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美国总统来访唱我帝国歌（第1页）
五十一、美国总统来访，“唱我帝国歌”
1879年4月8日，旱灾未了。然而，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字少荃，道光进士，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在天津迎接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夫人朱莉娅，在总督府的门前，奏响了权且把陆军军歌当国歌的《颂龙旗》：
于斯万年，
亚东大帝国！
山岳纵横独立帜，
江湖蔓延文明波；
四百兆民神明胃，
地大物产博。
扬我黄龙帝国徽，
唱我帝国歌！
之后，李鸿章陪同他们到天津大沽口检阅了北洋舰队新购的四艘战舰驶入渤海湾的盛况。格兰特应邀李来津，是李希望他能充当中日就琉球群岛冲突的调解人。原来，1878年初，日本乘清廷处理西北危机时，出兵占领该岛，禁止琉球国王尚泰向清朝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清政府保护这孤悬海外的藩属，但清廷已无能力保护。日本便把国王掳到东京（东京原叫江户，1867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后下令变法，史称“明治维新”，江户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把统治大权奉还给天皇，天皇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并改名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虽经格兰特斡旋，但不能改变日本“器小易盈”的对外侵占。“琉球遂亡”。
这年秋，据《沽上通衢》载：“旱灾和蝗灾同时发生，前总统格兰特夫妇一行走后不到四个月，各地灾民又有数万人拥进天津城，李鸿章忧心忡忡，只得命人重开粥厂。到了冬季腊月初四，开在城南角保生所女粥厂在上午九时火焰冲天，有人在冲撞着大门，本是席棚搭起的粥厂，那门本应一下撞开，可此时，那大门却是紧紧地关闭着，任凭如何也打不开。妇女们的哀号声，儿童们尖厉的恐惧声，在东南城角再次响起。那声音恐怖，瘥人，那声音是人世间从未有过的，一个时辰后，近千名妇女儿童最终全被烧死。
千人死于火灾，千人死于一旦，千人死这么集中的地方，那团团不散的黑烟，是不是这千人灵魂的组合……”
《沽上通衢》认为：“或许是李鸿章太重视军务和军需，或是李鸿章大批生产弹药，老天要惩罚他”。
然而，实际上旱灾惩罚的是老百姓，而死于他治下火灾的是妇女和儿童。一个“席棚搭起粥厂，”“紧紧地关闭着，任凭如何也打不开”，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又竟会是妇女和儿童？
我觉得其中有种阴谋。陈爱玉主编的《百年苦语》选录当时有个人口理论学家叫汪士铎（江苏南京人，举人出身，字梅村，自号梅翁，受曾国藩器重，参与镇压太平军）写的《乙丙日记》，他提出限制婚配，推行晚婚少育等办法来控制和减少人口。他认为人口多的最大祸害是“乡下妇人”，主张通过大量屠杀现有人口，推广溺婴尤其是溺女婴。汪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写道：
唐朝中期，全国户口二百数十万。现在南京一城在被太平军围困时就有八九十万人，如果加上四周乡村，便接近一百万了。上天要是不用兵祸来消灭人口，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古代卫国的人口，加上共国和滕国，不过七千。人口这么少也是一个国，所以生计不成问题。后来，孔子感叹人口繁庶，估计虽有所增加也不过数万。人口既不能太少，可也万万不能过多。现在南京城人如此多，怎么得了？安徽省绩溪县的一个小村庄，像曹家村以宅坦之类，皆有人口上万。人口多成这个样，必然导致良莠玉石俱焚。人口少的话，国家还比较容易用法律进行管理，人口太多则恃众违法。人们常说对他们使用教育感化的办法，这只不过是儒家的空谈，用在现在人的身上，根本就不起作用。
古时候有许多深山老林，以供人们躲避兵荒战乱，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世外桃源”。现在深山穷谷都已变成了通衢……无论高山穷谷，三里五里，便有大量刁诈、浮薄、疲软无用之人，……官府的差役不敢逮捕违法者，怨家矛盾不得解，便发动械斗，否则便造反。全国人口三十年增加一倍，所以，顺治元年（1644年）一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八人（按：光绪年间全国已四亿人口）。
社会动乱的原因：人多。人多则穷。在外做生意的人则奢靡浪费，使人们感到苦乐不均。有些怀才不遇，即使是赶上了好机会，也因人多而得不到丰富的财富。奢侈浪费的人是入不敷出。一味讲排场的人，即使是赶上了机会还是入不敷出。流**的人多，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对这些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令，……天下太平时间已长，人心就会思乱了。
李鸿章授业于曾国藩门下，残酷镇压太平军，而汪士铎则是曾的师爷，汪一生主要以游幕、授徒为业，直接参加和制订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进攻，在他的谋划下，曾有被诱降的太平军官兵一个不剩的杀掉。李汪彼此之交往，按理是李不可能不知汪士铎的对这种人满为患的状况。汪士铎提醒：
“将农民赶回到土地上去，却无田供他们耕种；将工商之人赶回到各自的行业中去，却没有哪一行业需要人。都说现在已经人满为患，怎么还能增加？”“人人能干，到哪里去寻找生计呢？”“有人必然成为饿死鬼”，“一遇凶荒之年，则难于存活”，“没有一个中用的人。因为人太多，所以世风衰微”，“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最不讲理”的是“乡人”，而其中就是“乡下妇人尤甚”。儒学讲“仁者爱人”，可是汪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儒家的空谈。”而所谓烧死在“保生女粥厂”的人，全是逃难到天津城的乡下妇人儿童。她们未能死于散落的荒灾，而死在集中的火灾，有可能死于集体谋杀。而元凶是谁？仍是阙疑。只有天知，地知。只有人不知——慈禧不会知道这一惨案。
为什么呢？报喜不报忧是地方官场的通病。封锁恶性事故、恶性事件，更是他们以图取“政绩”的惯行手法。李鸿章也不例外。如雷颐在《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有段记叙：1896年春，因甲午战败而免职下野的他，被慈禧作为专使，派往俄国祝贺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因组织不当，导致莫斯科霍雷登广场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两千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史称“霍登惨案”。当李鸿章见到时任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时，李问他“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答：“此事已呈报皇上。”李氏听后竟连连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
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对此，维特后来回忆说：“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天津，是当时清国最西化的现代化城市，是洋务运动受惠最显著的城市，连美国总统胡佛此前也在这里做过打工仔。中国许多第一，如电报、如海军、如轮船招商局、如铁路和开平煤矿等。但李鸿章建铁路的目的是为了产煤、运煤，以解决需要煤用量越来越大的天津机器局。当时天津的煤炭市场，以用日本产的煤为主。但建铁路已有前车之鉴：
1876年7月，由（上海）英商怡和洋行吴凇铁路公司建的由市内到吴淞口的铁路通车，但好景不长，同年8月3日火车行驶中压死一人。沿途居民认为破坏风水，危害沿线百姓利益，强烈反对，阻止行驶。清政府被迫于10月24日以高于营造价数倍的二十八点五万两规银买断，次年8月收回铁路，旋即拆毁，福建巡抚兼台湾学政丁日昌将铁轨和车辆一并运行至台湾，拟铺设一条从台南至台北的铁路……（见叶又红主编：《海上旧闻》）另一说，慈禧获悉后，大为震怒，认为“这大好的江山放上这两条长长的铁轨，成什么体统？岂不是破坏大清王朝的风水！”因而被拆掉。
但李鸿章执意要干，背着慈禧，自己不出面，阴使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全权负责。因此，李鸿章没在这方面掉脑袋。但他所做的“崇洋媚外”的努力一败涂地，尤其是他精心培训的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给他自己带来精神重创，也使得政府威望一落千丈。他成了头号“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