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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当代青年书法创作的三种面向

白锐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外聘理论家

青年面向未来、代表未来，是一个国家最具活力、最具原创精神的群体。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中，青年既有立足传统的信念与品质，又有开拓创新的胸怀与魄力，是最具审美创造力的生力军。因此，青年一代的书法创作是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决定着书法艺术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走向。回顾40多年来当代青年书法创作，笔者以为，以时间演进而言，其表现为双重启蒙、多元融合、理性回归这三种面向。

一、双重启蒙

如果以时间划分，1977—1989年，这个时期通常被学界称为“新时期”。经历“拨乱反正”，整个社会走出寒冷的冬蛰期，迎接明媚的春天。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为代表的艺术门类前后成立相应的协会，较好地完成了该艺术门类的初建事宜，并取得一定成绩。然而，对于书法艺术来说，这一工作却滞后了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书法迅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被认可为艺术门类的“失语”状态中复苏过来。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书法作为独立艺术门类正式确立。于是，在复兴的浪潮中，伴随着“书法热”兴起、书法类报刊媒体推动、书法美学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书法艺术进入狂飙突进的发展状态。与其他艺术门类所不同的是，书法艺术在此时仍然以根植传统为基础，做准备性的积累，而以文学为代表的其他艺术门类已开始呈现丰富多彩的创作样态。

这一时期青年书法创作以被誉为“新古典群体”的青年书家代表最具典范意义。这些从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展”及第一、第二届“全国中青展”中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书家，以丰富的个性追求表达对时代创变的思考。以1986年7月16日—2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为例，从全国近万件作品中选出的370多件展品反映出当时中青年书法篆刻的基本水平。其中获奖作品10件，有8件书法作品，作者平均年龄39岁；篆刻作品两件，作者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其中，孙晓云、华人德、穆棣、潘良桢、陈平等是当今颇具影响力、成就斐然的著名书家。桓谷对此次展览的评价较为公允，他指出：“从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作者，在创作中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用笔、结体和草法上的成败得失，而是向着更高层次的目标努力，即在熟练控制线条造型的基础之上，追求意境的表现，强调作品的内在精神及其感染力。”[1]第二届中青展或具阳刚大气，或丑拙浑朴，或空灵阴柔，或细腻温婉的作品，在当时极富启蒙意义。虽然仍以传统为基础，但其中的创造力值得肯定，并昭示出书法艺术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除了对传统的启蒙，受到绘画界“'85美术新潮”，以及西方现代抽象绘画、日本墨象派的影响，这一时期青年书法创作呈现“反传统”的尝试，即与古代书法传统拉开一定距离，表达时代审美与个性精神的探索式创作。例如，1985年谷文达的艺术实验以解构和重组汉字为目标；1987年徐冰《析世鉴——天书》以书法为题材的版画作品，对现有汉字的构成要素做不可识读的重组；几乎同一时间，洛齐“文字镜像”系列、“情书”系列、“黑色”系列等，把抽象绘画传统与书写传统融合起来；1988年，邱振中“最初的四个”系列，用题材作为创变契机的尝试。这些艺术家以青年一代独具的先锋精神在传统书法之外做出拓荒性的探索。虽然今天看来，有些作品并不成功，但这种敢于“试错”的精神却值得肯定，其行为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作品本身。

二、多元融合

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中国社会与世界同频共振，发生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使个体实现的空间呈现多种可能的样态。在思想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省，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包容，随之带来的价值观嬗变，显而易见。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多重文化冲突与碰撞中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局面，即精英文化、传统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形态和社会思潮融合发展。与此相应，在书法艺术创作中，也呈现多元融合的新气象。青年书家个性化发展呈“井喷式”局面，他们勇猛精进的探索精神为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贡献不可小觑的力量。

基于对80年代书法发展的冷静思考，特别是对书法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深入反省，青年书法创作侧重于在创新求变中前行，书法中的新古典主义、新文人书法、民间书风、流行书风、现代书法、广西现象和学院派书法创作等流派错综复杂地交织发展。对此，有观点把上述种类丰富的创作分为“古典派”“现代派”“学院派”[2]。

“古典派”以书写技巧为中心，传统的书写格式为创作形式，而对创作主题与创作形式的关注度不高，“新古典主义”“新文人书法”“流行书风”“民间书风”都属于此类。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国展”“全国中青展”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的青年书家具备继承传统与追求创新的能力，他们植根传统，又具有浓厚的个性色彩，在作品形式上能够较好适应展厅需要，由此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书法艺术从实用尺牍到展厅展品的飞跃。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书家很多，其中，沃兴华的书法创作独辟蹊径。“远离传统文人书风，而以丑拙的字形、恣肆的笔法形成了险怪朴拙的书风。这源于他对敦煌经卷书法的独特取法”，“在学书取法上的独特认识，要比沃兴华的作品本身更耐人琢磨”。[3]当然，以上观点尚可探讨，但这位书家在青年时代敢于对民间书法取法，由此揭开中国书法帖学传统之外的另一个视域，其意义在今天看来尤为可贵。

“现代派”，以现代形式观念介入书法创作，试图用西方的艺术观念改造书法，带有反书法的立场，有消解书法本体的倾向。洛齐、朱青生、魏立刚、张强、王南溟等青年艺术家，从“现代书法”走向“书法主义”，乃至“后现代书法”。然而，由于边界泛化，最终导致“书法”与“非书法”并存，虽然作品以书法为名，却是版画、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杂糅。比如，而立之年的王南溟以《字球组合》的装置作品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作为有着良好传统书法功底的书法家，王南溟将写好的书法作品揉成字团进行装置，并较好地与数码技术结合，再进行“后现代”传播。“他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引发当时的人们以新锐的立场对书法艺术本质，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并能使人们以批判的眼光、从新的角度重新阐释、认识传统书法、现代书法与当代书法。”[4]

“学院派”，强调“创作构思”“创作行为”“创作结果”三位一体，以“主题要求”“形式至上”“技巧本位”为创作的三大检验标准。“广西现象”的出现开启“学院派创作”的先声。1993年，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选出34件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10件作品中，广西占了4件，作者分别是蔡梦霞、唐锡生、于斌、黄渚。几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的关注，他们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有相似的艺术追求，被书坛称为“广西现象”。追溯他们的学书经历发现，他们都是陈国斌、张羽翔（唐锡生）的学生，而采用的教学方法是“陈振濂教学法”的具体运用。“广西现象”的出现对“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建立起到推动作用。1994年，《学院派书法创作宣言——当代书法史上的学院派思潮与学院派运动》发表，标志着“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正式建立。1998年2月，“学院派”作品在北京国际艺苑展出，这是中国美术学院“助教班”的教学成果汇报。怀着对中国书法未来的深刻思考与终极眷注，“助教班”青年才俊的作品引发书坛学人的一个共同思考：“形式上的‘后现代文化’属性与内容上的‘新古典主义’是否能够有机结合而成为一个培养艺术人才的方式。”[5]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所具有的担当精神，却是令人极其感佩的。

在诸多观念、流派的共生中，书法审美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不可否认，经过时间洗礼，上述流派的不足之处日益凸显，但基于传统又异于传统、鲜活而极具强烈时代气息的作品，以及青年一代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和开拓意识值得称道，也值得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

三、理性回归

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加快了转型的步伐。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冲撞。有学者指出，21世纪之初，当代社会发展面临如下问题：“一是从文化理想上看，如何将传统人格、革命人格与现代人格很好地协调起来；二是从文化方法上看，如何把重视直觉和个人体悟的文化传统与重视理性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三是从文化价值上看，如何把重仁义、重亲情的文化传统与重实利、重信用、重个人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协调起来；四是从文化内容上看，如何把重精神、重传统的文化传统与追求感性满足和快速变革的大众文化结合起来。”[6]相应地，在书法艺术发展中，人们的思考集中到对一个古老话题的深刻反省，那便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于是，重温传统、再现经典成为新世纪以来书法创作的旨归。书法艺术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理性道路，毫无疑问，这一特点同样鲜明地体现在青年书家的书法创作中。

200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沈鹏先生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纳入工作报告，得到书坛同人的广泛支持。随后，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制定《中国书法发展纲要（2001年—2020年）》，这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书协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中国书法发展纲要》的制定，“真正把书法纳入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轨道，切实推动书法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协调、有序地发展”[7]，标志着书法艺术走向理性发展的新时代。近二十年来，青年作者在各项全国书法篆刻展览中都取得突出成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2004年、2009年、2012年、2017先后举办过四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这是专门针对青年人设立的书法篆刻展。与八届“中青展”相比，四届“青年展”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青年展”以“深入传统、鼓励创新”为旨归。尽管青年书家有朝气，有活力，想象力丰富，创造力突出，评委特别注重挖掘具有个性、具有创意、富有潜力的作品。然而，“鼓励创新”是以“深入传统”为前提的。如果探索性的作品不能坚守书法艺术本体，或者与书法传统没有丝毫关联，那么也是不被认可和接受的。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后，对经典的尊重已经成为共识，由此体现出书界整体对创新能力和深度有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那些简单、肤浅的创新是昙花一现，是过眼云烟，终将不能进入书法史。因此，由四届“青年展”折射的青年书家的作品是根植传统的创新，体现出对传统的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其二，“青年展”体现出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较之于对技法的强调、对创新意识的发扬，“青年展”把对作者文化修养的考核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整体布局与思考息息相关。新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更加注重书内书外的积累与融合。正如沈鹏先生所言：“‘书外’的修养多于‘书内’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当然这两项基本功缺一不可，并且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一幅书法作品的得失成败，一位学书者能否成‘大器’，无不决定于这两项基本功力的厚薄深浅。”[8]自首届“兰亭奖”中加入文化素质的考核，直到全国第十二届国展，极为注重对书法创作之外的成果以及个人的综合素养的考量，倡导“学养、涵养、修养是书法家一生的功课”。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导向会促进青年书家走上技道均衡、艺文兼备、德艺双馨的方向，会为书法界注入静心读书、用心创作的清流，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岁月的沉淀彰显出重要意义，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中国书法事业可持续发展。

余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回望40余年书法发展，昔日青年翘楚已成长为当今书坛的领军人物，随着“90后”“00后”开始步入书坛，“70后”“80后”逐步成长为书坛中坚，书法艺术的未来必将呈现崭新的面貌与气象。沈鹏先生的十六字教学理念“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中，“原创”与“个性”，在青年书家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因此，对于青年书家自身而言，对原创精神与个性探索应有足够的自觉，在书法艺术道路中时时警醒自己葆有这样的品格。在期待青年书家成长的同时，我们更应给予他们呵护与关爱，以宽博包容的心境和远见卓识的目光，对青年书家在艺术探索中的“一意孤行”与“独持己见”给予最真诚的鼓励与最有力的支持。青年书家是中国书法的未来与希望，让我们翘首以盼，书法艺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1]桓谷：《传统的思考和再创造》，《中国书法》1986年第8期。

[2]陈大中：《当代书法创作模式与流派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3]刘宗超：《中国书法现代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4]傅京生：《中国现代书象》，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

[5]傅京生：《中国现代书象》，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页。

[6]邴正：《邴正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7]沈鹏：《书法本体与多元》，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8]沈鹏：《书法本体与多元》，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