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第1页）

第三节威尔逊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

“一战”结束之际，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固然与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幕后推动以及蒋梦麟为首的亲美知识分子的积极鼓吹有关，但是欧战结束所带来的民主和平的国际潮流也是大势所趋。如蒋梦麟所言：“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183]威尔逊主义所标榜的“使世界和平公道之正义，不为私心所制服”[184]，以及“民族自决”的原则特别容易受到中国的欢迎。

除中国之外，威尔逊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受到广泛的欢迎。随着同盟国的战败，威尔逊主义风靡欧洲各国。在1918年12月的爱尔兰大选中，威尔逊主义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拉伯地区的领袖们也用威尔逊主义抵抗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阴谋；土耳其军队领袖把威尔逊主义当作民族独立的救命稻草；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亲自到巴黎和会求见威尔逊，请求威尔逊支持越南民族自决；在朝鲜则爆发了1919年的“三一运动”。[185]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在席卷全球的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爆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战行将结束之际，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威尔逊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和平运动的思想武器。当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电就任总统之后[186]，梁启超立即上书徐世昌，建议徐世昌旗帜鲜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欧美诸国[187]。威尔逊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影响，就是威尔逊特意选择在191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致电中国总统徐世昌，劝告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188]根据威尔逊的建议，徐世昌在当月25日发表了和平命令。[189]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馆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代表召开外交团会议，支持徐世昌的停战决定；美国公使芮恩施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只有重新统一的中国才能获得列强的支援”[190]。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原先宣称绝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参与了和平运动，他与研究系的熊希龄一同发起了和平期成会。[191]正是威尔逊主义促使蔡元培在1918年底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如胡适所言：“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192]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说：“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193]蔡元培这一天的演说，也被胡适视为“北京大学走上干涉政治的路子”和“蔡先生带着我们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的开端。[194]

简言之，在五四运动前，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大总统徐世昌、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政治家和舆论领袖发起国内和平运动的理论支撑。

在媒体的宣扬下，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即使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将领也不敢公开反对它。1918年10月27日，皖系军阀倪嗣冲致电和平期成会会长熊希龄说：“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195]对于研究系发起的和平运动，直系军阀曹锟也表示，“诸公爱国爱群，同深钦仰，此番登高一呼，当必如响斯应”[196]。虽然这只是军阀的奉承之词，但是在威尔逊主义倡议下的中国和平运动毕竟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让好战的北洋军阀不敢公然反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重要口号：科学与民主。其中，民主口号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威尔逊主义。北大学生谭鸣谦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今日当以美国现任大总统威尔逊氏所高唱之人道主义为代表”；而威尔逊所发表的言论“无非发挥公道正义，促进自由平等以贯彻其本邦所培育多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之主张”[197]。威尔逊主义中最吸引人的就是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在五四运动前夕被中国公众用来表达民主政治的诉求。1919年2月16日，研究系以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为思想武器，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研究系人员在介绍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缘起时，特意指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将成为处理“国际间一切问题的前提”。[198]同年3月28日，湘事维持会发表通电，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来反对谭延闿对湖南的专制统治。[199]简言之，在五四运动前夕，以研究系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团体都在竞相打着威尔逊主义的旗号，从事各种名义的和平政治运动或国民外交运动。

但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交涉上，对日本外交代表做出妥协。这一消息由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率先传回国内，并由研究系干将林长民在北京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刊登。他们号召国人群起抗争。[200]于是，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就爆发了。

[1]《李大钊全集》第2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与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革命口号！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详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547～55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有关《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关系，详见高放：《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2]心危：《东京通信》，载《申报》，1918-06-23。

[3]PatrishaandtheRedScare，1917-24，”JournalofporaryHistory，1968（4），p。63。

[4]这一次国际性的反“赤化”行动，从1918年一直持续到1924年。详见PatrishaandtheRedScare，1917-24，”JournalofporaryHistory，1968（4），p。63。《收驻日本章宗祥公使电》（1918年7月24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15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5]《中央对于外交之大会议》，载《申报》，1918-03-02；1918年中日军事结盟，日本出兵，中国也出兵，是为共同防俄。心危：《东京通信：日本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复活》，载《申报》，1918-06-01。美国总统威尔逊也赞成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详见《东京电》，载《申报》，1918-06-27；《各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之要闻》，载《申报》，1918-07-18。

[6]《收驻俄刘镜人公使电》（1918年3月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7、31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7]曲晓范：《试述1918—1921年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护侨活动》，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1）。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为魏渤，驻海参崴总领事为陆是元，1918年春由邵恒濬担任驻海参崴总领事。详见《收驻海参崴陆是元总领事呈》（1918年1月5日）、《发海参崴邵、伊尔库茨克魏领事电》，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9、21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8]《收驻崴邵总领事电》（1918年2月28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4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9]邵恒濬在1892年参加同文馆大考，成绩优异。详见《壬辰年同文馆大考案》，载《申报》，1893-03-18。

[10]《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7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9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1]《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7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2]《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13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34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3]《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21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46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4]《发驻海参崴总领事电》（1918年3月22日）、《发国务院秘书厅函》（1918年4月4日）、《收驻海参崴总领事呈》（1918年3月13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47、66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5]《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电》（1918年6月23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193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6]1918年7月23日，顾维钧与美国国务院商量，中国派兵一二千人。因为威尔逊不希望联军太多，以防滋扰俄国居民。结果是，美国与日本各派兵七千人，英国派兵一千二百人，法国与意大利各出兵六七百人，比利时派兵二三百人，组成联军到海参崴，然后进驻西伯利亚各处。《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7月23日、24日、2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11、215、217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7]《次长会晤美馆马代办问答》（1918年7月2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16、217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8]李永昌：《1918—1920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3（1）。

[19]《外电》，载《申报》，1918-08-26。

[20]《专电》，载《新闻报》，1918-02-23。

[21]《中华通信社电》《专电》，载《新闻报》，1918-02-23。

[22]《专电》，载《新闻报》，1919-11-23。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奉天督军张作霖就坚决反对“赤化”，严防过激主义的传播。1921年1月25日，张作霖治下的奉天教育厅发布训令，通告各县执事及省立各学校，查禁过激党散布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品。详见《奉天教育厅训令》，载《奉天公报》，第3195期，1921。

[23]龄：《北京特别通信》，载《申报》，1918-09-19。

[24]《布尔札维克党之第一日》，载《新中国》，第1卷，第1期，1918。

[25]《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1918。

[26]《通信社电》，载《新闻报》，191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