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美术的跨越 从艺术实践到话语构建（第1页）

“新时代”中国美术的跨越——从艺术实践到话语构建

高天民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习近平在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论断不仅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对于我们观察、认识和思考近些年来中国美术的现状及其发展具有指导性和启示性意义。

近些年来的中国美术发展，呈现“凝聚化”特征。所谓“凝聚化”，即在消除了诸多外在的表面化因素之后，中国美术的主要倾向、问题和特征开始逐步显现。今天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个中国美术逐步剥离外在因素并走向自身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去政治化到回归艺术本体，从80年代的自我贬低到进入90年代之后的文化自信，从冷战意识下的中西二元思维到全球化推动下的多元思维。这个过程促使中国美术全面地回到“自身”——不仅是艺术本体的回归，更是建立在全面开放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这就使得中国美术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从量变到质变，开始了历史性的跨越，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一、当代美术实践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经历了一个从彷徨到觉醒、从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到确立自我、从模仿到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现代美术不断发展成熟的历史见证。中国美术在实践方面由此开始呈现以下特征。

1。关注当代，探索艺术新的可能

近些年来，艺术的当代性是整个美术界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人们在何为“当代”、何为“中国当代艺术”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十分不同的意见，但中国美术向着当代的趋势却不可逆转。

当代艺术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美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开始来到了世界美术的前沿。在国内，在各种艺术形式、风格、手段、材料等方面达到极为丰富和多样之后，艺术开始摆脱了宏大叙事而进入个人和社会表达层面，这是艺术进入自为创造的前提，而这种创造又是建立在世界美术共同的知识平台基础上的。同时，中国美术通过对世界上各种知识系统消化吸收，自然地开始将目光汇聚在中国的知识系统上：写意艺术由此兴起。写意艺术不仅是水墨的专利，同时也在油画和雕塑中全面展开。在当前背景下，写意已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观念。它第一次将中国文化以当代艺术的方式和观念向世界展示。而在国际，西方美术自身在消费完世界艺术资源之后失去了发展动力而进入蛰伏期，近些年来，西方艺术界也开始重新思考和寻求自身艺术的新的增长点。环顾全球，其目光也自然地转向了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水墨艺术不仅为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家所青睐，而且已进入西方许多学院教学序列。这就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出场提供了机遇。

在中国美术走向当代的过程中，水墨的崛起最值得关注。从中国画到水墨艺术，再到新水墨和当代水墨，传统的中国画已经完全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当代水墨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日益丰富并建立起自为的表现机制和创新机制，而且开始与当下现实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视觉方式。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2016年12月中国国家画院“都市水墨研究所”的成立，该所成立后于2018年分别在深圳和武汉举办了“都市水墨学术邀请展”。“都市水墨”是伴随着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的一个自然成果，它并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它还将传统、当下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在传统，它是对传统山水的延伸和发展；在当下，它是对当代人的意识和生存状态的综合反映；在未来，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

2。立足传统，实现中国美术新突破

近100多年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挤迫下，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但经过100多年的摸索和思考，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似乎已落后于时代而日益丧失生存的空间，更不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本身，而是在于我们的观念，即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就不可能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有所作为，更不可能引领世界。但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自负和自我陶醉，而是建立在对自己和世界了解的基础之上，以开放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重新整合之后的新的收获。经过100多年的探索、思考和积淀，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在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需要以一种新的面目和方式进入世界，而这种面目和方式不是另起炉灶，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近代以来的一切成果为参照，面向世界和未来。2015年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主持召开了“从现代书法到汉字艺术——纪念中国现代书法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从而确立了汉字艺术的学术内涵和地位。

汉字艺术是以汉字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全新的艺术概念。近十年来开始从水墨书写延伸到当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除水墨和油画外，还包括了平面与立体设计、服装、陶艺、营造（建筑、装置）、实验戏剧、电影（影像）、行为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汉字艺术是以中国的汉字、传统书法甚至现代书法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但汉字艺术既不是艺术汉字，也不是书法，甚至不是现代书法，即它不再是一种汉字平面书写的艺术，而是一种包括了以上资源和平面书写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因而它是一种建基于人的视觉感受的精神和观念表达的艺术。因此，汉字艺术将人类一切视觉艺术资源皆纳入自己的视野，因而其艺术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同样是开放的。艺术的表达是人的表达，必然与从事创作的人的当下感受和思考相关。因此，汉字艺术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并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而不断开拓出新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汉字艺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将成为一切从事汉字艺术的艺术家（包括世界上任何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也是评价其艺术成就和艺术高度的价值基础。简单地说，汉字艺术不是艺术汉字，也不是书法，甚至不是现代书法，而是一种以中国汉字、中国传统书法以及现代书法为基础资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价值依托，并向一切人类文化艺术成果全面开放，建基于人的视觉感受的精神和观念表达的当代艺术方式。

汉字艺术的提出和发展在艺术的内外两个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艺术内部而言，它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努力和结果。汉字艺术作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它的内涵是中国的，但它的外形却是世界的——它以一种来自自然的形象化的内容加以共识语言表述的普适的面目出现，因而获得了世界意义。它是中国的创造，也是中国对世界艺术的贡献。它的出现，第一次以中国的方式改变世界艺术的格局，也将对中国艺术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和深远影响。就艺术外部而言，汉字艺术不仅以其观念创新和新的学科建设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从教育到生活的各个实用方面全面拓展了文化产业的空间，而且为世界美术的未来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汉字艺术低门槛、纯视觉、全覆盖、全开放的特征将使之拥有超文化的接受面，即不论信仰、文化、肤色、年龄、地域，只要进入汉字艺术，都将可以在其中乐此不疲并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以想见，当汉字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的时候，中华文化将以其润物无声的方式成为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大国的重要标志，就是成为人类文明前行道路上美好生活形态的创造者和引领者，这就需要在艺术上有超越于时代的先进理念并能将这种理念转化为创新能力，同时创造出具有普适价值并引领时代发展的艺术形态。汉字艺术正是中国在当今世界树立和平与友好形象、深化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构建世界艺术新秩序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因为汉字艺术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及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厚德载物、互相尊重的生命观以及包容和谐的生活观，正是中国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3。面向世界，推广中国价值观

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美术现代化的成果。但是近些年来，特别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走出去”不仅成为中国美术的一个突出现象，而且和以往大为不同，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水墨（特别是当代水墨）日益成为主角。与20世纪30年代刘海粟和徐悲鸿向西方推介中国现代美术不同，今天的中国美术在艺术门类和题材上已极为丰富，即使在水墨画方面也包含了从中国画到新水墨和当代水墨等不同层次。因而在对外展览中，这种丰富性本身就展现出中国美术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而在这种对外交流和国家形象展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水墨画（尤其是当代水墨）超越了其他画种而成为主角。2017年香港也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墨画展“全球水墨画大展”，展览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动物及现代五大主题，展出了来自五大洲15个国家及地区的水墨画作品500幅。

其次是注重海外推广的主动性。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的要求，一些国家级艺术机构，如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等，都主动策划了一些重要的海外推广项目，如中国美协的国际巡展项目“艺术与和平——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和中国国家画院的“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精品国际巡展”项目。这些展览不仅作品质量优、展览规格高、覆盖面广，而且体现出海外推广的主动性。同时，国家艺术基金在对外推广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2015年资助海外推广项目44项，2016年47项，2017年67项，展品几乎涵盖了各个艺术领域。

再次是突出国家形象和中国价值观。中国美术所展现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以及当代水墨的出场是与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美协的国际巡展项目就明确提出了“艺术与和平”的主题，表达了“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对和谐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2016年和2017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承办并得到中国文化部和财政部支持的“水墨东方——中国当代水墨展”分别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美国的纽约举行。此展所展示作品皆为近年来活跃在中国当代水墨艺术领域并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创作。在展览过程中，两地还分别举办了以“全球化视野中的新水墨”和“中国当代水墨——跨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审美与重估”为题的研讨会。尽管两个研讨会所讨论的内容不同，但意美两国艺术界都注意到了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独特性和在当今世界艺坛的价值。正如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艺术馆馆长克里斯汀·伊万格里斯塔所言：“中国当代水墨的形式是千变万化的，而不变的是，每个中国艺术家都将中国的传统美学和美学形式融进了当代的语境中。”美国《邮报》前董事长斯蒂芬·霍夫恩布尔格也表示：“现在，很多美国的艺术院校都表现出对中国水墨的强烈兴趣，相关活动层出不穷。希望中国的代表能多和美国相关的教育者和策展人交流，共同推进相关的艺术活动。”

这些展览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术的新的面貌和成就，而且为世界各地艺术家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发展可能。

二、基础理论研究

相比于艺术实践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美术理论相对薄弱，一方面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中国现代美术理论体系，在美术史论研究方法上主要还是引进和模仿西方，甚至在学术规范上也是模糊和混乱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不仅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表达，甚至还十分缺乏话语意识。可以说，没有独立的话语表达，就没有中国美术的世界地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基础美术理论的研究基础上的。

基础美术理论涉及艺术概论、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史学等诸多方面，是进行艺术创作、研究、评论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美术理论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其中既有理论本身的问题，也有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今天的商品社会中，基础美术理论研究是一项既艰苦又无利的工作，致使青年研究人才青黄不接，因而限制了其发展，急需国家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扶持。近些年来，基础美术理论研究开始向着纵深拓展，涉及范围也日益广泛。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项目，就是由范景中任主编、沈语冰任执行主编、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丛书。按照策划者的构想，力图通过该系列全面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以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该项目内容几乎涵盖了基础美术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形式主义与现代主义、图像学、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符号学艺术史、反现代主义、体制批评、关系美学、精神分析、视觉研究等40多个美术史论及批评的类目，既关涉艺术的本体研究，又有对艺术思潮的深入透视，还包括了艺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解读。该项目自2013年以“西方当代艺术理论文献翻译与研究”为名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来，已出版多部翻译专著。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美术基础理论研究显然已经打开了思路和视野，而且向着多视角、多领域发展。这是中国当前基础美术理论值得祝贺的，也是中国美术史论和美术实践所赖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在这些研究中，尽管也展现出中国学者的新的视野和深度，但却显得十分散乱和薄弱，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相比之下，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却蔚为大观，体系完整。同时，其中多涉及一般的美术学理论，且多以西方的美术学理论为基本出发点。更有甚者，其中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以基础美术理论为名目，却是完全对西方基础理论的介绍和推介。这就让我们看到，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基础美术理论仍在不断推进，并日益开放，但是也暴露出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我们的美术基础理论还缺乏独立性和独创性，也由此向我们提出了中国基础美术理论建设的问题。

但要实现中国基础美术理论研究的突破，更重要的还是观念的问题。基础美术理论当然要以实践为基础，但更需要理论家的敏感和创新意识。在今天，基础美术理论已不再仅仅是对艺术实践的阐释，也不再是研究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术的未来，关系到美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关系到整个美术的阐释和新的建构。特别是中国美术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基础美术理论的研究更显示出其意义和地位。而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向世界开放，更要向中国传统开放，因为只有向传统打开，才能在今天艺术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探索并建立起一种既具有普世意义又具有中国自己立场并适应当代艺术现实的基础理论体系。

在这方面，一个富有启示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安徽著名美术理论家刘继潮先生近年来提出的“游观”概念。20世纪以来，在西方美术影响下，以科学为基础的焦点透视通过学院教育成为所有中国美术家的基本空间观念，这种观念左右了艺术家的创作和对美术的认识。尽管一直以来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进行研究，但都没有产生全局性的意义和影响，只是成为西方美术观的补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12月30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合肥市文联在合肥联合主办了“‘游观’智慧——中国古典绘画空间理论与实践学术专题展暨研讨会”，对刘继潮提出的“游观”概念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出版了《游观智慧：中国古典绘画空间理论与实践学术专题展暨研讨会（文献集论文集作品集）》（张晓凌、林存安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这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基础美术理论建设方面最重要也是最具价值的一次会议。

空间观念是美术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不仅涉及空间、构图、造型等具体问题，还与艺术观、方法论以及价值观直接相关。可以说，中国传统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大开大合之“游观”既决定了中国人的观察方法和观看方式，也决定了其思维方式和认识世界的角度。因此才有了中国画的写意观念和布局方式，才有了对笔墨、气韵的重视和对品格、格调的强调。因此，“游观”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空间观和宇宙观的准确把握和阐释，也是对这种业已遗憾地遗失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特有的空间观和宇宙观的肯定和恢复，它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和艺术、反拨充斥于当代中国美术中的西方观念、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美术的价值准则，以及中国当代美术的话语构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和参照价值。

三、当代话语构建

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已进入白热化，其中“中兴事件”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没有核心技术就只能被动挨打。同样，中国美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之后，到今天也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美术业已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适应现代世界的艺术体系，展现出拥抱全球的胸怀并树立起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并在完成了体系、观念、队伍等方面的准备之后，已逐步步入了世界美术舞台的中心，并开始了独立的表演。这就为中国美术充分展现自身提供了可能。但是，中国美术要真正站稳世界美术的舞台仅有“内功”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在于理论和话语（阐释体系）的建构。可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已经普遍全球化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既吻合于中国现实和文化战略又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和话语（阐释体系），中国美术就不可能真正获得世界意义——理论和话语（阐释体系）构建是中国美术走向世界并获得意义的保证。

从历史上看，欧美的文化艺术是借助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而获得全球普世价值的，而中国的文化艺术则走了相反的路径：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而从全球价值降为地域性价值。其原因就在于全球话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被迫纳入西方话语之中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这个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全球化中以中西艺术的深层博弈而白热化。我们今天仍处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之中。从中国美术的角度来说，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球化将世界纳入一个平面之上，使得全球各种文化“平面化”，即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推进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经过十余年的全面开放和“内功”锤炼，中国美术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说都抵近了学术的前沿：在内部，中国美术从实践到理论都明确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在一整套完善的机制保障下进入整合与创造的阶段；在外部，一方面中国从经济到文化的全面复兴之门已经开启，另一方面，世界艺术的发展也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无论艺术还是艺术史，都期待着新的艺术和艺术观念的产生。2016年9月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首次在中国（也是首次在亚洲和非西方国家）的召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会所确定的“Terms”（概念）的主题，突出了“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观念。这种差异化概念的提出得到世界各国艺术史论家的普遍认可，不仅表明全球艺术和艺术史研究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同时意味着艺术和艺术史都需要从以往被忽视和遮蔽的人类资源中寻找并获得新的动力。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美术话语出场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关于美术话语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关于话语问题的讨论还停留在中西关系的问题上，甚至有的还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所谓“公平机制”的建立上。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其实质所在。中国美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再是借助西方理念的问题，而是到了如何向世界提供我们的理念的阶段。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近几年，我在中国美术话语构建这个问题上连续发出声音：2010年11月25日在由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全国美术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做“关于中国当代美术话语建构的初步思考”的发言；2011年10月30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出席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术”国际学术论坛上做“走向世界与中国话语——关于中国美术话语建构的建设性思考”的专题发言。另外还发表了《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美术》2009年第12期）、《走向世界与主体精神——中国美术话语构建初探》（《美术》2012年第3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中国话语构建》（《中国国家美术》2013年第2期）、《汉唐气象与中国美术话语》（《美术观察》2014年第9期）、《弘扬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表达》（光明网2016年10月17日）等论文。在这些发言和论文中，我提出了中国美术话语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四个基本点和核心观念。我的结论是，中国美术经历了曲折和奋斗，开始逐步恢复了其自律性的发展和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文化自信。中国美术话语的构建由此上升为一个自然和必要的结果。而这个话语的本体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即以“和”或“和谐”为核心的整体艺术观。这种观念使我们看到了事物之间一种新型的关系：和谐的理念强调的是建立而不是破坏，是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联性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冲突和取代。也因而使我们得以重新看待中国美术和世界美术史，由此赋予现实和历史以全新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美术话语的构建不仅包括了理论体系的构建，还包括了概念的构建。在这方面，张晓凌2017年在“凤凰艺术年展”上提出的“超当代”概念成为近年中国美术批评界很有价值的成果。这个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它不仅面对全球共同的知识和价值平台发问并试图超越这个基础，而且为中国价值观的出场提供了契机。这是中国批评家提出的具有全球价值的话语概念：它既是对当代艺术“共同的知识学基础”的正面回应，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艺术现状的契合。更重要的是，它为另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场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普世性表达提供了新的机遇。

从艺术实践到话语构建，中国美术开始了全面的历史性的跨越，这是中国美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的发展动向，也意味着中国美术开始建立起一个新的起点，并将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