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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惶恐地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底稿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紧张地完成了答辩，胡宝国、阎步克、陈苏镇、韩树峰、罗新、叶炜六位老师担任了答辩委员。转眼已经过去四年，我总希望能将它修改得更满意一点，然而时间在流逝，对问题的思考却未能更深入，许多材料反而越来越陌生了。出版协议已经一延再延，还是就此交稿吧。
本书中大多数章节在增删之后曾在期刊上发表：
导论与第一章：《有夏、诸夏与华夏：从政治体视角论华夏的出现和性质》，《新史学》第九卷，中华书局，2016年。
第二章：《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185—204页。
第三章第二节：《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文史》2014年第1辑，52—71页。
第四章第二节：《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17—42页。
第五章：《六朝时期的华夏网络与山地族群——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19—38页。
第六章：《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52—71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5年第4期转载。
第七章：《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36—51页。
附录一：《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高逸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24—30页。
附录二：《纸笔驯铁骑：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收入童岭主编《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2014年，112—123页。
附录三：《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收入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90—101页。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670—683页。
收入本书时部分内容仍进行了增补和调整。第四章第一节“经学子学中的四夷说”、第七章第四节“爵本位的政治文化渊源”，几乎是完全新增的。最后附录中的三篇，《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直接与导论中涉及的“民族”一词在中国古代是否被使用的问题相关；《纸笔驯铁骑》则是关于书面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的一个例证；《江到东北》虽是2009年的旧作，也曾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和颂寿论文集，考虑到它展示了一种带有承载复杂文化内涵的“符号”如何在不同政治体中被输入和使用，可以作为第三章对华夷符号秩序论述的补充，故而敝帚自珍，附在最末。
作为一篇学位论文，它是我攻博六年学术训练的一份答卷，从中不难看出学习与模仿的痕迹。“政治体视角”最初是我的导师罗新教授研究北族时使用的方法，本书将之移用于华夏，并稍稍做了一些补充和发挥。罗老师对于中古南方民族史的宏观看法——主要见于《王化与山险》一文，直接启发了本书第二章华夏网络以南方为突破口以及第五章南方山地社会演进的论述。在此之外，导师的学术视野、思考深度和写作中敢于立论的气魄，是我一直向往但完全无法达到的，甚至连模仿也勇气不足。阎步克老师以品位与职位切入对官僚制度做整体结构研究的方法，曾让我感到巨大的思想冲击，本书第七章便是学习此种方法的一份小小习作，事实上它最初只是提交给阎老师的一篇课程论文。阎老师常说“设计得当的概念是锐利的分析工具”，并亲自示范了以近似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可能性，本书敢于将不同时代不同角度的研究以几个概念串联起来，潜意识中无疑受到了阎老师的鼓励。至于“政治文化”概念在古代史研究中的运用，我最初是从陈苏镇老师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后增补为《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见识到的，此后陈侃理师兄的博士论文（已增订为《儒学、术数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出版）再次展示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广阔前景，本书第三章尤其是关于天文星占的部分，便是对此的效颦之作。徐冲与孙正军两位师兄所提倡的历史书写和史料批判研究，也曾给我极大的灵感，当年参加他们组织的《史通》读书班时，已经对纪传体史书的编次结构、史书叙事的模式化等问题有所讨论，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以及第六章的写作应滥觞于此。还有很多老师和同学，无论在课堂还是田野，在论文答辩、会议点评还是匿名审稿意见中，都曾对本文的思路和内容有过无法计数的帮助，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鼯鼠五技，不成一艺，在此谨以此不成熟的小书，向所有教导、批评、帮助过我的师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本小书得以出版，还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侯旭东老师将之推荐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则以极大的耐心一再宽限我的交稿时间，这份礼遇也让我铭感于心。最后一份感谢要送给我的妻子蔺亚琼，没有她的陪伴、支持与督促，博士论文与书稿的完成一定更为艰难。
在全书定稿并写下这篇后记时，我已经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工作了将近两年，而我的女儿开青刚刚迎来她的第20个早晨。珞珈山笃实厚重的学风，映照出我的不足，也提示了努力的方向。小女睡梦中的哼唧，向我宣告一段全新的人生历程已经开启，是时候告别博士论文，去寻找更广阔的学术天地了。山的那边是什么？翻过去才知道。
2016年4月25日
初草于武汉南湖周公馆寄居中
2016年11月28日
改定于珞珈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