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显性的混杂（第2页）

依靠腹语发声制造的诗歌将两种平台进行接驳，虽缓和了汉诗美国诗之间的差异度，却也造成美国诗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于是有个性鲜明、融世界各种元素为一体的庞德和专心致志拷问美国语言本身是否能为美国诗歌输送足够养料的斯蒂文斯[31]。这些行为都标志着制造现代性的主体意识受创新冲动驱使，寻找新输入的同时也更为自觉主动地搭建和已有传统的联系。具有发明（艾略特）和找回（萨义德）双重属性。短期而言，帮助现代诗歌运动确立现代性，勾勒风格特点，成为能和其他时代（国别）诗歌比肩的新传统；长期来看，不但为东西诗学深度交融创造条件，预示20世纪中期后现代诗歌运动，促使美国诗歌发展到21世纪初全球化时代更加接近庞德设想的世界诗歌。

受汉诗影响，庞德在中年时期写出的带有浓郁汉诗特色的《中国诗章》等作品已经广为人知。实际上，整个《诗章》都有理由被看作“以东方手段对西方进行的批判，不仅对《诗章》本身也包括《诗章》的整体语境”[32]。《诗章》既富有政治诉求又饱含抒情笔调的写作方法明显和儒家文本有关[33]。例如，在《诗章》第一部以庞德对一个中世纪《奥德赛》版本的翻译开头，故事中主角向死去之人索取知识的求知欲和紧迫性相当明显，暗指诗人找寻并消化过去时代和异国诗歌的欲望。奥德修斯在海上流浪，有家却无法归去，只能无休止地历险和战斗，与强加于自身的命运作无谓的抗争，处境与《神州集》开篇《采薇》描写情景十分相似。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神州集》主题上和早期《诗章》有相当重叠，包括无法预期、无法抗拒也无法逃避的离别，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造成相互隔离和陌生，命运无常和无情[34]，等等。这样一来，庞德借助对过去时代诗歌成果的翻译，尝试表达他所在时代的情绪，重新解读、注解和拼合经典，努力方向虽然是“归去”（回归到西方文学史最古老经典之一，或者奥德修斯回到自己妻子身旁，或者《神州集》的离人回到过去未来的美好），《诗章》本身却努力建立范式，欲成为后世经典，毫无疑问显露出掺杂了各国各时代元素的现代性。以费诺罗萨汉诗笔记为底稿整理出《神州集》，再以《神州集》为“铅笔底稿”创作《诗章》[35]，庞德一定在有意识地将外来文本设置为反射镜（reflectors）[36]，用一个平台的明澈照见另一个平台。西方惊涛和怪鸟扑面而来，头顶上却是东方的秦汉明月。《诗章》开篇两句：

Aotheship，

&obreakers，forthonthegodlysea。。。

开门见山的手法似乎不符合《诗章》作为鸿篇巨制应有的铺陈[37]。开头便使用“Andthen”让人感到相当突然，短语暗示的并列或递进，在缺乏上下文的情况下引人猜想“andthen”前面被省略的部分，打开了多种阅读可能：被省略的部分不够重要，或者与本诗相关度不够，或者概括性太强，会抢去后面文章的风头？无论哪一种，都符合西尔维娅对英文向并列结构过渡的观察。诗章陆陆续续写了半个世纪，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可以借助“andthen”和第一句连接起来，毫不突兀。还有，诗句中很多语言成分似乎被刻意省略，如冠词“（the）keel”，“（the）breakers”，动词“（sailed）forthodown”，以及连词“（ah”。短短两句诗就有如此频繁的省略表达，让人怀疑诗人是不是有意在模仿希腊文的简洁，或者汉诗的不确定性。在《诗刊》上发表的《三部诗章》（“Threetos”），即最早问世的《诗章》里，庞德提供了如何以安德里亚·谛富（AndreasDivus）翻译的《奥德赛》为底本进行创作的线索。

UncataloguedAndreasDivus，

GavehiminLatin，1538iherestuain，

Caughtuphisdsyllable：

“Downtotheshipsweweandsail，

Bladbeastsforbloodysacrifice，

ent。”

&rainedmyearfor-ensa，-ombra，and-ensa

Aoei-

&roughmeaning：

“Aotheship，setkeeltobreakers，

Forthonthegodlysea。。。”

谛富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人，他用拉丁文翻译荷马史诗，非常忠实于原文希腊文，几乎达到逐字逐句翻译的地步，有理由被看作为方便读者理解希腊原文，用作阅读辅助的文字[38]。于是，《诗章》浓厚混杂语感的开篇，当然也包括以后很多章节，就创作思路而言和庞德早先利用费诺罗萨的汉诗笔记为底稿“发明”《神州集》相当一致。进一步说，和费氏自己同样依靠日本老师帮助，逐字逐句解读汉诗的行为相吻合。这清楚表明，现代主义学者和诗人在使用古典文本时，一方面出于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受现代性所支配，更为注重局部和片段的获取与发挥。汉诗带入现代性的混杂不仅是源于他者文本的文化元素、修辞表达等可以搁置在平台之上的元件，也不仅是诗学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平台形状本身。文本和母体文化脱节，从整体语篇中独立出来之后表现的片段化和自我封闭，形成文本不可摧毁、不可简约的物质性，是现代诗人试图征服的困难，也提醒诗人去注视平台，思忖生成或者改变平台的途径。汉诗等外来文本奖励美国诗人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拥抱他者的“未知”，让探索者收获“已有”。诗歌创作从对“半成品”密切关注突然飞跃到“现成品”，活动重心围绕带有历史性的现成展开，作者持有的主体性不再是一个永远处于进行时态，有待实现或者正在实现的实体。相反，作品的混杂被作者明显地（经作者自述，如对谛富的挪用），或者隐含地（经过学者考证，如《诗章》和汉诗的关系）放置在作品中，提醒读者既需要放弃寻找作者本体，将注意力转向元叙事，又不能忽略作者通过删减原文，让自己作品存活而耗费的匠心，即作者的话语权。两种期待启迪实质上都让混杂性和文本的自性紧密结合，为其提供活动的理由和进一步演化的动力。后现代更是直接切入，以现成品为素材大做文章。符号与生俱来的波动性（即符号总是属于表意链，总能够和其他符号发生关联，总能够将自身信息传播到其他符号，和它们相互叠加、共振、取消等），突然因为表意链的断开或者不定变成符号汪洋中的一座座孤岛。趁表意链出现故障的机会，那些向外辐射到作品而连带的现成品再制造，向内离散到互文而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冲撞，突然一下子被强制终止。文本反而成为诗歌特质最为坚实而直接的体现，即粒子性。粒子之间并不受制于象征秩序，不必发生关联，于是表现为混杂，代表了现代主义时常主动寻找的困难与隔阂。

这种超越或者回避总体把握，如识字练习一般解读现成文本并谱写新诗的做法，表面上是现代主义诗人富有个性的创作方法，深层次则揭示出观察主体在面对他者的时刻，主体本身的消融[39]。本来，对他者文本的“把握”“理解”“领悟”等词汇或者概念，通常来说都建立在整体性和连贯性上，若只言片语，恐断章取义。但现代主义诗人以及他们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所谓整体和连贯要么出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不可获取（如许多误读和想象），要么在平台间转移的过程中被视为不可取（如对汉诗典故的处理）。整体和局部关系无从建立。并且，观察者在主体消融后，不再具有主体思想对整体进行把握，只剩下文本中孤立而分裂的文字，以及对片段的认可和识别，只言片语反而跃进成为现代主义主张的“事物”（thing）。于是现代性的混杂，以及混杂带来的多线性非线性、并行、叠变、复调、不确定等现代特点也相应产生。

汉诗带来的混杂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到新阶段。钟玲考察了史耐德和查尔斯·赖特在汉诗基础上脱胎的作品各一首[40]。赵毅衡看到肯尼思·汉森的获奖作品《无处不在的距离》（“Distanywhere”）中有一部分仿写林和靖的诗作[41]。朱徽通过考察王红公和唐诗的关系，发现其作品中不仅直接装点着某首唐诗，甚至故意摘取不同诗篇，捏合一处。原诗如下：

An

Theseasoheyearsge

Withnoassistanceorsupervision。

&houttakingthought，

&scycle，full，t，andfull。

&emooheheartoftheriver；

Theairisdruggedwithazaleablossoms；

&henightapineefalls；

Ourcampfirediesoutiymountains。

&arsflithetremulousbranches；

Thelakeisblalessialli；

HighiheNorthern

Ishalfbythedimsummitofasno>

&，sosingularly

Iandcorrupt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