲俄的转变。蔡和森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之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详见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5]只眼（陈独秀）：《纲常名教》，载《每周评论》，第16号，1919-04-06。

[46]《东报反对民族独立之论调》，载《申报》，1918-12-02；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载《申报》，1919-01-19。

[47]《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8]只眼（陈独秀）：《克伦斯基与列宁》，载《每周评论》，第19号，1919-04-27。

[49]《〈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见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4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0]只眼（陈独秀）：《威大炮》，载《每周评论》，第8号，1919-02-09。

[51]只眼（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载《每周评论》，第20号，1919-05-04。

[52]只眼（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04-20。

[53]只眼（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4]只眼（陈独秀）：《却没有了自己》，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04-20。

[55]只眼（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6]只眼（陈独秀）：《吃饭问题》，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7]只眼（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8]《陈独秀被捕》，载《申报》，1919-06-15；《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载《北京档案史料》，1986（1）。

[59]陈独秀号召要驱逐的六人，除三个著名的“卖国贼”之外，其余三人都是皖系军阀的实权派。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段芝贵时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时为步军统领。详见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0]蔡元培对一贯穷兵黩武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是没有好感的。1917年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蔡元培就准备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幸亏被教育总长范源濂给拦住。1918年3月底，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时，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此时，段祺瑞就准备罢免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他说：“大学分子之某种印刷品，似涉于无政府主义，疑为蔡君所倡导”。由于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说出了种种不可去蔡之理由，以与段争，故而蔡元培的校长位置才勉强保留下来。但是，时人已经认为1918年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是蔡元培北大校长位置第一次面临动摇的危机。详见《命令》，载《申报》，1918-03-2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永昌日记》第1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霜羽：《北京通信》，载《申报》，1919-05-13。

[61]当时，《北京导报》记者、中美新闻社记者、路透社记者纷纷前往北京警察厅，探访陈独秀被捕内情。详见《京华短简》，载《申报》，1919-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