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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依据乡绅秦锡田的言论和活动，概观参与地方政治的各种问题，尝试对清末民初“地方公意”的理想，以及官民关系的实际情况，作通盘性的理解。

在第一节中，为了阐明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秦锡田如何争取地方利益，分析了上海县的政治舞台背景，以及浦东农村中地方精英人士之间的关系。20世纪初期的江南农村，系以市镇为基础，由精英人士整合的地域社会。虽然他们从清代后期起拥有补充行政职能的半官方特征，同时也肩负着水利、慈善等各种地方事业，但整合是以私人乃至半官半民性质，与官方权力相辅相成。然而，由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引进，被编入行政体系最末端的乡区，成为公共政治领域，通过议会等组织，直接与官方权力形成对峙之局。

第二节以清末江苏谘议局中秦锡田提出的两个议案为线索，分析清末民初地方精英人士力图解决的两个问题，并检讨他们面对的妨碍地方自治的情况。地方自治制度引进后，日趋明朗的一点是，他们负责的地方公共事务正在被“制度化”，有必要确立地方行政区的管辖范围及实际制度运用的经费来源。在浮收与清丈两项问题议案中，他们主导了对基层行政机构的改组；换言之，表现出对官方（“官治”）和地方（“民治”）明确定位的期望。具体言之，整顿关于征税的法律制度，同时通过精英人士的主导，进行清丈活动，可以确保地方财政的主导权，以取代过去由官方主导的部分行政职能。

在第三节中，针对清末引发的官民对立问题，以曾担任自治职位、为地方利益而奔走的秦锡田的活动，分析20世纪20年代上海县的官民对立情形与其中展现的地方意识。秦锡田在上海县地方公款公产管理处及清丈局的作用，是为了确保上海县市乡中农村地区精英人士的利益，特别是市乡行政事务的运作经费，作为“下意”向县、省进行“上达”的桥梁。地方自治虽在民初被迫停顿，但地方精英人士通过类似于地方公款公产管理处的自治团体组织，以及各市乡的行政职位，努力克服清末不断表面化的各种地方自治的问题。在军阀政权体制下，虽有众多的困难及问题，但他们对地方财政的改良也获得了部分制度上的成果。然而，这一事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以违反“民意”的理由被改编。最终导致精英人士主导确立财政体制——定位“民治”领域——的尝试，被迫中途夭折。

国家权力如何将地域社会“制度化”，如何由“上”往“下”渗透于地域社会等问题，有待于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亦即由中国国民党主导而成立的党国体制，并非可以在此轻易解决，也成为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决策所烦恼的课题。另一方面，无法由“下”进行活动的精英人士，则共存于新的地方体制外围。他们在地域社会的政治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中，成为新知识青年眼中想要克服和打倒的对象。

表3-4秦锡田简略年谱

[1]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PhilipA。Kuhn，“LocalSelf-GoverheRepublisofy，andMobilization”，inFrederiJr。andGranteds。，flitrolinLateImperiala。（Berkeley：UyofiaPress，1970）；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谘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92。

[2]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第七章《直隶省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实验と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

[3]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东京，研文出版，2010。

[4]有关秦锡田的经历，见表3-4“秦锡田略年谱”（以1961年孔令毅摘抄的秦之济编《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二卷本为基础制作）之后有关秦锡田的经历，若不特意标明注解，则以此为据。此外，在中央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的秦锡圭（1864―1924），则对于秦氏名望有非常大的影响。秦锡圭中进士之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后赴山西省寿阳县任知县。1913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7年，在张勋解散国会之际，赶赴广东出席非常会议。见秦之济编：《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卷二《介侯公传附墓志》，上海，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1983。

[5]秦锡田：《享帚录》八卷，1930；秦锡田：《享帚续录》三卷，1941；沈颂平编：《陈行乡土志》一册，1921（以上藏于上海图书馆）；《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四卷；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梓乡杂录》一册，1983；前揭：《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以上为个人收藏）。

[6]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收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有关陈行秦氏的士绅，见《上海县续志》卷十三《人物·秦惟梅》，以及《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卷二《传志门·清邑庠生选训导椒两公传》。

[7]稻田清一提及秦荣光的一些言论作为镇董制度的实际运作状态，并指出镇董制在城镇乡层级之中，对于导向地方自治，具有桥梁般的作用。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における“地方公事”と镇董》，《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109号，1999。

[8]《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9]《赵和恪先生传》，见《享帚录》卷二。赵履福于宣统三年当选县议事会议员，1923年地方自治恢复后被选为县参事会议员。《赵履福致莫子经函》，《申报》1924年7月30日。

[10]《汤蕴斋商董六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11]《上海市上海县志》第一编《建置·（六）集镇、新村》，第135～136页。

[12]周希濂（？―1909）担任杨思团练局董，此外与汤学钊、赵履福、秦锡田等共同参与秦荣光的三林书院（之后的三林学堂）的创设，有关周希濂参见《清故候选千总武举人周府君家传》，见《享帚录》卷二。

[13]《汤蕴斋商董六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14]《清故上舍生外舅南汇沈府君墓志铭》，见《享帚录》卷二。

[15]顾炳权将这一学术网络称为“浦东学派”。“浦东学派”据说从南汇县的进士张文虎、秦荣光时代开始，一直传承到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活动而著名的黄炎培。顾炳权：《再论黄炎培与浦东学派》，“黄炎培学术思想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另见于顾氏对于“浦东学派”有详细论述的《黄炎培与浦东学派》（稿本）。

[16]《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卷，同治十三年甲戍十四岁之条。

[17]陈行秦氏在浦东整个地区都有人脉，具有代表性的是与黄炎培与奉贤县选出的谘议局议员朱家驹之间的姻亲关系。此外，他们也都是浦东同乡会的重要成员。参见顾炳权：前揭文，附表一；《奉贤朱遯叟先生八十寿序》，见《享帚续录》卷一。

[18]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第174～180、第198～20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9]《嘉定县续志》卷六《自治志》。1909年江苏谘议局的选举权拥有者为0。6%，江苏省议会在1912年增加为5。5%。见王树槐前揭书，第174～197页。

[20]《陈行乡土志》第十二课《户口》。

[21]此类行政是将三林、陈行、杨思三乡作为联合区来进行处理。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上·官治·司法官》，以及卷十三《防卫·警察》；《陈行乡土志》第十二课《沿革》。

[22]《陈行乡土志》第二十九课《教育三·国民学校》。

[23]《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24]《度民桥工程记》，见《梓乡杂录》。

[25]《赵和恪先生传》，见《享帚录》卷二。

[26]王树槐前揭书，第174～215页；以及贵志俊彦前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