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第2页）

从1857年至1901年，《伦敦新闻画报》曾经向中国派遣了至少六位有案可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沃格曼（CharlesWirgman，1832—1891）、辛普森（son，1823—1899）、普莱斯（JuliusM。Price，1857—1924）、伍德维尔（R。Woodville，1856—1927）、普莱尔（MetonPrior，1845—1910）、肖恩伯格（JohnSberg，1844—？）。他们跑遍了华南、华北、山东、山西，采访报道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向英国国内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其中沃格曼、辛普森和肖恩伯格这三位记者表现得尤为突出。

沃格曼是于1857年3月第一个被派到中国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在前往中国的漫长路途中，沃格曼就发回了一系列沿途采风报道：他描写在海上看到的壮丽景观、船上的各色旅客和水手船长、途经一些国家的景色和风情，尤其是关于东南亚华侨的生活习俗。1857年7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沃格曼从中国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便是每周一期的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他的视野不仅仅停留在战事的进展上，而且还尽可能广泛地介绍他亲眼所见的各地风情，例如摘茶女、清军旗手、婚礼、广州市井、商船、轿子、街上的行人、广州城在英军炮击所起的大火、与清军作战的太平军、海盗、香港、上海港、中国的刑罚、旗帜、服装、外国货轮、英国军舰、大禹陵、中英天津条约、达赖喇嘛、广州施舍站、小偷在街上受鞭挞、繁华的商业区、佛教寺庙、中医、香港跑马场、香港画家、台湾人的生活习俗、大连、旅顺、天津与潮白河、中国的春节、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国妇女的发型、洗衣服的方式、琉璃厂古玩街、北京的马车、茶馆、潮白河上小孩的滑冰方式、村民的生活和娱乐方式，等等。当然，作为战地记者，他所报道的主要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进程和各次具体战役的细节，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要数火烧圆明园。他的中国写生作品和系列报道在当时的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持续好几年的“中国热”。

沃格曼（穿黑上衣者）正在中国采访写生

广州城的一个佛教寺院，1860年4月。在图片前面的这三个外国人中，左边是贝阿托，中间是沃格曼，右边是一位法国记者

沃格曼的数十篇随军战地报道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尤其是那些他在现场所画栩栩如生的战地速写堪称独一无二。他的文字报道也很有特色，除了反映基本事实，如英军和清军双方的参战和伤亡人数、每次战役英军所攻克的炮台数量和名称、所缴获或破坏的大炮门数等中文史料中往往忽略的方面之外，还经常有自己独到而细致的观察和感受，能给人一种目击报道所特有的强烈现场感。

沃格曼跟另一位英军随军记者，即意大利摄影师贝阿托（FeliceBeato，1832—1909）之间的私交不错。如上面这张老照片所示，两人在广州时经常形影不离，留下了不少合影。贝阿托以摄影见长，而沃格曼则以绘画取胜，同时文笔也相当优美和流畅。他俩在新闻报道上一唱一和，互为补充，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贝阿托在圆明园被烧毁当日所拍摄的六张清漪园照片是目前唯一能够找到的现场历史照片；而沃格曼所画英法联军占领的安定门瓮城、城门下北京市民们围观英军哨兵和《京报》记者抄写英军最后通牒的场景，以及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在英军护卫下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的宏大场面等图像，也同样珍贵和重要。沃格曼和贝阿托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英军派到清漪园去纵火的那支部队的采访报道。除了珍贵的现场图像资料之外，两人还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报道。而沃格曼所提供的众多细节描写为后人考察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参考。

辛普森也是英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和战地记者，曾被派往40多个国家去报道那儿的战争、风土人情和其他重大事件。1872年，他被派往中国报道同治皇帝的娶亲婚礼，该系列报道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得西方的“中国热”再次急剧升温。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伦敦新闻画报》几乎每周都刊登他的中国报道。这些报道文章和图片的题目包括去中国的航行、邮船在红海、客轮上的礼拜仪式、包令爵士、在家中的中国人、北京的皇家婚礼、举行大婚的同治皇帝、新娘的公主府、北京的街景、在北京做圣诞节布丁、中国的婚礼习俗、北京的教会男校和女校、天坛、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寺庙、街头木偶戏、送京报的男人、死婴塔、孔庙、国子监、射箭的满人、英国公使馆、北京的贡院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贡生、上海的当铺、汉口的英国人剧院、天津见闻、纺线的农妇，等等。辛普森不仅绘画技艺出众，能准确把握中国人的形象特征，而且文笔很流畅，知识渊博，写出来的文章很吸引人。

同治皇帝大婚是辛普森首次来华采访报道的重头戏，所以与此相关的几篇报道文字描写特别精彩，将清朝八旗如何挑选和训练秀女、大婚之前如何在北京大街上展示各地送来的礼品和皇帝的聘礼，以及大婚那天晚上婚礼行列又是怎么把新娘迎娶到紫禁城里的整个过程颇为详细地介绍给了西方的读者。由于清朝皇族的婚礼严格实行萨满教的神秘礼仪，浩浩****的迎亲队伍必须在半夜时分从公主府出发，不同的方阵都各司其职，不仅要边走边舞，在大街上走出特定的路线图案，而且还要有一个钦天监官员手持标有刻度的焚香在一旁控制和调节婚礼行列的行进速度，以便在某个吉时能让新娘的花轿准时进入紫禁城的大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禁止旁人窥视的。萨满教的某些神秘礼仪有时令现代读者颇为费解。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曾经专门请教过北京一些研究萨满教的学者，根据他们的评价，辛普森报道中所透露的一些皇家婚礼细节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辛普森关于这次皇帝婚礼所画的相关插图也格外出彩，其中两幅曾被选中作为《伦敦新闻画报》的封面。

辛普森的其他报道也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例如他在1873年3月22日的一篇题为《北京见闻》的报道中详细描述了置放在北京孔庙中十个刻有诗歌铭文的石鼓，不仅追溯了这些石鼓文的渊源和意义，而且还特意用画笔直观地表现了其中一个被破坏和改凿成马槽的石鼓。这篇报道的中译文经本文作者在《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之后，武汉有一位专门研究石鼓文的学者如获至宝，认为它给中国国宝级文物留下了一个珍贵的记载。在上述同一篇报道中，辛普森还详细描绘了一位在紫禁城边一条街上将盛有《京报》的褡裢放在左肩上，徒步将它们逐一发送到订户家中的京师传信官。类似这样的现场目击报道在中文史料中也是罕见的。

肖恩伯格是一位奥地利画家和驰名欧洲大陆的战地记者。他是《伦敦新闻画报》为了报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而于1900年被派往中国的。当时该周报已经开始大量采用照相技术来进行背景介绍，以及人物和事件的资料报道。然而，由于当时的照相机比较笨重，成像时间较长，以及整个摄影程序比较复杂，所以战地现场报道仍然依赖于画家的速写。肖恩伯格到达北京之后，发回了数量惊人的速写图片和文字报道。这些报道文章和图片的内容包括京师场景、义和团招兵买马、过水闸的义和团、教会学校、北京的场景、西伯利亚东部的战场、英国公使馆内的联军士兵、中国的茶馆、从天津到北京的艰难历程、天津的冬夏场景、李鸿章在满洲里向蒙古人征收贡品、满洲里的县官审问俄国人、义和团的军队、重庆和山海关、大沽炮台的陷落、潮白河场景、义和团的反洋教宣传、慈禧太后、西伯利亚边境的中国人、俄军在天津郊区巡逻、孟加拉骑兵押解义和团俘虏、中国的剃头店铺、日军骑兵的冲锋、北京城墙上的近战、北京的城墙、清军在松江、八国联军在北京逐家搜捕拳民、见证拳民的刀枪不入、保卫英国公使馆、俄军骑兵在总理衙门、白河上的舟桥、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联军军官们一起进餐、联军在北堂做礼拜、孟加拉骑兵在开往北京的路上、联军炸西山大白塔、联军在天坛庆祝阿尔马战役纪念日、英军经水门进入北京内城、英军占领哈达门、英军攀登北京城墙、联军占领山海关、摧毁中国寺庙、中国旅店的炕、英军在八大处侦察、运河上带帆的雪橇、联军向保定府出发、英军押解中国苦力在丰台抢修铁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入北京、英俄商讨共修铁路、英军抢劫珍宝作为献给女王的礼物、联军拍卖抢来的物品、中国的经轮、瓦德西视察英军、中国官员要求跟德国公使面谈、在天津府审判拳民、关在天津衙门里的两个女拳民、英军从乡村抢来的物品和地契、北京的万国俱乐部、英俄在天津的冲突、英军下令拆毁天津城墙、铁路修到北京天坛、李鸿章的直隶衙门、北京街景、美军登上北京城墙、联军在天津的墓地、蒙古亲王携猎鹰出猎、中国的一个花园招待会、巴夏礼、英军挖出清军埋藏的德国钢炮、醇亲王向德皇谢罪、《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肖恩伯格具有相当深厚的绘画功力，在他的现场速写中有不少被制作成了画幅很大的插图。

威廉·辛普森

约翰·肖恩伯格

朱利叶斯·M。普莱斯

R。卡顿·伍德维尔

梅尔顿·普莱尔

综上所述，沃格曼、辛普森和肖恩伯格这三位《伦敦新闻画报》特派中国的画家兼记者从不同的角度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做了翔实而相对客观的目击报道。他们的系列报道视角独特，内容充实；不仅是珍贵的史料，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读物。如果收集比较齐全的话，这三位特派画家兼记者的报道文章和图片均可独立成卷，并组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系列。其他三位特派画家兼记者发回英国的文字报道和图片则相对来说要少些：普莱斯应该是被派来报道中法战争的，但是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似乎较长，或者他曾数次来过中国。伍德维尔来中国主要是为了报道甲午战争，而普莱尔在华的时间是1899年，即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

三

早在2003年发现《伦敦新闻画报》的珍贵史料和艺术价值之后，我就曾下决心要把这个刊物中有关中国的报道都翻译成中文出版。到2004年，我就已经翻译出了数百篇相关报道，不过由于对中国历史和人文地理知识的欠缺，当时的译文仍不太成熟。简而言之，我在翻译沃格曼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地报道时遇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例如他作为随军记者，详细报道了英军所参加的几乎每一次战役，可是广州珠江上和江岸两旁建有为数众多的炮台，而且珠江流域还有密如蛛网的支流。英国人将这些炮台和珠江的支流都起了英文名字，所以很难将这些特殊的英语专有名词准确地还原成中文。我一直在试图寻找当时的英语或英汉双语的广州地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一直没有找到。

2005年，我将《伦敦新闻画报》中最容易翻译的部分，即关于1937—1938年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和全国各地爆发抗日战争的报道及数百张照片，整理和编辑成了一本书，题为《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同时，又以我翻译的那些《伦敦新闻画报》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为基本素材，编译和撰写了以下这一系列的文章：

沈弘：《偷窥同治皇帝的婚礼》（威廉·辛普森），《中国科学探险》，2004年第11期，46—57页。

沈弘：《耆英号，第一艘绕过好望角到达欧洲的中国船》，《中国科学探险》，2006年第6期。

沈弘：《英国名记速写：北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教育和娱乐》，《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1日第13版。

沈弘：《七个微笑一个皱眉：战乱里的中国人》，《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2日第13版。

沈弘：《刺袁世凯疑案破解：岗亭挡住刺客视线使暗杀未遂》，《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3日第13版。

沈弘：《皇家名园焚心之痛：清漪园纵火者唯有一人被确认姓名》，《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4日D2版。

沈弘：《铁面刀客突袭北京：冯玉祥发动政变，士兵读持大刀》，《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5日第D2版。

沈弘：《你所知不多的圆明园老照片》，《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26日第C1版。

沈弘：《伦敦1851世博会上中国事儿》，《北京青年报》，2010年5月3日第13版。

沈弘：《“希生”何许人也？》，《浙江大学报》，2010年6月11日第4版。

沈弘：《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一朵奇葩——杂议话剧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4期（总第18期），33—44页，彩页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