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大明王朝的实际设计者（第2页）

新皇宫经过清淤打桩，挑土填湖之后，立即开始建设，仅用一年时间就落成了。以今天的建筑水平，这种填湖夯土的事都不敢说百分之百保险，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能造出让吴王安心居住的宫殿吗？今天的我们还真不能不服气，这种安全问题在刘基他们看来，根本不是个事。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能否做成，不在于你有多少资金，多少设备，多少专家，而在于你用不用心，有没有投入心血。

落成的新宫殿，确实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宫城为标准的正方形，位于应天府东隅，刘基将之命名为紫禁城。此名字来自紫微垣，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极星，象征着至尊无上的住所。宫城开有六个城门：正南为午门，其两侧分别是左掖门和右掖门，北边有北安门，而东西两边分别有东安门和西安门。宫城内的建筑也非常讲究，中路有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合称“前朝”，其中奉天殿规格最高，装饰最气派，是皇帝朝见群臣和举办各种重要典礼的地方，又称“金銮殿”。其后面则有乾清和坤宁二宫，是皇帝与皇后居住与日常办公之所，称为“后廷”，前朝与后廷合称“朝廷”。东路有文华殿、文楼和东六宫等，与之相对应，西路则有武英殿、武楼和小六宫等。

宫城之外又有皇城，两城合称“皇宫”。皇城同样有六门：正南是洪武门（洪武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两侧分别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正北是玄武门，东西两边分别是东华门与西华门。午门与洪武门之间，还有承天门和端门，并依照元大都的旧例修建了千步廊。皇宫之外，还有太庙和社稷坛等建筑。整个皇宫设计合理，布局紧凑，既充分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水平，又不致过于奢华与铺张，让朱元璋也相当满意。

甚至连朱元璋迟早要入住的地下宫殿——明孝陵，都是刘基为其选的地址。修建新京城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将有龙气的钟山放到南京城中，而让城墙修到钟山山麓，并把皇宫罕见地放在京城东边，正是为了让皇宫与钟山相邻，让朱元璋很方便地能够观察自己死后的住宅。

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正式将应天府改名南京，而以汴梁为北京，以濠州为中都。

刘基主持修建了新宫，而且在皇宫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新首都。而这个新南京，也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

因为地形原因，南方城市多为不规则形状，而非北方都城那样呈标准四方形。刘基设计的新南京，充分考虑到了应天府周边多山、多湖、多河的特点，顺应天然，改变了历朝建都必取方形的惯例，因此，规模自然比南唐金陵城大得多，可以把卢龙山（狮子山）、鸡笼山、覆舟山（小九华山）和龙广山（富贵山）等通通都纳入城墙之内。修建护城河的时候，刘基也充分考虑了秦淮河与玄武湖的地貌进行设计。

因为依山靠水，城墙高度和厚度也并不统一。最高处可达十二丈，一般在三四丈之间，最宽处可达五丈，一般在八尺到两丈之间。这在历代都城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象，这么大的都城，本身就不是方方正正的，追求城墙高度和厚度的统一也就显得毫无必要了。

刘基把设计的图纸呈给朱元璋时，后者也是相当满意的。并先后征调二十万工匠，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开始动工，历经二十一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才最终完全落成。

最终的南京城墙，周长达到了六十七里，成为世界城建设史规模最大的城防设施（后来的北京城墙，全长大约四十八里）。建有雉堞（垛口）一万三千余个、窝棚两百座，共有十三座城门（北京城墙四面共计有九门）：“三山聚宝临通济，正阳朝阳定太平，神策金川近钟阜，仪凤定淮清石城。”城墙建设充分考虑到安全的需要，每道城门都设有木门和千斤闸各一道，并设计有瓮城及藏兵洞等，真正称得上固若金汤。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当南京城全部落成时，设计者刘基早已不在人间，更让人惋惜的是，在靖难之役中，守护金川门的李景隆投降了朱棣，让这座城池的防御作用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刘基规划的皇城和宫城，也成为了朱棣修建北京城的样板。今天故宫的建筑格局，基本上只是在模仿南京皇城，甚至连名称都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因为地理环境发生了改变，北京城用不着像南京那样建设成不规则形状，而是建成了四方形。在朱棣下诏修建北京城时，刘基早已经不在人间，但在民间传说中，刘伯温修建北京城的故事，却十分流行。这至少说明了，刘基在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

三、选定新国号，影响深远

朱元璋决定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四登基，而且事先宣布了告示，说天气不好绝不当皇帝。这当然是精心策划的。他的信心，绝对不是来自对上天的信任，而是来自身边能预测天气的专家。在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准确预测到了东北风，让七艘小船完成了火烧陈友谅大营的壮举；在平江城下，刘基准确预测到了暴雨霹雳，让恶劣的天气帮助徐达轰倒了张士诚的老巢。而这一次，刘基又用自己的准确预测，不仅为朱元璋挑选了好日子，避免了与陈友谅类似的苦恼，更帮新皇帝大大提高了威信。

而朱元璋为自己选定大明为国号，这个决定也是耐人寻味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这个国号，与正月初四的登基日期一样，都是出于刘基的设?计。

其实在元朝之前，国号的选择并不复杂，秦国的国号，来自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陕西甘肃一带，被称为秦地。而汉朝的国号，来自刘邦受封汉王的地方汉中。这是第一种情况。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辽和金，都是以他们居住地的河流——辽河与金水得名。

第二种情况，是开国皇帝在先朝的封号。司马懿在曹魏时期被封为晋公，他的孙子司马炎称帝后，即以晋为国号。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称帝之前是北周的隋国公，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当皇帝之前是隋朝的唐国公，当他们登上九五之尊后，很容易就做出了决定。

而给国号注入新鲜意义的，恰恰就是朱元璋推翻的大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将一个蒙古人的政权，转变成符合汉族传统习惯的王朝，并使其在盛唐之后，第一次把全部中国领土置于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

而长年生活在汉人聚居区，身边有众多汉人谋士，本人又欣赏汉族文化的忽必烈，在制定国号方面也实现了重大突破。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根据手下谋士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国号更名为“大元”。这样的情况，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值得大书特书。而从元朝开始，国号加“大”也成了一个惯例，以后的大明、大清都是跟大元学来的。之前的那些朝代，并不自称“大”，大唐大宋这些通俗说法，只是后人叫出来的。

刘秉忠是忽必烈手下第一谋臣，其作用略等于刘基。著名通俗读物《大明英烈传》把刘基说成是刘秉忠的孙子，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跟刘基家族没有亲属关系。不过两个姓刘的确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第一谋士，都精通天文历算，而且懂建设设计，一个主持修建了大都，一个负责设计了南京。

现在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朱元璋将自己的国号定为“明”，正是听从了刘基的建议。但是，这个明也正是明教的明，小明王的明，都是刘基坚持反对和极为痛恨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明”字拆开，就是日与月，中华文化中，对这两座天体有特殊的待遇。《易经》上说：“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朱元璋建立浙东行省时，在行省衙门外立了两面杏黄大旗，上面书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还不算，大旗旁边还立有木牌，写有“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在中国古代的礼仪中，一直就有祭祀朝日夕月的传统，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相当看重?的。

根据阴阳五行，元朝起于北方，五行属水，神是玄冥，颜色为黑，而新的王朝起于南方，“明”的五行属火，颜色为赤，神是祝融，恰恰都克元朝。更重要的是，新王朝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就是赤，朱明必克大元。朱元璋身为“诛元璋”，定然马到成功，顺应天意。况且，金陵正好又是传说中炎神祝融的故乡，在金陵称帝，国号大明，实在是太完美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一直名义上是小明王韩林儿的下属，现在小明王已经死了，那些依然信奉“明王出世”的红巾军余部，看到朱元璋继续打大明的旗号，就会产生归属感，转投朱元璋，为新政权卖命就没有什么心理顾虑。同时，如果使用大明旗号，新政权就能把话语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允许江湖中再出现一个刘福通式的人物招摇撞骗。对于那些还想继续装神弄鬼，把自己装扮成明王转世的人，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明令严惩不贷。

大明王朝建立起来了，但明教却被列为邪教明令禁止，这肯定是刘基长久期待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有点滑稽。

这样一来，无论是原来的红巾系统，还是反红巾军的儒生和地主势力代表，都能团结到这个国号下来；无论是北伐之前加入朱元璋阵营的老干部，还是北伐之后加入明朝政府的新势力，都得有强烈的归属感。

大明王朝，这个国号太有用了，这个招牌太深入人心了，直到20世纪，明朝灭亡近三百年之后，还有大批的革命者，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而提出大明国号的刘基，则被他们奉为革命的宗师，这是刘基万万没有想到，也不愿意接受的。

四、大统历与大明律，平稳传承

中国的天文历法研究，长时间里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在元朝时期，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元世祖忽必烈完成统一之后，指派王恂、郭守敬等人编制新历法。为达到最佳观测效果，他们利用元朝地域辽阔的优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二十七个观测点。最北观测点设在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观测点设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

经过两年的辛苦工作，一部远远超过先前水准，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全新历法，终于编制而成。它推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相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仅仅相差26秒，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三百零二年。忽必烈对新历法的编制工作也特别重视，并根据“敬授民时”的古语，亲自为其取名为《授时历》。

而作为新王朝的太史令，编制新历法的工作就落到了刘基身上。朱元璋真把刘基当成真人版百科全书，什么都让做，而刘基，还真是什么都能做，而且都能做好。

吴元年（1367年）十一月冬至，刘基向朱元璋上《大统历》四卷，朱元璋随即命令于次年开始实行。第二年正好是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故新历法定名为《戊申大统历》。不过，大统历相比授时历，只是略加调整而已。刘基精通天文历法，也自行设计过一些天文仪器，但相比郭守敬这样一流的专业天文学家，他更像是个业余发烧友。我们不能指望刘基在任何领域，都能达到最高造诣，他是人而不是神。

朱元璋命令刘基主持新历法的编制，是对其能力的充分认可。而刘基改造《授时历》为《大统历》，同样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恐怕也只有他，才能有这样的气魄与信心。

新的王朝，需要有新的法令。朱元璋把制定律令的任务交给了中书省，这样左丞李善长当仁不让，成为了总裁官。而参知政事杨宪、傅璩、御史中丞刘基和翰林学士陶安等人担任议律官。在开始工作之前，朱元璋为编制工作定下了基?调：

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朱元璋的主要要求，一是要法律条文简单，便于理解和操作，不容易引起歧义（他自己都可能看不明白）；二要严厉，所谓“刑乱国而用重典”，吸取元代政治过于宽纵的错误（可见，元朝的统治并不残暴）。值得强调的是，这两点指导方针，都是朱元璋接受了刘基的建议而实行的。在元朝官场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并对其法律条文非常熟悉的刘基，清楚地洞察出了这两大弊病，并及时反映给朱元璋，而后者也相当认同。

因为有朱元璋的亲自过问和监督，李善长和刘基等人自然一点不敢大意，加班加点，努力工作，仅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将律令制定了出来。其中的律称为《吴元年律》，共有二百八十五条，今天已经失传。而《大明令》则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唯一一部传承至今的古代法典，并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以“令”命名的法典。

这部法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鲜明地体现了宽以待民及严惩贪官的精神。对于贪官污吏的处罚，明显要重于唐宋刑律。但对于普通百姓却更加宽容，并且取消了多年以来实行的黥、刺、劓、阉等极不人道的肉体刑罚。了解《史记》创作经历的同学，都会清楚司马迁受过什么样的屈辱；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一定不会对宋江、武松等人面刺金印的情节感到陌生；到了明初，因为刘基他们的努力，这些刑罚终于不再祸害老百姓了。

在这两部法令的基础上，洪武六年（1373年）编制出了《大明律》，经过几番修订，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当然这时候，李善长和刘基早已经不在人间，而朱元璋也在第二年去世，但《大明律》却施行了二百余年，而后来的《大清律》，也只是它的翻版。鉴于清朝在政治制度上完全模仿明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明律》已经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法规建设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