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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管理体制的建立

谷赟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人口占世界大约五分之一，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民族独立与国内革命战争后，终于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宣传工作早在革命时期便受到了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各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位于第一位的，上层建筑的建设也是一刻也不能停的。中国官方美术的各项制度也逐步按部就班地建立起来。

一、美术管理体制的建立

1949年中国学习苏联建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美术管理体制。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文艺领域正规化组织机制的举措，随后各级美术家协会便开始筹建。1949年7月21日，北京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徐悲鸿当选为主席，江丰、叶浅予当选为副主席。随后在1953年10月4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更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时候徐悲鸿已经去世，齐白石当选为主席，江丰、刘开渠、叶浅予、吴作人、蔡若虹当选为副主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家来说，建立起一套全国美术管理体制绝非易事。为确保党制定的方针政策能够在全国通畅地推广起来，到1960年，先后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成立了美协的分会。北京、西藏、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筹委会，1976年后成立了地方美协。

1。教育和创作机构

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在19世纪建立起来，改变了古代师徒坊间传承手艺的美术技巧学习模式。教育的基本模型是在大批留洋美术家归国后，依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在中国培养美术人才，逐步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专业艺术院校，它于1938年在延安创立。在毛泽东“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号召下，鲁艺遵循着“三三制”的创作原则。即在学校学习三个月，去前方深入生活三个月，再回学校创作三个月。1949年10月1日北平国立艺专正式开学，从解放区过来的美术教育者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原有班底合并，11月2日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更名“国立美术学院”，校名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国立美术学院”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划归文化部管理（2000年归教育部管理），徐悲鸿出任首任院长。之后各地也纷纷设立地方美术专业院校。美术院校设立党委，管理方式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拥有人事、财务、决策等重要权力，日常教学由懂业务的校长全面负责。学院的党委领导班子里有书记、校长，并配有副校长和副书记等几位副职，大概五到七人，任免权归中共中央。随后的几年中，鲁迅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省级美术学院也都建立起来，逐渐形成今天“八大美术学院”的格局。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设立全国各级画院，在这样的体制美术中，主要通过全国各级美展来选拔优秀作品和人才。1956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提出的在上海和北京分别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建议。画院的任务是：“继承中国古典包括民间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使它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画院的具体任务是繁荣中国画创作，培养中国画的专门人才，并对中国画做理论的探讨，及负责院外中国画创作的推动和辅导工作。”[1]1957年5月14日，周总理出席了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典礼，文化部委任齐白石为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叶恭绰为院长，陈半丁、徐燕荪、于非闇为副院长。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院刊《中国画》杂志社成立。上海中国画院是在1960年正式成立的，丰子恺为首任院长。早在1956年，周恩来和陈毅两位领导人便共同支持成立了“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主任为赖少其，委员为唐云、潘天寿、王个簃、谢稚柳等书画家。

政府对画院这一类制度内美术机构的要求是要起到代表性作用，代表先进的文化方向，官办画院要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来定位画院发展。画院的绘画任务是政府部门直接布置或审批的，内容题材均由国家规定限制，展览地点和收藏单位也是政府部门来指定的。也就是说国家政府部门是从行政上包揽全部的画院从生产到展览、收藏的各种具体事务，当然包括画院的人事任免，画家的工资待遇、职位升迁等各项事务。除此之外，像美协分会、美术馆、出版社、博物馆等机构，还都有过“创作组”“创作室”等部门，部队和军区等单位组织，也都设有创作部门。

2。展览与出版机构

194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利用了北平艺专的有限场地，展出了500多件作品，在上海巡回展览的时候，在上海大新公司展出。1958年国家计划建设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这十大国庆工程项目中有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工业展览馆（北京展览馆）。后来在1959年2月确定下来十大国庆工程项目：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迎宾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已拆除）。中国美术馆由于各种情况的限制，到1963年才正式开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馆名“中国美术馆”（TheMuseumofeseArt）。由于起初计划的是建立一所“艺术展览馆”，因此译名保留了博物馆的含义，展览功能只是其中之一。中国美术馆建馆是美术体制建设的大事，它归文化部管理，又由中国美协代管。[2]国家美术馆的建立引领各地政府纷纷设立官办美术馆，成为体制美术面向大众的门面。

新中国美术制度的另外组成部分就是出版和宣传。1949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成立，同年11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根据全国第一届出版会议关于出版专业化的精神，决定成立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时筹建美术印刷厂。公私合营的荣宝斋也划归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管理。此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52年成立，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54年成立，各地都纷纷成立了美术出版社，在创作、印刷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的工作中成为主力军，是美术传播的主要窗口。

1950年2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后来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创办了《人民美术》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只出版了六期便停刊了，但仍然引起全国美术机构兴办美术刊物的热潮。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54年开始出版月刊《美术》，是当时党文艺政策宣传的喉舌，也是全国美术界讨论和发言的重要论坛。中央美术学院也在1957年创刊了校刊《美术研究》，这是有代表性的美术期刊，更多美术期刊不一一列举。

3。美术馆、博物馆建设

中国政府在国家、社会和市场三个领域之中具有最高权力，主导大多数公益性美术组织和机构。从20世纪初民国政府建立，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主导着公共美术机构，负责将从古至今的艺术珍品进行典藏、展示，国民可以直接观看原先只有皇家、高官才可观赏到的文物、艺术品。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公共美术收藏机构都建立了党委，按照国家行政部门的级别设岗，经费也主要来自于各级的政府财政拨款。[3]

公共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基本功能大概有三种，第一是典藏，第二是展览，第三是教育。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等，以及21世纪以来的美国的全球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消费文化等，其实都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文化侵略的最大目的就是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以一个强大“他者”的形象，建构自身的话语权和评价标准，目的仍然是塑造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上的绝对控制权。西方发达国家，曾将殖民主义扩张到全球范围。这些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藏品，隐含着权力和不平等的关系。非西方体系或者被殖民者的物品纳入博物馆的文化想象和种族论述，是知识和现代化国家艺术收藏中的重要主题。

中国在悠久文化历史传统上的民族自豪感、近代以来屈辱记忆形成了我国美术馆和博物馆藏品建设的主题，都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伟大传统和革命年代等核心价值观。藏品的选择、展示、购藏，都要体现和维护本民族的价值观，以及当下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仍然有超过10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近代孱弱的政府无力管控本国文物，而随着新世纪中国经济总量持续走高，国势蒸蒸日上，海外文物珍品在经济规律的影响之下开始回流。大多数归国的文物都是通过艺术品拍卖的渠道。流出海外的中国文物，以天价出现在拍卖市场，被买回来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观念其实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国家尊严。国家层面上的收藏，遵循的是美术馆、博物馆最为古典的基本任务和宗旨。它们对大众有着教化功能，传承着民族的历史、审美等文化讯息。官方的文物收藏是一个国家无与伦比的文化资产，在塑造着民族的性格。在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路线的探索后，国家的文化政策回归理性，国家收藏首先要做到的是，政府典藏精品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的基础，第一是清点，第二便是鉴定。在这一切最基础的工作完成后，才有后续的展览、研究工作的展开。

4。双年展与策展人机制

1895年“威尼斯国际艺术展”开启了双年展（英语：Biennial；意大利语：Biennale）的模式。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世界艺术展览会，相当于艺术界的“奥利匹克运动会”，逐渐成为全球艺术交流的一大平台。威尼斯双年展成了西方先锋艺术的最前沿，它提供了国际艺术展览的一种流行模式，已然变成当代国际艺术的标杆。影响仅次于威尼斯双年展的还有1951年开始举办的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第三位是1955年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自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始，展览由四年或五年一届固定为五年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在形式上也是双年展的变体）。如美国惠特尼双年展、澳大利亚悉尼双年展、法国里昂双年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南非约翰内斯堡双年展等，都很有影响力。这一类的双年展都是国际性展览，每一届都是全世界艺术家的盛会。当代世界艺术的当下状况与前沿问题都能够反映出来。

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是中国以往基本的展览体制。官办展览的传统分类方法，如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年画、连环画、壁画、设计等，主要歌颂祖国山河、表达爱国主义、反映和谐社会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作品遴选和评奖有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基本是各级艺术官员。艺术官员大都是画家组成，不是专业的批评家和独立策划人。西方的国际展览制度都是以策划人为主导的。策展人具有整个展览的话语权，展览的大小问题他都要负责。确定展览主题、决定参展作品目录、划分展览场地的区域等宏观和具体的工作，都由策划人来负责，策展人一般是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领域内的权威专家。展览最终呈现出的面貌都在策展人的策划思路下一步步实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子加快，国际艺术展览能作为文化名片来提升都市的文化形象，提升城市的旅游增长点。大城市如北京、广州和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双年展。1992年广州首届双年展成功举办，1996年上海首届双年展成功举办，还有如2001年成都双年展、2002年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2003年北京首届双年展。中国的双年展模式和策展人制度便应运而生了。一届好的双年展不单单是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不是作品的累积、叠加，要能够反映出一种当代的文化态度，具备一定批判性，对社会中的敏感问题做出积极回应；而且要有国际视角，学术上要和世界当代艺术有对话的高度，对艺术尖端课题提出解决方案。

策展人是英语中“Curator”一词的中文翻译。博物馆专职人员有对藏品研究的经验和方法，有专门的管理方式，还懂文献和古物的修复和保存，就是“Curator”的最初形态。[4]迈克尔·本森总结了优秀的策划人需要的综合素质：“在不同的文化国度工作并需要充分创造力的处理不同文化冲突与竞争的国际艺术展的组织者，必须同时是一位审美创造者、外交家、经济学家、批评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观众的培养者与引导者。他们不仅需要与艺术家沟通，还要和当地社区的行政负责人、商人妇女及国家领导人打交道。”[5]同时，职业策展人在策划学术展览的过程中，要兼顾学术效应、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展览在选择策展人的时候，采取个人策划或实行集体策划视具体情况而定。

独立策展人不隶属于特定美术馆和博物馆，不是常设策展人。这一身份的独立性指的是根据自己独立学术理念来策划组织艺术展览，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或团体。中国的双年展策划人制度的形成可以说是自发、自觉的。以上海双年展为例，先后有王林、范迪安、许江、邱志杰等国内知名的策展人领衔，设有学术委员会和策展工作组，工作组中有重要的外国策展人。策展人制度的出现到完善，历时漫长，在当下艺术世界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6]

二、美术市场的发展

立足于当下回望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头十年的中国艺术市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传统的“画店”开始复兴，艺术品的交易市场保障等各方面没有相应的配套跟上，政策的改革还不到位，有些旧有的政策起到阻碍作用，这一时期的市场发展相对缓慢。第二个阶段是整个80年代。此时期的特点是随着经济改革逐步深入，满足民众的艺术品的画廊和画店相较前一段时期数量明显增加。针对外国艺术消费品的单位依附在繁荣的旅游业上也发展起来。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专业画廊体制逐渐建立起来。签约代理艺术家的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传统的画店和销售美术消费品的旅游公司逐渐被当代成熟的画廊替代掉了。而传统的依赖艺术家名气的做法开始改变，艺术经纪人对艺术家发展前景判断的比重在经营中凸显出来。拍卖行和艺术博览会也在“一级市场”画廊建立起来之后逐步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推动下兴起，成为“二级市场”，各级市场逐步完善。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的头十年。而这十年的特点是画廊数量大幅度增长，并且盈利增加，外资画廊也大量涌入。很多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都形成画廊聚集区。拍卖和艺术博览会也在各大城市形成稳定的核心区域，专业的艺术经纪人在艺术市场的经营活动中的戏份增加。艺术市场关注的文化价值取向愈发多元，关注中国当下艺术创作，并和国际的艺术发展交融性进一步加强。[7]

1。画廊与艺术品拍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