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连环画发展与转型相关问题再思考（第1页）
当代连环画发展与转型相关问题再思考
陈嘉扬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李林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伦敦大学双硕士
连环画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一面镜子，从不同历史阶段的连环画可以了解到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民众生活的变迁与审美趣味的演化。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连环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历了短暂的繁荣，而后逐渐走向衰落。连环画的兴衰发展吸引着画家学者的关注，如贺友直、顾炳鑫、汪观清、沈尧伊等，也有研究艺术史理论的学者对连环画的发展提出独到的见解，其中包括姜维朴、白宇、麦荔红等。新的时代语境下，连环画的创作发展陷入一种迷茫的探索状态，连环画作为图像叙事的一门分类，伴随着时代大众传媒形式的变迁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叙事艺术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未衰亡，而连环画作为图像叙事的一类分支在大众传播媒体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里遭受到挫折与困顿，是时代对连环画发展提出的挑战，也是连环画摸索新的发展方向的机遇。
一、传统连环画叙事模式与当下语境的分歧
（一）大众传媒途径的多元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满足人们的温饱问题到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改革下，现代的工业化生产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们也从单一的大众传媒获取方式开始向多元媒介跨越，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中，经历了三种不同阶段的媒介模式（表1），三个阶段的进程中人们从信息获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获取的主导者，而这一过程的演化也暗示了连环画成为主流大众媒介的历史成因与未来发展的价值导向的延续方式。
表1 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阶段划分（笔者自制）
连环画的发展受时代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导向所影响，从连环画的产生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的主流大众传播媒介方式以纸媒为主，对信息内容的筛选把握经过层层的处理、检查，信息的传导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人们对信息的了解是一种被动的获取方式，依托于纸媒的印刷，信息的传递与影响的时效性较差，大众对信息的获取是一种单向的被动接受模式。而在第二、三阶段的大众媒体的信息传递阶段中，电子媒介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以往以纸媒为主的文化传播方式，过去先进的信息文化属于少数人才能获取到的精英文化，更为强调艺术的崇高性与独特性，而信息化时代下的“信息和娱乐之间从来就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且在当今的大众传媒中，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信息的解读推送依托如电脑和手机等交互媒介，信息的获取从自上而下的被动模式逐渐演化成主动搜索，再到当下的分析用户兴趣爱好的定向投喂，大众对信息的理解视角更为宽广，对待信息的态度成为一种双向的选择模式。多元的信息传递方式与对信息内容的不同解读方式逐渐模糊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伴随着对“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进行消解，回避了需要利用更高层次的理解力才能获取信息的难点，对“文以载道”的连环画而言是一种打击。
表2 连环画、绘本、漫画信息传递的差异与发展（笔者自制）
大众传播媒介的进步中，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元的艺术传播媒介分化了连环画的独特地位，文化艺术的对外交流更开放之后，传统的艺术形式不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的发展中，日本、美国的卡通动画与漫画的流行分流了大部分的儿童群体，以纸媒传导为主要讨论范畴而言，对比连环画、绘本和漫画的信息传导的差异，绘本的产生伴随着对年龄、偏好更细致的圈层化的划分，如倡导对儿童的认知启智教育的绘本——日本作家佐野洋子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中国画师蔡皋的《桃花源》、熊亮的《梅雨怪》，引发成人情感共鸣的绘本创作——几米的《地下铁》与《微笑的鱼》、昔酒的《当时只有我和你》、木言的《时差》等，更注重不同圈层的划分与不同价值倾向的情感输出，漫画则以一种更亲切、夸张玩味的形式编排叙事内容的输出，从一开始以纸媒书籍的形式传导到当下多以网络推送为主导的满足“快餐式”阅读需求的体验，如注重科普地域性知识的“黄一刀有毒”、科普年轻人的烦恼的“网易哒哒”和“不回画出版社”、科普冷僻知识的“一只学霸”等推文式的条漫。绘本与漫画的叙事图像的传播形式更注重结合当下大众的情感需求与审美变化，以一种更为风格化、明确价值定位的形式进行创作。条漫以网络推文为主要承载形式，以主动搜索与定向投喂为主导的传播形式，传播面更广、传播更注重时效，满足大众对信息获取的即时性需求。由此可见，连环画相较于绘本的圈层化创作模式与漫画的即时性输送，连环画很难跟得上追求感性共鸣与时效性的现代大众审美文化需求。
（二）图像叙事技巧的饱和
连环画的图像叙事的价值输出主要依托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文本内容向叙事图像转化的程度；二是图像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对叙事图像与时代语境的契合程度。
连环画创作发展过程乃至衰微的过程中，忽略了对专业连环画脚本创作者的培养，画家多依附于既定的脚本内容改造，而对脚本的内容选择、故事发展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模式，“连环画中的人物、故事、主题以及结构、分幅等等，在叙事脚本中就已经固定下来，它是绘画创作的前提与依据”[2]。首先，连环画的文学脚本不仅充当画面内容的说明、补充，而且决定了很大一部分内容情节的走向与主题情感的表达，也为叙事图像的铺陈提供了思路，因而，文学作品的内容选择成为不同时期连环画创作价值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其次，连环画的发展过程中，没能培养一批既能创作脚本故事，又能绘制原创故事的综合性艺术工作者；最后，连环画的创作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表现，创作者需要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刻的历史体悟，且对艺术表现能力有很高的造诣，这也是创作优秀连环画的基准。叶浅予认为：“连环画作为搞创作的一个学习过程，培养创作的能力，这种锻炼，效果很明显，有利于掌握方法。因为连环画每幅画都要遇到创作有关的问题，从构思到完成，画十幅画就有十个过程，等于十幅创作练习。对于画人物来讲就更加重要了，连环画表现的都是社会的人。”[3]贺友直在谈及连环画创作的方式时说道：“绘画的局限性是由于它表现出来的形象是静止的、无声的，但却又必须把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告诉观众，这就‘逼’它必须用形象本身说话。”[4]艺术家面对的创作主题选择来源于与所处时代关切的内容，在挖掘新的创作题材，研究与自己过往生活不同的生活体验上，创作者能发散思维，在感受不同的生活、情感体验中，获取新的启迪。
连环画画家仍站在脚本创作者的角度去理解故事，被动诠释别人的价值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赵奇的《靖宇不死》、侯国良的《呼兰河传》等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的诞生，证明了一批创作者仍在坚持地推动连环画的发展，但对连环画的销售和对读者的吸引却没有新的改善，这也在于连环画的创作已经很难跟上社会生产模式和人们生活状态的变化。沈尧伊的黑白版画连环画《地球上的红飘带》，其本质核心都是对于既定的文学作品的再造、重读。从创作视角而言，《地球上的红飘带》创作者沈尧伊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与深厚的艺术修养，耗时六年多（1988—1993）创作926幅连环画，以连环画作为载体表现了“红色经典”中长征的故事，传达了创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与对更深层次的精神与美的探索，画作的价值突破“小人书”的范畴，基于一种对历史责任的考量，超越了普及、娱乐化大众艺术的审美范畴。在大众的生活节奏、审美取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物质生活的充盈的条件下，大众的审美偏好很难从快节奏、高运转的生活模式中沉淀下来，去思考严肃、崇高的艺术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地球上的红飘带》于2006年11月在北京华辰以1540万元的成交价售出原稿的926幅画及8幅人物肖像。《地球上的红飘带》依托的不再是传统“小人书”对大众艺术审美爱好的吸纳，而是向另一种更高学术价值的定位与新的市场价值的划定。
画家尤劲东曾在访谈中谈及对连环画未来发展的看法：“文学性作为美术创作中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连环画的专利。连环画的基本概念只在一种连续性绘画形式。”“连环画画家的视野从文学作品中解脱出来，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直接编写非文学的‘脚本’，将连环画视为小人书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5]对于连环画未来的发展，如果仍然局限于对文学著作、既定的脚本的修改，连环画的发展将徘徊在一个困窘的循环之中。文学性流行于美术创作中并不是连环画的专利，连环画与文学作品发生联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附属，或是连环画作为文学作品的附庸，连环画的价值更多在于在艺术实践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从叙事图像的形式技巧上说，连环画发展的表达达到一种饱和的状态，往下发展则是一种对样式与风格化模式的追随。而连环画的新发展在于突破脚本、图像的纯粹转化，寻找一种内核的叙事图像创作的核心特点，脚本的内容转述不再是画面的重心，通过画面的感受，给予阅读者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让阅读者在脑海中形成自我的语言文本，在画面的转化中，将故事的脉络自由地联系，形成自我连环的故事连接。连环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选择的结果，连环画符合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消费的主导观念与政治文化宣传的需求，连环画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性，如20世纪40年代合乎“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下，连环画以一种更为通俗、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载体呈现；而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连环画成为宣传文化政策的理想媒介；在改革开放之后，消费文化的载体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多元影响下，连环画的独特性历史意义被逐渐取代。大众作为连环画的主要消费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连环画的创作的导向。“‘大众’是一个社会历史性的范畴，是事实也是观念，在不同的时间、时空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关联。从性质上来看，‘大众’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一种是同义于人民群众，是带有一定阶级性色彩的概念；另一种是在市场经济驱动下诞生的大众，主要以文化消费和社会生活来界定的概念。”[6]当下“大众”的概念从最初指向社会普遍性群体的代称转向了强调社会意义的消费文化的普遍性概念，大众文化的审美导向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与物质生活的提高，更为趋向于娱乐性、更富有快感体验的精神享受，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说“我们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7]，揭示了现代人对文化需求的转变，也正是因为当下对文化的娱乐性、趣味性更高层次的要求，使得注重文学性与艺术性结合的连环画难以适应。姜维朴先生对连环画的发展困境提出了新的设想：“面对这种形势，是以媚俗之作去趋炎附势，使连环画事业遭受更大损害，还是坚持优良传统、大胆改革、努力创新，以新颖而精湛的作品去满足读者的需求，夺取连环画新的繁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无疑是新时期连环画工作者面临的一场严峻的考验。”[8]
（三）出版单位的市场转向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大众传媒逐渐向数字化转向，纸媒行业的生存空间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由事业单位开始迈向‘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要想过好日子，不是仅仅靠现有政策勉强维持，自己必须努力在市场中找到利润”[9]。出版单位更多面临着生存问题，在出版物的选择上更多地考虑大众喜闻乐见的畅销读物。“从1990年到1994年，我国共引进日本卡通连环画100多种，发行量超过5500万册（不含大量盗版印刷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套书，每种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七龙珠》多达75本。据统计，1994年日本卡通连环画在中国连环画市场的占有率高达90%以上。”[10]而同时期的中国连环画行业则处于滞销与衰退状态，对于出版单位而言，在快节奏的市场化经济的驱使和影响下，大众的购买需求与市场导向影响着出版物的选择，尽快占领市场获取利润成为出版单位的首要需求，因而也会导致出版物的品质低下，忽视出版物的文化内涵。
同样是叙事图像纸媒创作的绘本的发行则开辟新的路径，值得学习的是几米绘本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光是从2002年到2005年销量就高达260万册，且几本的绘本定价高达60—100元，对于当时的绘本行业而言近乎“天价”。几米的代理经纪公司——墨色国际，以及他的代理版权编辑李雨珊对几米绘本的精准定位扩展了几米绘本的品牌价值，李雨珊对几米的定位是：你的作品不是绘本，而是你几米这个人所代表的价值观、信念与生活态度。她以几米的绘本中的人物形象为核心，分拆出不同主题类型的文创周边商品与商业发展的可能，从文具、饰品、衣服到品牌联名的合作，对应不同的绘本故事的气质，选取对应的产业开发的链条，《向左走，向右走》柔软的调性，适合开发家具、抱枕、被子；《地下铁》强烈的金属质地，适合开发玩具、雨伞、汽车的装饰；《星空》灿烂的色彩搭配、浪漫的情境，适合用于日常的卡片、文具。对于故事内容的精准剖析与对应的产业链的开发，使得几米的绘本知名度瞬间提升，这也是当下绘本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叙事图像为核心，以个人化风格语言为载体，以价值观输出为基准，探索一系列文化商品的可能性。
二、叙事模式的转变对当下连环画的启迪
（一）绘本叙事语言在当下连环画中的运用
绘本阅读是从视觉体验中挖掘背后的逻辑，建立自我的思考模式。从绘本中获取知识的方式不再是直接的输出，而是通过视觉的发掘，了解各种人物间的关系、不同场景空间组合中暗含的信息。通过将文学故事创作与连续图像的结合代入绘本中，理解图像背后的含义。当下连环画的创作与传统的连环画创作相比，更为注重创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挖掘与对生活的共鸣中选择创作的题材，传统连环画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在叙事图像间嫁接“成教化，助人伦”的连环画的社会责任与教育宣传的功能，而发展至当下则更为注重实现创作者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与对当下时代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语境的理解，在叙事图像的表现上也有很大的突破。当下连环画创作的主题不仅局限于脚本的定向选择，从个人生活体悟中挖掘创作素材，这与绘本创作的灵感来源异曲同工，画面的创作以情感体验的嫁接与想象为主，故事情节的转述连接故事内容，而叙事图像的创作更多体现了创作者真实的生活体验的感悟。
绘本的阅读体验是基于图像间的环环相扣、严密逻辑关联，图像的寓意、变化，图像与图像之间的参考关系，以及图像间更深层的联系，这既是绘本的基本语言，也是绘本创作的秘诀。绘本创作者蔡皋奶奶画里的童年，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孩童之心，在画面中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翻开《月亮粑粑》，有很多留白，只在页面角落零星落下几笔画、几行文字，蔡皋用方言誊写了一首方言儿歌，带着乡音朗读，仿佛儿时的记忆跃然纸上。“……头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头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头里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绣花，绣个糍粑……”蔡皋曾说：“方言是语言的来路，是最后的故乡。”她的创作里包含了老一辈生活的时光影子，这种平静的生活无关苦难、无关科技的骤变，是一种回归的态度，有着属于“旧日子”的独特回忆。生活的真实体验是蔡皋绘本创作的灵感源泉，散文式的文字书写与简练形象的叙事图像再造，蔡皋的绘本创作更注重叙事图像的情感共鸣与情感体验的代入，架上连环画中精悍的篇幅设置和情节提炼的捕捉与绘本的叙事语言表现靠近。
当下的连环画创作的选材逐渐突破脚本的限定，将更多的现实生活题材与更合乎当下文化语境的选题融入连环画的艺术创作中，以第五届架上连环画展览为例，展览的主题围绕着“讲中国故事”展开，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时代精神的领悟创作。如第五届架上连环画作品中，郑开琴运用中国画的艺术语言表现现实题材的创作，故事《星星的妈妈》讲述的是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帮助患有自闭症孩子的故事，画中的孩童以类似年画中的中国娃娃的形象塑造，孩童们的衣着以彩色的棉袄与绣花的棉裤为主，耷拉着眼皮的眼睛、粉色的小嘴、弯弯挺立的鼻子、俏皮的发型搭配着圆滚滚的脑袋，人物的动作夸张且略显笨拙，故事场景的选择结合了郑开琴熟悉的乡村场景，如劳作工具、豆篷瓜架、农家小屋等，农村生活的一草一木奠定了她艺术创作的乡土情怀和情感基调，将一个真实故事以一个连续碎片化的情节提炼描绘出来。《星星的妈妈》共画了8幅，分别选取了自闭症孩童的孤独迷茫，被同学伙伴排挤的无助，在老师的悉心开导陪伴与不断鼓励下终于敢于融入集体生活。架上连环画的创作以更大的篇幅尺寸与更为精练的内容表现故事情节，展览限定了故事的篇幅维持在8幅，体现了架上连环画更注重叙事图像的内核情节的提炼；且展览的要求中规定了原作画幅尺寸每张不小于50，不超过80，与一般的架上绘画的尺幅相近，这也表明了架上连环画的实践在有意将连环画创作推向更为学术性的高度设定。从画面的叙事图像的情节的创作中，与绘本创作的镜头相近，更注重留白与想象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