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娱乐消费 后现代翻译的无为和不可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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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ǐftgazefìndbríghtmoòn

mīssóldhōmehàngheād

译文是翻译动作主体。发出动作的同时也被动作消除，即译文必须不在场，才能体现出文本翻译性质，让读者看到一个经过译者想象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原文。比较王维《鹿柴》翻译便可清楚认识译文怎样借助自身消隐来享受原文，或者不愿意和原文分离，逼迫虐待原文到极限。愿意让译文退后，和原文解锚的诗人首推庞德。帕斯受其影响，认为庞德翻译理论看上去虽不可靠，但不仅让人信服，更让人着迷，只因这些诗歌至今仍保有“相当多的诗性新意”（anenormousfreshness），让人得以管窥神州。他将青苔（moss）改为青草（grass），只因西班牙语中“musgo”，黏糊松软，让人生厌[61]。所得文字如下：

Porlosramajeslaluzrompe。

Terelayerbabrillaverde。

Lightbreaksthroughthebranches！

Spreadamoshinesgreen

数年后，对王维诗歌佛教意味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全面地认识到最后一字（“上”）关涉场景，统领照进森林光与影的关键作用，将“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夕阳反照，通过一定考据认作佛教西方极乐世界的接引。东方古人在神圣光照下灵修让帕斯联想起自身文化传统中的圣十字若望（St。JohnoftheCross）[62]。沿着庞德的发明路线，“光”（luz）变成“西方之光”（luzpoe）。

Bosqueprofundo。Luzpoe：

alumbraelmusgoy，verde，asde。

&：

Itillumihemossand，green，rises。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帕斯觉察到“上”字可能带有若有若无“向上超脱”或者“向上飞升”的意味，以及“返”代表内省和轮回，但他依然愿意和原文保持距离，并不曾想将“上”作为动词和盘托出，对“返”字没有直接用力。而王维译诗不同版本的比较批评刊登在《回归》（Vuelta）之后，编辑温伯格顺着一封言辞激烈、语调不恭的读者来信，找到20世纪50年代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卜弼德（PeterB）翻译的《鹿柴》[63]。他从汉学家角度，从古汉语训诂、字词意义深度辨析出发进行翻译。卜弼德笃信“上”字应做动词讲，非常亲密地紧紧抱住原文：

Barelyearmialkiones，

Andantistrophiclights-and-shadowsihe

&reedgrove

&oglowlighttheblue-greenmosses—goingup

&ymountain。。。）

和原文抱得过紧，放不开任何一个字，比如“返”和“上”，居然不惜用十分生僻且毫无诗意的“antistrophic”，以及画蛇添足地加上“上空山”（goiymountain）。无论谁来阅读都不免惊悸。难怪温伯格幽默地说，仿佛霍普金斯嗑了摇头丸一样怪诞，堪称最为奇特的王维版本。[64]卜弼德面对禅味十足，淡雅空灵的小诗火力全开，不遗余力地用训诂和字义辨析向汉字发起猛烈冲击，当然和他作为汉学家的职业习惯有关：受教于早期欧洲汉学传统，认为唐代诗人高度重视语法和词汇，细致入微的深层或荒疏平常的表面皆有常人未见之玄妙。所以为真正解读一首唐诗，译者必须对于汉字之间细微语意差别，如苍、碧、翠、青、蓝的异同进行仔细辨析，否则便无颜见原诗和原作者[65]；也和自己翻译心态一致：一丝不苟地忠诚可靠和训练有素，努力存留原作诗人在语意上和语法上不同层次和意犹未尽的各个侧面。相比之下，不难理解为何温伯格将史耐德译作评为最佳：一字不漏，一点不多，译作却是美国诗[66]。插一句，众人皆知史耐德在伯克利学习期间师从陈世骧学习中国文学和古代汉语。而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诗人也上过卜弼德的古代汉语课，对后者执着于文字训诂、追逐句法字义的学院式研究方法并不陌生[67]。可是史耐德后来并没有走上学术道路，也从未以“打激素”方式进入汉诗，是遭遇卜弼德之前心中已经形成的信念使然。和前辈庞德一样——反对成规。即便真心追求佛禅，他也始终没有真正遁入空门，相反还结婚四次。史耐德对日本禅宗专家式的修炼方法，过分强调专业训练而失去普通心，从而难以产生拍案顿悟等缺陷颇有微词[68]。看见精进执着的卜弼德走火入魔，史耐德潜意识里避免因放不下我执而升起的幻想，不愿意看到寻找真实的探求活动反而失去平易真实。

让译文消失的行为激发“真正的行动”（authenticact）。齐泽克通过分析主体、行动和客体的关系，发现“每件真正的行动固有些许暴力”。所以为不伤原作，相当一部分汉诗英译者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翻译作品，从庞德和王红公一直到巴恩斯通都向读者挥手示意，译作不过是自我表达，译者不过以原作为参考，编织自己的故事。然而这样的被动和超然并非每一个伏案辛苦之人都可以接受。主体并非总是愿意，或者能够顺滑无痛苦地被行动消除。常见情况是译文太过执着地要和原文捆绑在一起，使尽浑身解数要将原文无损伤、无遗漏地表达。卜弼德便是最好的例证。即便主张逐字法的韦利也不愿像他那样“敢于比绝大多数人更极端”[69]，从其汉学修养和翻译观点看，其足可谓服用了兴奋剂的韦利。相对于以仿冒和变造为途径消费汉诗而言，过度翻译变成另一种过度消费。本质区别是，卜弼德不承认翻译不可为，否定不可翻译的存在，坚信译文（注意不是原文）是完整充足的。同时因为无法区分原文和译文，将译文的完整充足转移到原文，原文便总是差强人意，而对完美译文的迷恋让卜弼德不惜虐待原文（因而也间接损害了译文），借此选择不面对译文必须消失的命运，拒绝承认一个结局，即译文必须在让原文出现而自身退出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译者心满意足地看到原文虽然有种种缺乏和不可为，但原文可以并且愿意克服局限，善解人意地为译文提供各种材料与可能性，“他者里的缺乏”被强制扭曲成“他者里的过剩”，最终能够像译文一样拥有欢爽。只是说，拉康的欢爽尚且在幻想中包含各种能指，以支撑主体消逝之后的局面，努力格挡主体可能将面对的不可译恐惧。虐待行为连这样一个幻想都被抛弃。极端译者对于汉诗不抱幻想，他们眼中的汉诗必须如是。为了译文能够成立，译者不惜将汉诗文字每一颗种子都掘起，每一种潜能都开发，让它能够真正成为，“真正的享受”[70]。过度消费的主要后果是译文先天不足，因为所有的使用价值都已耗尽，只能作为诠释学文段苟活，而难以加入市场流通和世界文学交响乐。

[2]有可能会成为另一首《在地铁站》。Hui-MingWang究竟是王惠明还是王慧明，值得学者进一步探究。另外，笔者看到的1973年巴尔出版社（BarrePublishers）的版本没有“inmyshack”一语。钟玲以及许多中国学者引用的是1987年白松（WhitePine）出版社的版本。

[3]Nelson，1984，p。123。

[4]盘古传说原文见《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纪》。

[5]Bly，1973，backcover。

[6]Eco，1986，p。8。

[7]赵，2003，p。52。

[8]赵，1985，p。629。

[9]这本诗集由勃莱遴选并编辑，1980年出版。出版不久，诗人在家做东，和远道而来的王佐良会面，他将新出诗集赠送给王佐良，还写下“这本诗选代表了我多年思考的结果。它以陶渊明开始，他是这本诗选的祖父”。王佐良，1998，p。12。

[10]王佐良翻译《想到隐居》，注释道：“勃莱曾对我说，标题里提到的《隐居》是白居易的诗。我找到白居易的集子粗粗查了一下，却没能发现原诗。不过这意境，这白话风格，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倒确有香山之风。”见王佐良，1984，p。42。王佐良所说的“曾对我说”，很可能就是在澳洲参加艺术节时勃莱为他朗诵的作品。见王佐良，1998，p。1。

[11]汉诗原文系杜甫《屏迹三首》之一。最早见于《老人揉眼睛》（HisEyes），题为《想到隐居：仿杜甫》（“Thinkingof‘Se’：afterTuFu”）。在《食语言之蜜》选集中被归到《雪野宁静》中，题为《想到杜诗》（“ThinkingofTuFu’sPoem”）。当然1962年版的《雪野宁静》不包含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