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第2页）

[33]《七十自述》，见《享帚录》卷八。

[34]《七十自述》，见《享帚录》卷八。

[35]《新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二国民小学校舍记》，见《享帚录》卷一。关于清末“学战”里从“中体西用论”关系来论述的人，参见川尻文彦：《“中体西用”论と“学战”：清末“中体西用”论の一侧面と张之洞〈劝学篇〉》，《中国研究月报》第558号，1994。

[36]清末社会进化论的接受和儒教世界观的转换过程，可以说都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比如，严复之前的“原进化论”历史意识，从可逆转的三阶段论转换到不可逆转三阶段论，参见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此外，清末民族主义者明确体认到民族主义和传统世界观之间的非连续性，参见佐藤慎一：《儒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国：社会と文化》第4号，1989。关于社会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可参考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岩波书店，2004年，第一章《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人种观、博览会事件》。

[37]参见本书第五章。有关梁启超的“合群”议论，见梁启超，《新民说》第十三节《论合群》。此外，关于《新民说》的概要，参见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5。

[38]在《显考温毅府君年谱》卷末有所涉及。笔者未见。

[39]《七十自述》，见《享帚录》卷八。

[40]秦锡田参与编纂地方志工作如下：民国《上海县续志》，编纂水道志、艺文志和修订名宦志；民国《上海县志》，总纂全书以及交通志、政治志、财用志；民国《南汇县续志》，总纂全书以及水利志、艺文志、风俗志；民国《南汇县志》，编纂工程志和人物志。

[41]井上进：《方志の位置》，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下，东京，汲古书院，1990；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7，第九章《地方志の编纂と地域社会》。

[42]关于民国《川沙县志》的“现代性”，从方志学的角度早有论述。参见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合肥，黄山书社，1986；顾炳权：《略谈黄炎培和〈川沙县志〉》，《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3期。

[43]从这一角度叙述风俗的《川沙县志》卷十四《方俗志》，也收录了历代方志中“风俗”所未见的大量歌谣。中村哲夫在论文《乡绅の手になる乡绅调查について》（收入《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京都，法律文化社，1984）中指出，清末的法制调查也唤起了对地方“民俗”的关心。

[44]《七十自述》，见《享帚录》卷八。

[45]《窦存》，清木刻本，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据《陈行乡土志》第四十四课《名人六·胡式钰》的记载，胡式钰居陈行镇，嘉庆五年生员，善诗文。

[46]顾炳权：《再论黄炎培与浦东学派》，“黄炎培学术思想讨论会”会议论文，1996。据顾所记，“浦东学派”从南汇县进士张文虎、秦荣光延续到活跃于中国职业教育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顾氏在《黄炎培与浦东学派》（稿本）中详论了“浦东学派”。可从陈大康整理的《张文虎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一书中详细了解张文虎的学术活动。

[47]从下文中引用的竹枝词内容来看，事实上有多处与地方志风俗志内容相同。但是，竹枝词中除了能找到在地方志无法看到的内容外，还针对具体的地域课题，以清末民初的独特视角来吟咏。笔者认为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48]关于浦东的“流氓”，《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吟咏道：“若辈强梁不怕官，官场不究也从容。从容胆直包天大，捕拒官差拳扑攒。”

[49]有关巡捕左营问题的呈文和议案，《禀上海道请裁撤盐捕营》《呈江南提督请饬盐捕左营撤巡捕面》，见《享帚录》卷三。

[50]参见本书第五章。

[51]有关慈善事业的教化方面，参看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和吉泽诚一郎前揭书，第七章《善堂と习艺所の间》中有详细的探讨。

[52]“山川不语葬师语，去脉来龙恣弁论。福地若真寻得到，葬师苗裔帝王尊。”（《周浦塘棹歌·风俗》）

[53]比如，在《陈行乡土志》第二十一课《风俗三》中描述道：“男女巫觋，自称重瞳，目能视鬼（俗称双仙人），其执香而遍视房与灶者，名曰看仙。能召亡魂，凭附其身，而与生人问答者，名曰扎仙。人有疾病，辄叩其祸福，而延羽士祈禳。或邀亲友，求佑于神，名曰众保。浪费金钱，而医药不暇计，坐致枉死，犹自咎鬼神为祟。真愚不可及也。”

[54]“国民教育始家庭，内则详明著礼经，回忆十年前正本，居然女界好模型”（《周浦塘棹歌·政令》）

[55]关于从清末到五四期间的家族和女性之间的争论，参见小野和子：《五四期家族论の背景》，京都，同朋舍出版，1992。此外，坂元弘子前揭书，第二章《恋爱神圣と民俗改良の“科学”：五四新文化ディスコースとしての优生思想》一文指出，在优生思想的影响下，恋爱和家族观趋于规范化。

[56]关于江南的迎神赛会，福武直从土地庙性质、管辖范围和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第216～221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滨岛敦俊在《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一书则指出：江南地方特有的总管信仰具有县—城镇—村落的三层结构，存在着用以往“共同体”范式无法解释的，独有的“共同性”。关于江南庙会的论著还有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7]花鼓戏和摊簧起源于上海周边农村的山歌，后发展成为申曲、沪剧等地方剧。虽然有“山歌”“东乡调”“花鼓戏”等各式各样的称呼，但初期仍以说唱形式为主，后来才逐渐具备排演话剧的要素。多数剧目反映了上海周边农村的生活状况。参见汪培、陈剑云、蓝流编：《上海沪剧志》，第11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58]也被称作新剧和文明剧的话剧，在“改良戏剧”的演剧史上，不仅对京剧和沪剧等地方戏产生影响，而且有必要以开化“民智”、导入启蒙运动和社会教育角度，来分析其社会观和人际关系。陈伯海、霄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401～424、第460～4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有关中国话剧的概况，参见濑户宏：《中国演剧の20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东京，东方书店，1999；袁国兴：《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59]比如前文所举有关“公共领域”的议论，多采取这一立场。

[60]黄守恒：《西门乡自治公所成立式宣言（庚戌正月）》，见《谋邑编》卷一，1916年铅印本。

[61]《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62]《度民桥工程记（胡祖德）》，见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梓乡杂录》，1983年油印本。

[63]《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陈行乡土志》，《创建度民桥记（秦锡田）》。

[64]有关地方志中“走三桥”叙述，在此难以详举。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岁时》记载“妇女走三桥，云免百病”。光绪《宝山县志》卷十四《风俗》中也记载着元宵节的各种活动：“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有打灯谜闹。元宵过三桥走百病。紫姑卜诸名目。十三试灯，十八收灯。乡村联千百灯笼，又为龙灯。亘街穿巷，导以鼓吹。”又说“走三桥”是正月十八日举行“收灯”的日子。参见刘克宗、孙仪编：《江南风俗》，第25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65]苏州城内同一座庙的前后被河夹断，而各自建有渡河桥，就出现了“庙挑桥”式建筑，和在一河之隔两庙间建桥的“桥挑庙”式建筑。不管是哪一种，桥梁发挥了增加寺庙庄严宗教气氛的作用。《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第223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走三桥”习惯在上海近郊农村的宗教仪式中仍有保留。朱建明：《上海南汇县老巷乡农家渡桥仪式及桥文化》，《民俗曲艺丛书》第43号，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

[66]《仲弟介候行状》，见《享帚录》卷二。与加入同盟会、国民党的秦锡圭相比，秦锡田与姚文楠和唐文治（1856—1954）等共和党人物交往较密。不过，与其说这一关系是由于政治派别缘故，还不如说是由于地方精英网络，笔者认为较为妥当。

[67]森田明：《清末民初の江南デルタ水利と帝国主义支配》，收入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90年。

[68]《沪谚序》，见《见斋文稿》。

[69]《例言》，见《沪谚》。

[70]李孝悌前揭书，第201～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