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境遇与时代课题（第2页）

通过上述我们对当下中国画发展历史境遇和新时代需求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尚存在一定的距离，而这距离就是新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也是我们破解中国画发展新时代课题的主要着力方向。概言之就是：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遵循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方法论；适应新时代的多元角色、多重使命。

（一）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

古往今来，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具有精神性、思想性、情感性的“内美”特质，而经典的文艺形象，也都能够透视或折射出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中国画一向有载道、弘道的传统，古代的“道”主要源于儒道文化。而新时代既呼唤对传统意义上的“道”的深入阐释和弘扬，同时也呼唤对“道”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补充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除了就文艺本身的精神内涵和内美而言之外，他还从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谈社会主义文艺，强调“中国精神”，也就是文艺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奠定了精神内核，因此，我认为，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正符合当下中国画的历史境遇与新时代国际国内的大势大局的新需求。

在这里，中国精神应包括哪些内容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是中国传统美德，最后是中华美学精神，即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前两点不用我赘述了，我主要谈一下第三点，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他用三个“讲求”和一个“强调”对中华美学精神做出了精准的表述。其中，三个“讲求”分别对应着中国文艺创作中审美运思、审美表现和审美存在的独特方式，代表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主要内核。[3]

因此，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画理论与实践体系，坚定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努力诠释和表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画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必由之路。换言之，中国画的发展不仅涉及艺术本体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更关涉其所内含和传递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二）遵循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提出“守正创新”的明确要求，他指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不能没有”强调的是它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能混乱”强调的则是它的有序和科学性。实际上提出的是怎么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或者说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方法论问题。

守正创新的前提是正本清源，也就是先要厘清历史现实状况，拨开乱象，明晰正道，之后才能谈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又包括守正和创新两个方面。其中，“正”即正道，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守正，就是坚守正道，坚持按规律办事。创新即改变旧的、创造新的或在旧的基础上向前有新的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和路径。如果说，正本清源是指向历史的话，那么，守正创新则是面向未来的。

就中国画的创作来说，我所理解的守正守的就是中国画的本质内核，守的是中国画之“道”；而创新，则是在吸收传统、生活及其他门类艺术或外来文化基础上的新的拓展。

就中国画的本质来说，周积寅认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画即是道；2。画为心物熔冶之结晶；3。画乃感情之产物。他认为，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特别显著的象征标志有两个。一是画者画也。按照潘天寿的解释：“即以线为界，而成其画也。笔为骨，墨与彩色为血肉，气息神情为灵魂，风韵、格趣为意态，能具此，活矣。”也就是以线为造型基础，用中国特有的笔、墨、色表现天地万物之生命，得其灵魂或意态。二是画是一门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的综合艺术。[4]

而陈池瑜认为，中国画的本质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象形与写意的相辅相成，这种主客体的对立统一，生成了中国绘画的本质哲学观，并由此生发出中国画丰富多样的独特表现方法；二是兴成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适情达意的审美价值论的辩证统一。这两种绘画价值观的互补共生，使中国绘画既能承担社会责任和发挥伦理作用，又能愉悦心志，创造多样的审美形式，促进艺术个性和风格的发展。[5]

李德仁则认为，人类一切绘画艺术形式都是文化的载体。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的差异，是由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中西绘画在本质上的区别，体现着逻辑思维和道论思维的不同。逻辑单极思维集中体现着西方精神特色，而道论两极思维则集中体现着中国精神特色。两极思维是包含了单极思维的思维，是两个单极的有机复合和升华。[6]

大体而言，中国画包含了主客统一、形意结合、以线造型、诗书画印综合等特质。守正创新应以此作为参照的基础。

那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画，如何以新面貌来应对未来的挑战？如何在对既有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分析的基础之上向前推进，也即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传承？这不仅要求我们要对中国画的历史脉络、时代元素、本体发展规律以及艺术家的个案等做更加深入、系统、实事求是而又充分的梳理和研究，而且要在问题所指向的文艺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何为精品等方面，使“正”更加明确坚定，使“新”更多源泉和支撑。

（三）适应新时代的多元角色、多重使命

新时代需要艺术家适应更加多元的角色和多重的使命，也即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国精神的阐释者、中国艺术的启蒙者和中国形象的建构者。

新时代的艺术家的创作面向两个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艺术家的创作可以有更多自娱、自由随意的因素，但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则对艺术家的文化担当和作品的社会影响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对于体制内的画家而言更是如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他多次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中，基于他对中国几十年文艺实践的调查研究，指出了当前文艺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文艺创作领域的重数量轻质量、重模仿缺原创、重物质轻精神等问题，文艺作品的有“高原”缺“高峰”、多数量少精品的问题，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浮躁”，部分文艺工作者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缺乏精品意识等现象。以及文艺作品正能量作用发挥不够，对社会没有引领力，没有发挥好作品鼓舞人的功能等问题。包括他针对当前文艺以洋为尊和唯洋是从的乱象，批评“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去价值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主张社会主义文艺要增强主体自觉的民族性，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以及他主张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要构建自己的文艺话语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开创具有突出主体自觉、民族自信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之路，等等，实际上都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角色和使命要求。

历史上，包括画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曾扮演过“启蒙者”的角色，后来又作为“阐释者”。而在新时代，面对审美能力有所提高、审美的需求和层次也更多样的接受群体，中国画要发挥启智润心、以明德引领风尚的优势作用，我想可能需要艺术家以“阐释者”的身份去完成“启蒙者”的任务。同时，以中国画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通过中国画的艺术形象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都需要画家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国家形象的建构者的大任。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生动直观可感的视觉形式，既是它的内容之一，也是它的载体之一，其进入新时代的效果和影响如何，反映和代表着其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效果和影响。具体体现在画家观念情感的创新、时代内容题材的拓展、新形象规律的发现或发展、方式方法的吸收借鉴与创新等各方面。以前我们常着力于画家想讲什么和画家喜欢怎么讲，也就是以作者为中心的创作，后来又受西方影响，变为以作品的形式表现为中心的创作。而现在基于作品的接受和传播、影响效果，我们可能要更重视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就是听故事的人，我们要把故事讲给谁听，他能不能听懂，感不感兴趣，怎么打动他，等等。这也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除了教育的培育、转化，是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联结的桥梁，让其在当代生活中活起来，或者说寻找到其与时代的价值连接点，画家用新的时代人们能听懂的话语阐释与传统共通的价值——“道”，并发扬它；通过艺术传递文化价值，在国际上寻找最大的文化认同公约数，也是新时代画家角色任务的应有之义。

总而言之，面对新时代人们对文艺产品需求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元多变与个性化新特征，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和国际传播的新需求，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以“守正创新，正本清源”作为方法论指导，适应新的角色变化，顺应新的文艺规律，解决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回应人民关切，满足人民对文艺作品的新期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2]金元浦：《金元浦：新需求，新审美，新动能，新形态——5G时代的中国文艺新走向》，微信公众号“元浦说文”，2019-10-17。

[3]参见张晶：《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第30—34页。

[4]周积寅：《中国画之本质特征》，《新世纪美学与艺术》，第229—234页。

[5]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中国美术报·学术月刊》2016年12月26日第023版。

[6]李德仁：《中国画本质精神论略》，《荣宝斋》2011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