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第3页）

沈弘：《——试论填补中国电影史空白的一部早期古装默片》，《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4期（总第22期），36—44页，彩页1—16页。

可惜的是，原本想要出版《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系列丛书的计划却迟迟没有真正实现。

2008年，听说有人已经编辑出版了《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报道，我一度准备完全放弃这个翻译和出版计划。但后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这本书之后，发现它只是收集整理了该刊物在19世纪中所发表有关中国的四百多幅图片，并没有译出原来的文字报道，而且书中尚存有各种错误，所以我仍对最初的翻译和出版计划怀有希望。

由于《伦敦新闻画报》是以用图像来报道新闻为主要特色的，所以有些人过于看重该刊物的中国图像，而轻视与图像相辅相成的文字报道。曾有出版社联系过我，建议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片和照片单独整理出版，以便能达到短平快的效果，但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图文并茂是《伦敦新闻画报》最重要的特征，文字报道是对那些图像的最佳解释，如果没有了相关的文字，不仅图像的内涵意蕴黯然失色，而且还会造成误读。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伦敦新闻画报》第19卷，第492号，1851年8月30日，269—270页上有一篇关于维多利亚女王在奥斯本宫招待了刚从广州抵英的一个中国士绅家庭的报道和一幅插图。有人据此推断，该文所提及的那个所谓的“钟阿泰”就是唯一参加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并以“荣记湖丝”获得女王所颁金银大奖的中国商人徐荣村。但这种观点实际上难以成立，读者如果有耐心读完下面这段文字报道，就绝不会认同上述论断：

上周一我们最殷勤好客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奥斯本宫招待了一位刚从广州来到英国的中国士绅钟阿泰（g-Atai）及其两个小脚妻妾、一个小姨子。这个中国家庭所获得的殊荣便是上面这张插图的主题。这是迄今所知享受到这一崇高特权的首个中国家庭。由于清政府严禁上流社会的妇女离开中国，所以这个中国家庭能够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举家离开天朝帝国，必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这更彰显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并且使得这一事件变得非常耐人寻味。关于在奥斯本宫举行的这次招待会，本报在上一期中有一篇详细的专题报道。

因涉及缠小脚的士绅女眷们出洋，这个中国家庭在广州经历了当局设置的各种障碍和刁难，但最终还是把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1851年2月20日，他们在香港登上了开往伦敦的“皮尔女士号”船。虽然这一航程花费了很长时间，但他们看起来似乎非常自在和愉快。家庭成员都住在艉楼的船舱里，相互间经常保持联系，这使得他们始终能相互依靠，由于他们具有安静而随和的性格，很享受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所以他们成为家庭幸福的完美典范。对于英国的许多家庭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离开中国之后，船停靠的第一个地方是苏门答腊岛。在那儿该船得到了水果和粮食储备的补给。当船的甲板上出现了马来人那陌生而粗犷的身影时，那些中国人简直遏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和惊奇。船停靠的第二个地方是圣赫勒拿岛。由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船上的淡水供应比较紧张，因此给旅客们造成了很多不便。所以当人们看到陆地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该岛的总督克拉科中校、他的副官及几位女士和绅士一起来到了船上，为能跟这个独特的中国家庭面对面地进行交谈而感到高兴。

“皮尔女士号”最终于本月10号到达了格雷夫森德。这个中国家庭全都安全登岸，并且受到了英国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后者已经在此等待了一段时间，中国人给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介绍信。

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参观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周六他们已经达成了这个心愿。由于女眷们都缠小脚（她们的鞋底只有1。5平方英寸大）这一令人无奈的特点，她们显然不适合去挤世博会的人群。一个更为妥善的办法就是让她们趁上午去为残疾人安排的专场参观。所以他们便穿上了本国生产的漂亮刺绣绸缎衣服，坐在舒适的轿椅里，被人抬着去水晶宫里转了一圈。他们对于自己所看到的每一件物品都感到非常喜悦和惊奇。他们也受到了世博会管理委员会一位执行董事的殷勤接待，后者全程陪伴他们在水晶宫里参观。这个中国家庭很高兴地看到，每一位参展者都很客气，想让他们尽可能地看全那儿所展出的各种产品样本。尤其是在法国的展区，有好几位参展者都对他们彬彬有礼，有的甚至把展品从展柜里拿出来，以便能让他们看得更加仔细。

据称这些可爱的中国人在伦敦这个大都市里逗留一段时间之后，还想去访问巴黎。

上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这位名叫“钟阿泰”的中国人来自广州，而徐荣村是地道的上海商人。②伦敦世博会是于1851年5月1日开幕的，维多利亚女王还于5月7日参观了这届世博会的中国展厅；而钟阿泰一家是1851年2月20日才离开香港，8月10日才抵达英国的，作为参展商，他不应该姗姗来迟。③报道中只字未提徐荣村参展的“荣记湖丝”，虽然参观世博会是钟阿泰一家在伦敦的游览项目之一，但他们只是在“为残疾人安排的专场”坐在轿椅里，被人抬着在水晶宫里匆匆转了一圈，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参观中国展厅。假如是参展商，钟阿泰本不该带着三个行动不便的小脚女眷去英国，而且在伦敦参观世博会时也至少应该关心一下自己的展品。仅根据以上这三点，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钟阿泰不可能是徐荣村。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耆英号”平底帆船及其名义上的主人“广东老爷希生”。2010年上海承办了中国首届世博会，一位新近出土的历史人物也在网络和国内主流媒体上迅速蹿红——他就是被誉为“中国世博第一人”的所谓“广东老爷希生”。后者在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开幕式上的亮相甚至令有的作者宣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敬畏之情并没有减少……希生的形象也充满着自信和威严，说明当时的欧洲仍然把大清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来对待。”

这无疑又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上有三篇报道及其插图可以揭开“希生”这一神秘人物的背景。原来他跟清末一艘名为“耆英号”的大型中式平底帆船远航英美密切相关。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水军领教了英军“船坚炮利”的厉害，于是便在战后用经过改进的新式兵船逐步更换了在战争中被证明是操作笨拙、行驶迟缓的那些旧式兵船。英国方面自然千方百计想要了解这些新式兵船的秘密所在，所以有几位英国人经过了各种艰难曲折，乔装打扮，混入了广州城，买通了一位当地的四品官员，以后者的名义买下了一艘相当于最高等级新式兵船的平底帆船，并以迂回的方式将其秘密地运到了香港。因为大清律法严禁将中国船只售予外国人和擅自出公海，违者问斩。英国人的最终目的是将这艘船运到伦敦东印度公司的码头进行拆解，以了解它的内部构造，并找出它的致命弱点。

“耆英号”的载重量在700吨至800吨之间，船体长160英尺，宽33英尺，船舱深度为16英尺。它是用最好的楠木建造的；其船板是靠楔子和榫头来固定，而非用肋骨将它们钉在一起的。船上有三根用铁木制成的桅杆，主桅杆是一根巨大的木柱，高达90英尺，木柱底部与甲板连接处的周长有10英尺。船上的帆用的是厚实的编席，用一根粗大的、藤条编织成的绳子来升降，主帆几乎重达9吨。船上携带三个巨大的船锚，船舵重达7吨以上，可以由位于艉楼上的两个轱辘随时吊起来。该船两侧的船舷上各有十个方形的窗口，那是该船配置20门重型火炮的炮眼。相形之下，旧式兵船只配置了12门火炮，而且从炮眼的形状大小来判断，后者所配置火炮的口径要小得多。

1846年12月6日上午，“耆英号”在欢送的礼炮中从香港出发，驶向公海。船上有30名中国人和12名英国人，还有名义上作为船主的那位前清四品官员。这位字号为“希生”的“广东老爷”后来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开幕式上被奉为上宾，并且在目前国内众多介绍世博会历史的文章和论著中被肉麻地吹捧为中国形象的代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位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而出卖国家重大机密的贪官和汉奸，其叛国的性质与汪精卫或赖昌星并无二致。

清军的旧式兵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证明操作笨拙，行驶迟缓

因忽视文字报道而造成误读图像的第三个例子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的编者在介绍辛普森《北京见闻》（《伦敦新闻画报》1973年3月22日，264页）的前两张速写插图时将置于北京孔庙院内的石鼓和国子监内所藏的十三经汉白玉碑林分别解释为“北京寺院里的镌诗石”和“北京房山云居寺所在的石经”；而辛普森在文字报道中其实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石鼓位于北京孔庙（theTempleatPekin），十三经碑林藏于国子监（theHallofClassics）。而且他还特别说明，孔庙位于国子监的东面，两个院子是相互毗邻的。

追根究底，忽视文字报道主要还是因为阅读和翻译《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报道对于一般人来说还具有相当的难度。只是英语基础好，并不能保证可以正确地理解和翻译这些文字报道。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具有广博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人文地理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英语基础好的人，历史和人文地理知识会缺乏；而专门研究历史和人文地理的人，则往往英语程度有所欠缺。下面还是以2008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为例，来看一下比较常见的几种误读和误译。

“耆英号”是一艘相当于最高等级的清军水师新式兵船中的中式平底帆船

第一种情况是对于英语词汇不同含义的理解不够准确。有些英语单词可以分别用作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其意义会有所变化。即使是同一个名词，也可以有很不相同的意思，尤其是在跟其他单词进行搭配的时候。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字报道中，“militarytrain”这个词组频频出现，在上述那本书里它被分别译作“军事行动”（第137页）、“军训”（第141页）和“军训人员”（第152页），但这些译法都是不准确的。“train”这个英语单词作为动词的意思是“训练”，作为名词有“列车”“行列”“系列”等意思。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语境中，“militarytrain”这个词组则是指“军事辎重队”，即由中国苦力所组成、专门负责给英军运送弹药和粮草等给养的半军事化组织。

在该书第233页，1863年2月7日一篇报道的英语标题“TheCivilWariios，headedbyBritishOfficers，toFungwha”被译作“中国内战：英国官员率领的帝国主义者远征奉化”。这个标题读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既然是英国官员率领帝国主义者远征奉化，那就应该是公然的侵略，怎么还能说是内战呢？原来译者误译了原标题中的两个单词：“imperialists”在这儿是指“清军”；“officers”不是指文职“官员”，而是指“军官们”。原来在19世纪中期，清廷为了抵御太平军的进攻，专门组织了一支由外国军官华尔指挥的汉人洋枪队，又称常胜军。所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中国内战：英国军官们指挥的清军远征奉化”。

第二类误译跟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有关。例如第244页上的英语标题“Eog’sPalace，Soo-chow”应译为“苏州勤王府大门”，而非“苏州敬王府入口”；第85页的英语标题“Mr。sulParkesBiddiheOldandarins”应译为“英国领事巴夏礼先生向老行商们告别”，而非“英国领事派克斯先生会见老公行官员”；第258页上的“SirRutherfordAlcock”应译为“阿礼国爵士”，而非“阿尔柯克爵士”。

第三类误译跟人文地理知识相关。例如北京城原来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城区：外城（eseCity）、内城（TartarCity）、皇城（ImperialCity）和紫禁城（ForbiddenCity）。所以第212页上的“鞑靼地区”应译为“内城”；第228页上的“帝国都城”应译为“皇城”；第263页上的“Bride’sPalace”应译为“公主府”，而非“皇后宫殿”；第316页和第335页上的“福州停泊地之塔”应译为“福州罗星塔”；第83页的“阿侬霍伊·虎门要塞”（theAnunghoyBogueForts）应译为“虎门亚娘鞋岛炮台”；第134页上的“北湾东”（NorthWantong）应译为“上横档炮台”。

在过去十年的研究和翻译《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的过程中，我曾经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有的人我还能够记得起名字，但更多的人我并不知道或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2004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育学院的余国兴讲师曾经帮助我从英国复印并邮寄研究资料。

北大的两位本科生郑熹和习欣在2004年至2005年间曾经帮助我翻译过部分报道的初稿。

2005年在出版《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之前，我在北大教过的另一位本科生，当时已经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钟周，以及她的一位仍在英国读书的不知名小朋友，为我从英国找到了一些我先前遗漏的抗战老照片。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文学研究所的两位同事——马晓俐副教授和卢燕飞讲师，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也曾经花费宝贵的时间，为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寻找过我先前遗漏的一些文字报道和图片。

在此我一并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