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革命并非一种模式（第2页）

这件事是什么，总统和他的顾问都说不清楚。但是命运给了他们一个彻底的惊喜，他们非常敏捷地抓住了机会。

热内在美国的冒失以及莫里斯对波旁家族的喜爱，使得两国之间相互没有了外交代表。约翰·亚当斯清楚地知道，美国在经历漫长和精疲力竭的独立战争之后，多么需要休息。他断然拒绝卷入战争。为此，他做出一个“好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的讨人喜欢的姿态，派遣约翰·马歇尔、埃尔布里奇·格里和查尔斯·平克尼组成一个肩负和平与善意使命的普通使团出使巴黎。他不指望他们能够满载而归，但是一种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比目前半敌对和非正式的争吵对两国都更有好处。

这三个美国人到达了巴黎。此时，法国因丧失海军力量深感痛心，而且对传说中的美国港口官员允许载有法国战利品的英国战舰入港感到非常愤怒。更有甚者，正如法国人没有忘记给他们大西洋彼岸的访问者指出的那样，美国似乎对英国人使用一种原则，而对法国人则使用另一种原则。因为只要法国人一接触开往英国或英国一个殖民地的美国船，他们肯定就会接二连三地收到来自华盛顿的愤怒的信件。但是无论英国抓获多少美国商人，美国政府甚至都从不提抗议。美国驻伦敦公使反而继续与英国外交大臣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人们还会经常看到他与那位傲慢的显贵友好地在一起喝茶。

美国使节本来可以对此做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他们本来可以回答说，没有海军的美国政府会更直接地受到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摆布；美国驻伦敦公使一直都在抗议英国海军在公海采取的非法行动，即使他偶尔与外交大臣共进晚餐时也是这样；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作为和平先驱来的，他们聪明地避免开始一场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结果的争论，并且带着某些可能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难题的计划去找各个局长。

假如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刻，他们能够不去关注被法国人称为“巨额融资”的东西，那么他们可能就已经成功了。

“巨额融资”是与普通银行业和典当业不同的某种东西。它几乎是依赖于战争而兴盛起来的。各国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急需大笔资金。一大批一大批的国际骗子赶到他们的首都，带着荒谬的援助提议，缠住他们的部长们，用这样一个阴谋网包围这些可怜的官员。只有那些非常坚强和机智的官员，才有可能躲过这个阴谋网而不会受到牵连或其名誉不受损害。

美国的三位代表发现，自己被四个非常顽固的“巨额融资者”缠上了。这四个人向他们保证说，他们有内幕消息，能向美国人提供重要服务——当然要给报酬。这非常符合十八世纪后半期人们玩弄的外交游戏规则。偶尔给外国公使送点小费是习惯性做法。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用饰有花边的袖套和花手帕包一个当时的鼻烟盒送人。如果盒子里碰巧塞满金币——那很好，因为那时受礼者可以给自己买些上等的“哥本哈根鼻烟”，甚至还能余下点钱付车费。

按说，他们早就应该给巴拉斯几个美元。巴拉斯是个很有影响的人，据说他花钱大手大脚。但是除了这份私人贿赂，督政官们还暗示，美国应该向法国提供一笔数百万美元的贷款，他们断然拒绝。这样一笔交易本来意味着破坏中立，这可能导致英美之间发生战争。而且，一个没有自尊的政府可能会使自己受到非常粗鲁的讹诈。

迄今为止，人们仍不知道整个阴谋的细节。但是，当美国特使与法国中间人之间的信函到达费城后，联邦党的领导人认识到，督政官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一种绝好的政治武器。他们出版了所有信件，去掉了写信人的真实姓名，用X、Y、Z来代替法国官员的签名。然后他们找到共和党人说：“看看，你们那里的朋友就是这种人！这些就是你们深为赞赏的人！”

他们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通过了很多避免共和党人对这个国家产生进一步不满的法律。这些措施中的第一个措施，即所谓的《外侨法》，延长了一个人要成为美国公民必须在美国居住的年限，并且将这段时间由五年延长到十四年。它赋予总统逮捕或驱逐他认为不合适的外国人的权力，而且它允许联邦当局逮捕或流放任何一个属于美国正在与之交战的国家的人。

第二个法律，即著名的《煽动罪法》，将那些出版虚假、诽谤或恶意地反对合众国政府、总统或众议院的书面材料的行为，或者那些煽动反对国会或总统的任何合法行为的行为，或者那些帮助任何外国势力反对合众国的行为，统统定为犯罪，将受到囚禁或罚款处罚。

这些法律给很多爱尔兰流亡者在美国报纸上责骂大不列颠政府提供了借口，但是这些责骂过于极端，使很多人产生了失望的情绪。七年里，摧毁中央政府独裁权力的全部工作似乎都是联邦党人大笔一挥来完成的。新的法庭颁布的法令上的签字是“约翰·亚当斯总统”而不是“乔治国王”。除此以外，显然什么都没有改变。与宪法条款规定相反，共和国公民现在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新闻界将失去它所大力吹嘘的自由。

好管闲事的联邦法官开始在很多地方将激烈批评政府的无辜公民判刑；以出版批评总统某个法令的社论为由，判处编辑监禁。此时，由于这个国家的比较民主的部分人的愤怒，国家感到了一种威胁，一种**的威胁。

反对派的核心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自从退出华盛顿内阁后，他一直平静地生活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附近的庄园里。他那几乎基督教徒的苦行生活，使他远离他所喜欢的政治游戏。

这位精明的老先生酷爱写信。他写信时带有十八世纪很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风格。他每天都与共和党内所有的杰出人物写信。他影响着每一个行动。他授意在共和党人的报纸上发表社论。每当他的党的领导人不知道奉行什么政策时，他们周末就聚到蒙蒂塞洛，一边喝着波尔图葡萄酒，一边讨论迫使他们的贵族派对手就范的种种办法和途径。

因此，当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州议员通过正式决议，宣布《煽动罪法》因直接违背宪法条款而无效时，人人都认出那些语言流畅但非常危险的“拒绝执行”文件中有杰斐逊那一手漂亮的字体。很多人说，这是共和党人为消除这个国家日益增强的集权趋势而进行的拼死努力，而这种集权恰是联邦党人极为珍视的。

很难说清楚，这两个法律和有关拒绝执行的分歧，对未来的选举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政治领域似乎也像自然界和时装界那样存在季节变化。冬天过后是春天，短裙子穿罢就时兴长裙子，一届富人政府之后就是一届由穷人组成的政府。无论农民、裁缝或政客们如何努力，他们都永远无法改变这种事态发展的正常进程。

在1800年的选举中，联邦党人被击败，共和党人取得了胜利。

有产阶级预言，一个无政府时代即将到来。

边远地区的居民燃起篝火来庆祝“富豪恐怖统治”的结束。

亚当斯先生回到了波士顿，而杰斐逊先生打好旅行包，给位于华盛顿市著名的康拉德寄宿饭馆的经理写了一张便条，请求他们在第二年3月初给他保留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