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的自然与文化寻根（第2页）

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思考并不是构成“乡土绘画”的主要动力；“乡土”其形象是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炽热而逐步建构起来的。学者丁帆曾认为：“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或许可以追溯到初民文化时期。那么整个世界农业社会古典文学都带有‘乡土文学’的胎记，然而这却是没有任何参照系的凝固静态的文学现象，只有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时，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乡土文学’才显示出意义。”[18]这里所论及的乡土文学问题，也是乡土绘画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对民族话语的强调，无可避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是对民族进行重新想象与编码的内在需求。现代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是在传统的血缘、文化、语言、地域、信仰的基础上，注入国民、主权、制度、国际关系、国境这些主要因素，结成一个现代性的共同体。民族文化精神是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感的基础。“它意表了在外来文化重大的影响下，一种‘自我认同’的急迫的追寻。隐含在其动机之下的是一种恐惧，害怕文化的认同在心理上受到淹没甚至被根除；另一方面又因当初之有向外求借之必要而感到自惭形秽——一种认为自己人‘落后’的自卑感。”[19]

那么，由文学界点燃的这一股寻根理论思潮是否真正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很明显，知识分子话语中的乡土问题主要是用来衡量现代都市文明的价值，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对人与自然构成了摧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被寻根理论思潮所继承和发扬。在全球文化背景下，文化寻根成为主流叙事被运用到艺术界的各个领域，背后潜在地隐藏着一条大国崛起的意识形态叙事，而这条潜在的叙事倾向，使得艺术在自我表达时，不知不觉就滑向了由国家来言说个人的思维方式。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文化寻根重点在于“根”，这个“根”是父权制的“根”，寻根同构于寻父，文化寻根的主要倡导者韩少功，在他的小说中就反复出现思父或仇父的情节，父亲由现实的人成为心灵深处理想的投射，他的《鞋癖》《爸爸爸》等小说，都借现实中父亲的消失作为个人精神存在丧失的象征，通过观念性的“寻父”过程，使小说中的主体人物回到了生命存在的本源去找寻自身存在的价值，回到历史文化中去追问精神存在的意义。

五、“寻父”与“弑父”

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批判国民性的乡土文学思潮，还是20世纪80年代作为挖掘民族传统的文化启蒙的文化寻根，都暗含着“寻父”，同时也流露出急迫想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焦虑。“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太多的灾难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如同一张磨损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就埋葬在这张黑白照片里。”[20]我们可以在乡土绘画中看到伤痕艺术的这种观念上的连贯性：讨论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比伤痕艺术更进一步，乡土绘画提出了两个大的问题：一是我们的文化源头在什么地方？一是我们所处的文化现实究竟该如何用新的艺术语言方式表达？

对于第一个问题，罗中立用《父亲》作了回答，更确切地说，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用罗中立的《父亲》去做了一个视觉图像上的回答。这幅用领袖尺度大小画出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头像之所以一面世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乃是这件作品无意间与文化界的“寻根热”相呼应。在寻根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的塑造象征着自然的本源、天地之初始、民族的意志和生命的开端。即便是作为女性作家的王安忆，在寻根思潮中的文学写作，也是描述一个儒家仁义之父的形象。我们在寻根文学和绘画中都看到，对国民性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探讨，都是用父亲的身体形象作为一个象征体修辞。寻根被理解为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之父，新时代主体的承担者被加上“以父之名”的标签，来建构稳固的主体身份和民族意识形态。伤痕艺术所批判的政治问题消解了“文革”“知青下乡”等宏大政治意识形态，那个被神话的“自我”也随之土崩瓦解。伤痕艺术中，尤其是知青题材这一类型，画面中的主体人物几乎都是带有感伤表情的女知青。比如：王川《再见吧！小路》是一个满怀深情回望农村的女知青；王亥的《春》是一个站在春雨屋檐下忧伤而无奈的女知青；何多苓等人共同描绘的《我们曾唱过这支歌》是四个正在唱着忧伤歌曲的男女知青，最前面的女孩形象最为明确；龙泉的《冬夜》是一个坐在火光映照的灶炉前若有所思的女知青……艺术家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女性形象作为对青春往事的喟叹和追忆。当我们对时代命运无奈和感伤时，我们潜在的父权文化意识选择了女性作为一个忧愁、感伤、无奈的视觉文化象征。女性形象象征着青春、美丽、希望、主动的力量，同时也成为青年一代带有悲剧性的视觉符号，面对历史命运，她是被动的，并且似乎只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才能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这种带有矛盾和对立的观看方式使伤痕艺术倾向于用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目光进行观看，它在陈述和反省历史文化现实时，有意无意之间将女性化约为被动、软弱的文化形象，无一例外都选择美丽和哀愁的女性主体形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被观看、被凝视、被审美化的结果。“文化记忆往往取决于它的再现形式。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霸权性别图像与性别神话的历史编纂并非不受污染的净土。譬如从‘圣母恸子’的形象中可以读出一种一成不变的性别模型。每当表现某个民族的悲痛经验时，性别图像参与了对过往历史的重构，而这种重构本身往往即为一种阐释。”[21]当女性化出现在伤痕艺术中，性别隐喻不仅作用于在“文革”中被迫害的知识女性以及在知青下乡中被消耗和耽搁的青春，同时也在本该引起对灾难性的历史暴行进行揭露和反思时，反而起到一种温情脉脉的安抚作用。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与性别图像所建构起来的观念意识紧密相关。

被造神运动所建构起的虚妄自我被戳穿后，自我认同的焦虑感也就随之产生了。既然女性象征的符号编码在参与历史的重构时，无法消除宏大的政治意义破灭后的身份认同焦虑，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就被赋予精神之父，“以父之名”来重建新的主体自我。“自我总是根据并依靠能指来构建或整合，一旦‘父亲之名’或‘超验能指’不为社会所容或遭到拒绝，代码的内聚力就会消失。”[22]民族文化精神之父所外化的身体在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都无一例外地被显现出来。罗中立用细腻的笔触画父亲的脸部特写，那种农民的泥土味是他刻意要去呈现的。陈丹青画中康巴汉子的强健彪悍，使男性身体形象被赋予了力量感和历史性。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建立在男权话语系统之上，用一种看上去合乎自然的法则，来建构性别文化秩序。在绘画图像中的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表达是被文化建构出来的，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再现的对象。身体被当作一个修辞形式在绘画中呈现，男性身体指涉的是中心、权力、真理、合法性，在“天然存在”的性别秩序中，男人不仅分享政治和财富，还充当着民族精神代言的角色，分享着由精神、公共话语构成的世界；而女性身体指涉的是边缘、感伤、丧失、怯懦。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何多苓笔下又出现了女性，《春风已经苏醒》中坐在草地上的乡下女孩、一头牛、一只狗、一片春风吹拂下的草地，充满自然主义的清新，“父亲”显然在这里缺席了。身体构成了文化记忆的对象，在历史文化中，我们倾向于将女性象征为自然，在文明之前，身体并不代表天然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文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身体始终被卷入历史书写，通过文化记忆来对身份认同模式加以补充或删减。

小结

乡土绘画借助对自然的关注表现一种人文关怀，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色彩、异域情调，风景、风俗、风情三者交织在乡土绘画之中，而自然性、神性和悲情性成为其生命内核。今天回头来看乡土绘画，我们发现这种对土地质朴的信念乃是由城市化对比得出的一种怀乡情结。随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很快风起云涌，但在发展进程中面对一大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将其归咎于乡村的保守、落后，而希冀用一种诗意化的方式来解决。精神返乡作为缅怀，它让我们感受到天地的同一，但是一旦放置在现实处境中，我们就无法用单纯的视觉审美的方式来进行乌托邦的想象，脱离了现实的乡土理想，其原始的野性力量很容易变成一种浅层的符号，缺乏一种对大苦难存在的人文关怀，缺乏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抗争。在后期商业化的催生下，这种异域情调被乡愁经济所吸纳，把质朴的、自然的、原始的大地意象，变成浅薄、表层、矫饰的乡愁价值，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变成了一种唯美矫饰的风俗画。

[1]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2]《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8年第10期。

[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陈丹青：《我的七幅画》，《美术研究》1981年第1期。

[5]邵大箴：《也谈父亲这幅画的评价》，《美术》1981年第11期。

[6]邵养德：《读并与有关评论者商榷》，《美术》1981年第9期。

[7]罗中立：《的作者的来信》，《美术》1981年第1期。

[8]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9]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现代美术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11]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12]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13]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4]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1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16]李松：《徐悲鸿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17]徐志摩：《我也“惑”》，《美展》1929年第5期。

[18]丁帆：《中国乡土小说论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9]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20]韩少功：《世界》，《花城》1994年第6期。

[21]克里斯蒂娜·冯·布劳恩：《科学中的性别》，史竞舟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