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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情绪挑战与情商教育
不得不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上最为便捷的时代，万里之遥，一日可达；也不能不说，我们还生活在有史以来生活节奏最快、压力最大的一个时代。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加，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机器服务代替人工服务，人与人沟通减少、竞争加剧，宗教与信仰的缺失，家庭结构的破碎化（夫妻因工作原因两地分居，或加班时间延长，一子化或少子化，孩子缺少陪伴，离婚率升高，单亲家庭增多），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的减弱，沟通方式的变化（长时间的亲人沟通越来越少，通过手机等电子媒介方式的碎片化、远程沟通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导致人们的耐心、包容心、同理心越来越少，烦躁、焦虑、愤怒等情绪越来越频繁。
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现当代儿童的情绪幸福指数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儿童的困扰和问题更多、更严重，比如孤单、焦虑、不服管教和爱发牢骚等。2014年，《中国青年报》对8474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人情绪化问题的在线调研。调研显示，93。4%的受访者认为如今的中国人情绪化问题严重，其中85。1%的人认为非常严重；87。5%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情绪化表现。
由此可见，当今时代人们心理问题比较多，这些都对正常与健康的人际交往以及情商教育构成了挑战。
其中威胁最大的四个负面情绪分别是：愤怒、焦虑、抑郁、恐惧。
一、愤怒
愤怒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因为背包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背包，且不止一个背包），我们会经常产生愤怒的情绪。戈尔曼说：“愤怒是最难控制的情绪……对惹我们生气的事情琢磨的时间越长，会让怒火燃烧得越旺。‘远路无轻载’，再小的事情放在心里时间长了都会变成大事。”愤怒往往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被冒犯，自尊或尊严受到了损害，如被不公正或粗鲁地对待、被侮辱或被命令。因此，适度释放愤怒的情绪就显得尤为重要。压抑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使愤怒的情绪不断发酵，损害自身健康，还有可能让情绪像被挤压的弹簧一样最后强烈爆发，带来可怕后果。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任何人都会生气，这没什么难的。但要能适时适所、以适当方式、对适当的对象恰如其分地生气，可就难上加难。”
二、焦虑
焦虑与压力会削弱人体的免疫力，使人很容易在情绪脆弱时生病。前面我们曾提到，很多焦虑是由于不切实际的过度担心造成的，也即非理性思维催生了焦虑。非理性思维主要有如下三种类型：
（1）绝对化：指个体以自己主观意愿为出发点，认为某一事物必定会发生或不会发生的信念。这常常表现为将“希望”“想要”等诉求绝对化为“必须”“应该”或“一定要”等，如“我必须成功”“别人必须对我好”“他是我男朋友，就应该理解并满足我的要求”……其他常用的绝对化词语如“理应”“务必”“完全”“绝对”等。这种绝对化的要求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每一客观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此，当某些事物的发展与个体对事物的绝对化要求相悖时，个体就会感到难以接受和适应，从而陷入情绪困扰之中。
（2）概括化（或泛化）：指一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典型特征是以某一件或某几件事来评价事物的整体价值，或通过对某个行为的判断扩大到对整个人的判断。常用的概括化词语有“从不”“总是”“无法”“永远”“毫无价值”“一无是处”等，如“文身的人都是黑社会”“这事办砸了，我真是一个没用的人”“××省的人都是骗子”“他说来没来，他一定是个没有信用、不负责任的人”……这个问题在于把“有时”“某些”概括化为“总是”“所有”，混淆了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面、个别与全部的关系。
（3）灾难化：指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时，将其无限放大，认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信念，比如，“孩子不争气，没考上大学，他这辈子完了，我的后半生也没指望了”“没能在老板指定的日期前提交报告，我在他眼里是彻底‘凉凉’了”“身上长了一个痦子，下一步它会不会发展成肿瘤啊”……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灾难化的思维方式只能令个体情绪焦虑感增加，于事无补。
三、抑郁
抑郁会引发癌症，或加速已有疾病的恶化。悲观地看待生活中的挫折，感到无助或绝望，是抑郁症的来源。
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发布的《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DepressionandOtherentalDisorders）报告中的数据：目前世界范围内预计有超过3亿人饱受抑郁症的困扰，抑郁症的全球平均发病率在4。4%左右；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
关于抑郁症的治疗手段，目前主要有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然而，增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互动，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与人际活动，敞开心扉，开阔视野，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四、恐惧
恐惧是对未知事物、危险处境、安全威胁或已有严重负面刺激的应激性情绪反应，其中严重负面刺激（如他人的施虐或自然灾害）通常会引发创伤型恐惧。施虐者可能是亲人（如父母）或陌生人（如陌生的性侵者），受害者通常难以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较之于前者在恢复正常心理状态方面要相对容易一些。
消除恐惧的办法有：①自我认知，再学习、再认知（面对曾经遭受的创伤并重新认知）；②他人的帮助（如家人或外界人员持续的心理施助）；③环境的改变（如生活在一个更加充满爱的环境中，或学习瑜伽、冥想等放松练习）；④药物治疗。
以上对负面情绪挑战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严重破坏情商发展的心理问题，从而更好地治愈它、规避它，重新树立对培养良好情商的信心。
情商教育的第一场所是家庭。父母要以身作则，不断学习，相亲相爱；对孩子要包容理解，避免命令式、要求式、判断式、居高临下式等家长式沟通方式，最好与孩子（尤其是青春期孩子）建立起伙伴式关系，用协商、征询的方式进行沟通；以身作则，凡是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对孩子提出要求（如自己都没有考上清华大学，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考上）；觉察、管理家庭成员的每一个反常的情绪变化，并做出回应与反馈，营造健康的情绪氛围；对家人特别是孩子鼓励、赞美与肯定，会给孩子和家人以更加健康的互动氛围。情商教育的最佳阶段是儿童时期（7岁以前），因此，家庭的作用至关重要！
情商教育的第二场所是学校。戈尔曼《情商》一书中指出：“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已经覆盖了全世界数万所学校。目前美国很多地区把社交与情绪学习列为学校的必修课程，规定学生必须掌握这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学生的情商竞争力必须像数学和语文那样达到一定的水平……例如美国伊利诺伊州制定了详细、全面的社会情绪能力（SEL）标准，覆盖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年级：小学低年级学生要学会识别和准确表述自身情绪，并了解情绪如何引发行为；小学高年级开设同理心课程，要求儿童根据非言语线索识别他人的感受；初中阶段，学生应当学会分析哪些东西会造成压力，哪些东西能激发出最佳表现；高中的社会情绪能力学习重点包括：通过有效地倾听和交谈解决冲突，防止冲突升级，并协商出双赢的解决办法。”
在中国，有些人对于情商教育存在着错误的认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希望本书的出版在推动中国情商教育方面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情商教育的第三场所是社会，也即我们每天在工作生活中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人无法脱离社会，我们每日都需要与他人互动、沟通。每一件事情的处理，每一次沟通，都会或多或少地引发我们的感受，或强或弱。情绪的一端是没有或少有情绪反应，另一端是情绪敏感过度。通过觉察自己的情绪变化，辅以理性应对，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但是，也正如我们之前的分析，理性与情绪的平衡与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是情绪获胜、理性失败。这是由于人的动物性本能造成的（详见本章第二节关于杏仁核的内容）。也正因为此，更需要我们把情商训练当成每日必修之课，时时警醒，处处反思。由是，我们方可在前两者教育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自省提升！
18世纪的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ole）曾经说过：“生活对于理性的人来说是喜剧，对于感性的人来说是悲剧。”这是提醒我们要当心情绪造成的陷阱。但是，控制情绪不意味着扼杀情绪。社会的发展令人类理性思考能力不断提升，但情绪在表达情感方面（如爱与哀伤）仍是理性不可替代的，毕竟，我们是“人”！
通过面对情商挑战，重视情商教育，我们至少应该在一些基本的情绪体验与认知中获得一些技能，如觉察与识别感受、表达感受、评估感受强度、管理感受、延迟满足、控制冲动、了解感受与行为的差异等。要记住，情商不是天生的，通过正确的学习是可以后天习得，并得到改善的！
除了美国“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的《情商》之外，笔者这里还要推荐一部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Daleegie）的在世界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人性的弱点》，该书在人际互动与情商教育方面，是一部惊世之作，必读之书，读者有时间不妨拿来一阅。
最后，请各位读者牢记：情商管理的最低标准是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最高标准是通过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创造最佳效果——情绪愉悦，结果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