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布莱希特的对话（第2页）
问：您知道的，在我问完您目前的工作内容之前，我是不能离开的。
答：我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是萨姆森·库尔纳（SamsonK?rner）的传记。
问：为什么？
答：萨姆森·库尔纳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想亲自把他写在纸上。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来告诉我他的一生。我高度重视现实。并不是因为萨姆森·库尔纳的例子比比皆是；恰恰相反，是意外所得。萨姆森第一件打动我的事，是他在拳击中运用的运动原则似乎是非德国式的。他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方式打拳。这当中有高度可塑的魅力。比如，不太可能去模拟如何把一张公共汽车票放进萨姆森·库尔纳的口袋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也是一个可以列入考虑的剧院演员。
问：您要怎样工作呢？
答：与其说工作，不如说是享受。我让他跟我说话，我高度重视他的观点。人们的意见比他们的感情更令我感兴趣。感情通常是观点的产物。它们随观点而来。但是，观点是决定性的。只有经验有时候会居更高位。尽管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观点都源自经验。
问：这又是纯粹的理智主义！
答：每一种表演都来自一种现实化。其实根本没有心血**的表演。藏在背后的，又是智性。
问：您还在从事其他什么工作？
答：一部叫做《人就是人》的喜剧。讲的是一个人支离破碎后，又被按照特定目的重新塑造成另一个人。
问：谁来重塑？
答：三个感性的工程师。
问：试验成功了吗？
答：是的，他们都感到轻松解脱了。
问：是要生产出完美的人？
答：不算吧。
——摘自《文学界》（DieLiterarischeWelt），柏林：1926年7月30日
注[1]：这次访谈并非布莱希特亲口所作，采访人伯纳德·吉勒密（BernardGuillemin）在前言中加注说明，他有意把布莱希特自己的话，即布莱希特式的行话，译为规范的语言。不管怎样，这里布莱希特初次表达了他的“史诗剧”原理，后来界定了“理性”（Verstand）并将其置于“共鸣”或移情的反面。共鸣是这样一种过程，观众同舞台上的人物感同身受，并且切实感受人物的情绪。
同时，布莱希特正在写作另一出戏剧，未完成的《芝加哥的乔伊·P·弗列士哈克尔》（JoeP。FleischhackerausChicago），其非常复杂的主题——美国小麦市场的经营——是促使他诉诸一个新的戏剧形式的另一个因素。吉勒密的采访发布之前的四天，豪普特曼女士在其日记中记录道：
布莱希特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观念里不是戏剧化的；如果进行了改写，就不再真实了，戏剧不会成为这种品质；只要人们意识到现代世界不再与戏剧一致，那么戏剧就再也不能与世界保持一致了。”在这些研究过程中布莱希特发展了他的“史诗剧”理论。
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那一年的3月23日豪普特曼女士已经记录道，“布莱希特发现了‘史诗剧’的准则：以记忆来表演（同时引用动作与姿态）；并且在他的写作中一直致力于这个方向”。实际上有三个思路组成了布莱希特自己的史诗理论，所有这三个思路——在引号里的表演，新的复杂的过程的描绘，冷静的非情感的风格——由此都可追溯到之后所述。
这儿，在开端处，就在布莱希特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之前，史诗剧非常类似名为“新写实”（NeueSachlichkeit）的运动；“事实的”（sachlich）一词之前两度被翻译为“事实”（matteroffact）。这是冷静、功能性的美学，与包豪斯（Bauhaus）相关，与格罗兹（Grosz）、希里希特（Schlichter）以及贝克曼（Be）这样的画家相联系，与亨德密特（Hih）早期音乐相关，与新闻报道及纪录片相关，与（印刷中的）大写字母的废除相关。G。F。哈特劳步（G。F。Hartlaub）在1924年杜撰此名词，将其运用于“带有社会主义风格的新现实主义”，定义非常恰当。然而在一篇最晚改写于1928年（《戏剧选1》，第129页）有关此主题的断片文章中，布莱希特总结如下：
我当然不喜欢那种使得如今资本主义戏剧能站得住脚的苍白无力与缺乏事实。我发现这些人的缺乏事实性很荒唐，但是对于你的“新事实性”我也难以接受。我认为其注定要到来。它在绘画中已经存在了。它迟早要来到戏剧中……写实精神将会到来，如果真的到来将会是好事。那时别的都不需去做，只有这种非常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前进，这将会是一个反动的事件，这就是我如何认为“新写实”是反动的……
脚注写道“我希望如此——列宁”。
《人就是人》在采访之后的两个月首演。布莱希特一直没有做笔记，直到他进行了下一篇的电台访谈。萨姆森·库尔纳是德国中量级拳王；布莱希特对于他的传记计划名为《搏斗机器人》（DiemenschlicheKampfmase），未完成。其开头被引用于汉斯·迈耶（HansMayer）的《布莱希特与传统》（BreddieTradition，莱斯克，巴登符腾堡：1961年版，第33页）。
[1]本专题文章正文之后的“注”，均由英文版编者约翰·威利特（Joh）所作。我们用仿宋体字标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