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学子学中的四夷说（第1页）

第一节经学子学中的四夷说

秦汉时期华夏对周边异族的知识，有经学子学和史学两个体系。概括地说，经学子学体系的知识有更强的演绎性和建构性，而史学体系中有关异族的认识更重视实际收集到的信息。这两大体系虽有重大区别，但并非截然无关，它们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到南北朝以下渐趋合流。

华夏知识精英习惯将事物抽象为整齐对称要素的倾向，在经学体系中发挥到极致。华夏对于周边异族的称呼原本是混乱而复杂的，清人崔述已有所考辨，而顾颉刚在1923年的笔记中写道：“蛮、夷、戎、狄本无确定之方位。自秦汉间人强生分别……后人习诵其文（《礼记·王制》），于是蛮、夷、戎、狄必配东、南、西、北。”[1]童书业于1937年发表《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一文，引证了大量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传世文献，进一步详细论证了夷、蛮、戎、狄最初皆不仅用于某一方。[2]后人习以为常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四夷”框架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漫长过程。顾颉刚和童书业的研究都着重在证明春秋及之前的时代不存在四夷框架，而对战国以下四夷框架的形成未做深论，[3]下面试根据经部子部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做一点讨论。

所谓四夷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周边异族的称谓固定化为夷、蛮、戎、狄，并与特定方位相绑定；

（2）四夷并举时逐渐凝成固定的顺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3）四夷各按方位获得特定的属性；

（4）四夷中各方与特定的数字相配；

（5）四夷的名称获得训诂学的解释。

前三个层面是四夷框架的基本内容，后面两个则是进一步的延伸发展。从逻辑上来说，这几个层面的出现应该有一个时间上的顺序。由于早期文献的不足，加之相关文献断代的争议性，更由于现有文献所见的四夷表述很可能还存在学派、地域的差别，四夷说的发展大概本来就是复线的，想将所有资料按时间整齐地串联起来几乎不可能。另外，由于先秦文献中存在大量引用、转述更早文献的情况，对于思想观念的研究而言，能够判断的仅是下限，即书的形成时代为篇章形成之下限，篇章的形成时代为其中思想观念出现的下限。至于上限，一份西汉编纂的《礼记》可以包括春秋战国以来传承的篇章，战国时写成的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观念可能西周时已经出现，故而上限是无法通过篇章年代来判断的。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本节暂时放弃单线时间线索，而按照上述五个层面对相关文献加以整理。

一、异族名称的固定及与方位的绑定

四夷说的第一层面，即周边异族的称谓固定化，并与特定方位相绑定，能够在以下文献中反映出来。

《墨子·节葬下》：昔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4]

《礼记·曲礼下》：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谷”，于外自称曰“王老”。[5]

《管子·小匡》：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6]

《大戴礼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7]

童书业前揭文已指出《墨子·节葬下》是有关四夷配四方的最早史料。《墨子》53篇来源复杂，胡适将之划为五组，《节葬下》属于第二组，“大抵墨者演墨子学说所做”。[8]因为这一组上中下三篇内容同而文字略异，合于墨离为三之说，故被认为源于墨子及门弟子所录的篇章，著作期约在战国初期。[9]这里狄、戎、夷与方位产生了联系，但尚未出现北狄、西戎等词汇。《礼记·曲礼》的成篇时间存在很大争议，王锷根据《孟子》《荀子》和郭店楚简《尊德义》中有与《礼记·曲礼》类似的文句，甚至直接引述“《礼》云”，认为后者成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10]这一推断并不十分可靠，《礼记·曲礼》之命名来自于开篇引“《曲礼》曰”，孙希旦已指出另有“古《礼》篇之《曲礼》”，[11]为《礼记·曲礼》所据之资料，故而《孟子》《荀子》等所引之《礼》，不能排除为古《曲礼》的可能。而上揭引文的前半部分提到了“九州之长……曰‘牧’”，以九州划分天下的设想虽早于《禹贡》，或在春秋中期已有，[12]但“州牧”之说在此之外则仅见于较晚成书的《周礼》[13]，《礼记·曲礼》的这一段话能否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是颇可怀疑的。不过，夷蛮之君“虽大曰子”，在鲁史《春秋》对楚国的称呼中可得到印证，在《左传》及诸子书中楚王自称“不谷”也历历可见，[14]因而《礼记·曲礼》此段内容或有更早期的文本渊源。《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内容基本相同，研究者认为源于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人的述作，[15]而《小匡》的编著当晚于《齐语》，或在西汉初期。[16]值得注意的是，《小匡》的这段文字不见于今本《国语·齐语》，根据上述对两者编定时代的研究，可推论这段文字出现较晚。《大戴礼记·明堂》原与《盛德》合为一篇，其中有与《周礼》相合的内容，或推测其作成年代在汉武帝时期。[17]上引《礼记·曲礼》《管子·小匡》《大戴礼记·明堂》关于四夷的表述，都已经将方位与异族名称相绑定，比之时代较早的《墨子·节葬》，可以视为一种变化。但这四段材料对四夷的列举顺序各不相同，《节葬》按尧、舜、禹即时间先后为序，《曲礼》的顺序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小匡》的顺序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明堂》则是“南蛮—东夷—北狄—西戎”。这说明四夷说的第二层面即固定的顺序，在这几种文献中尚未发现。

二、四夷顺序的凝固

四夷说的第二层面，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固定顺序，可见于以下文献中。

《逸周书·明堂解》：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礼记·明堂位》同）[18]

《大戴礼记·千乘》：东辟之民曰夷，精以侥，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19]

《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20]

在这三段材料中都可以看出，所谓东南西北，是围绕天下之中的“中国”而言。[21]“东南西北”的顺序，合于五行学说中的五方之序。[22]而上引《小匡》篇的“东西南北”之序，或可称为四至之序。[23]可以推测，它们之间存在过竞争。四夷的方位构图最终定型于“五方之序”，是战国以降五行说的日渐流行的结果，借此中国与周边异族的关系被赋予了宇宙论意义上的合理性。在《逸周书·明堂解》中，明堂所代表的中国与四门之外面向明堂的四夷，便是这种关系在礼仪空间的展示——虽然是纸面上的。今本《逸周书》中，既有可信的西周史料，也有战国以下撰写的述古之作，[24]《明堂解》当属于后者，而《礼记·明堂位》相关部分则完全承袭了《明堂解》。[25]经学文献中对周边异族的描述，最具代表性，同时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礼记·王制》。甚至可以说，四夷框架最终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顺序定型下来，在汉代今文经学中地位重要的《王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将《大戴礼记·千乘》与《礼记·王制》对四夷的叙述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两者有着同源关系，或者说《千乘》此段是《王制》该段更为原始的形态，《千乘》与《王制》的相似内容尚不止于此。《大戴礼记》与《礼记》同是西汉编纂的儒家礼学文献汇编，两者取舍不同，但存在许多关联或重合的内容。[26]《大戴记》中的《千乘》等七篇被认为是《孔子三朝记》或其残存部分，其写定年代应在战国时期。[27]即便按卢植所说，《礼记·王制》就是《史记·封禅书》提到的汉文帝命儒生“刺六经”而作的《王制》，因为找到了更早的《千乘》，仍可以认为《王制》中的四夷说的基本内容在战国时已经出现了。[28]必须指出的是，《管子·小匡》《礼记·曲礼》中“不规则”的四夷顺序，在时间上与《明堂解》《千乘》究竟孰早孰晚，很难断定，更可能的情况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和理念在相当长时间内并行，后来某一方逐渐占据了优势。

三、四夷按方位获得特性

四夷框架的第三个层面也已在《千乘》与《王制》中充分显现出来。《王制》“四夷说”成为后世尊奉的经典论述，影响深远。除了含蓄不显的四夷顺序，更为人熟知的是其对各方异族特性的概括。这段文字以“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这样的定义式语句开始，描述其独特之“性”。《王制》指出周边的异族有不同的服饰、居住、饮食习俗，还将这些差异归因于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显得颇为“科学”。借由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前面的定义也变得更加不容置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按照与“中国”的相对方位进行的人群划分和命名原本只是外在的和地域性的，但在“五方之民，皆有其性”的论证下他们变成了拥有共同文化习俗的集团，被赋予了部分内在的族群性（ethnicity）。与《王制》相比，《千乘》对各方之民的特性描述得较为抽象化，显得不如《王制》具体和“科学”。四方至于“大远”皆“有不火食者”，也不如《王制》区分“不火食”与“不粒食”显得精细，上文推测《千乘》此段是《王制》的更原始形态，正基于此。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从《千乘》到《王制》，有关四夷及其特性的理论变得更加精密了。

方位与习性的关联，在子书中得到更为大胆和绝对的论说，《淮南子·墬形》的如下一段，颇可与《千乘》《王制》相对读：

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偻，修颈卬行，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29]

这里更加明确地将方位、环境与人的特性联系在了一起，而比之《王制》中饮食、衣服等外在文化特征更进了一步，直接将四方之人从体质和精神特征上划分开来，完全是“五行决定论”。《墬形》的文中虽没有将此四方之人称为夷蛮戎狄，但可以看出与《千乘》《王制》所记载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30]

四、四夷名数的异说

四夷框架的前三个层面在《王制》中皆已得到体现，并不代表它就此定于一尊了。在涉及第四层即异族名号与数字相配的文献中，即使降至东汉，分歧仍显著地存在着。这些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礼记·曾子问》佚文：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百姓之难至者也。[31]

《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