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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

张晓凌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院委

在以往的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中，晚清美术往往处在被忽略的位置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大体有两个原因：要么出于对这段历史的无知，要么基于错误的历史观。在前者那里，虽然人们对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有所了解，但对其意义的估价却显得不足。同时，人们还习惯性地忽略了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现象、人物与作品；在后者那里，人们完全低估了晚清美术所拥有的现代性渴望与冲动，以及它与五四新美术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情况下，晚清美术不是被看作漫长古典文明之衰败的象征，就是被视为五四新美术运动前的不起眼的垫场性演出。

近年来，随着对晚清美术史料、文献的发现与梳理工作的推进，以及相关著述的不断涌现，这个不甚发达的领域已有骎骎然渐成显学之势。乐观地看，一个重构晚清美术早期现代性图景的艺术史学理想已初具轮廓。其中的突出变化是，艺术史家们学会了从五四“美术革命”这一固有起点上向历史纵深处眺望，以期从那里寻找到中国美术现代转向的原因与脉络。这一变化，不仅开创了晚清美术研究的新格局，也将中国美术现代转向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引向了深入。这同时意味着，中国现代美术发生的时序要大幅度前移。基于这个背景，全面而系统地呈现晚清美术由古典转向现代的历史性图景，重估它在中国现代美术体系中的奠基性作用，厘清它与五四新美术的逻辑关系，便成为本文写作的主旨。

所谓晚清美术，指的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清帝国崩塌70余年间所发生的美术事件与现象。进入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清政府腐朽与西方霸权共同导演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国美术经历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革命性转折：从古典美术的雅致高逸转向世俗政治的功利；从文人画语言的高蹈远引转向现实的人文启蒙；从本土的自我生长转向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晚清美术由此而呈现新旧交替、华洋杂陈、雅俗互渗的时代特点，其中所难以掩饰的，不仅有传统美术转向现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悲欣与焦虑，亦有中西美术第一次全面碰撞所产生的困惑与兴奋。中国美术的早期现代性建构，正是在这一复杂而混乱的情景中展开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晚清美术既是中国古典美术的衰变期——在衰落中通过“中西会通”和“自我优化”而由衰而荣，也是现代美术激**的序曲——它在观念、思想、体制、语言、形态上所表现出的难以抑制的现代性冲动，以及它在实践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让我们意识到，晚清美术已在启蒙现代性的意义上完成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礼。

具体而言，晚清美术的奠基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现代美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及体制的初创；现代美术思想、观念的滥觞与初步成形；形态的多元化与语言的现代化初具轮廓。这几点大体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文化方位、价值取向与美学路径，为五四新美术提供了思想资源、实践方法与体制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美术与五四美术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美术的不同时段，两者不仅有着历史的时序关系，更有着内在的文化逻辑关系。

一、历史大变局与现代美术开端

将1919年的“美术革命”通信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开端，是艺术史家们的通常做法，这也是最不费力的做法。然而，在这里，艺术史家们似乎忘却了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美术革命”，是晚清以来美术现代化逻辑推进的结果，而非原因。以此作为现代美术的起点，既不合乎历史史实，也不合乎历史逻辑。事实上，在“美术革命”之前，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狭义地讲，这一过程主要指在晚清70余年内中国美术发生与经历的种种事件与现象。这些事件与现象看似零散，却有着内在关联，它们包括：“西画东渐”的主流化，“道咸画学”中兴，“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的崛起，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的建立，现代留学制度的开启，通俗美术的发生，摄影术的引入，康有为对写实画风的推崇等。这些接踵而至的事件与现象，构成了迥异于传统美术图版的早期现代性图景。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并非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而是由一系列的事件与现象所构成。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还可以从广义的角度——审美现代性发生的角度去探索。如果这一角度得以确立，那么，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中晚期。

晚清的历史大变局构成了现代美术发生的基本前提。[1]

19世纪中叶，当古老而发展缓慢的中华文明遭遇到生机勃勃的西方现代文明时，便注定了一系列历史性悲剧与灾难的发生。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仅仅迫使清政府开放了数个沿海口岸，未对其造成伤筋动骨之痛，从而又让它沉睡了20年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则让清皇室与士大夫阶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变局。诚如李鸿章在奏折中所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始，建立在华夏中心主义基石上的中华文明，历经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衰落过程，直到其皇权、士大夫阶层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为止。历史大变局所带来的灾难与冲击，从发生之际就深深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记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而言，它所带来的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同样明显——它既形成了百余年来难以逆转的殖民文化意识，又成为文化、民族、国家认同及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

两次鸦片战争后，在“历史大变局”的惊悚中，无论是皇室，还是士大夫阶层，皆以发现西方、发现现代的姿态，广采西学，探索富国强兵之路。晚清思想家魏源从“经世致用”的高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高度概括了战后以“采西学”为核心的新思潮。这一口号不仅极大丰富了近代以来的“经世致用”之命题，也为战后国家的政治、文化策略提供了新的方位与路径，可称之为战后思想与文化的总纲领。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1861年清政府始设立“总理衙门”[3]，作为总揽一切“洋务”的总机关，同时开设“采西学、聘西师”的同文馆。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向“天下”意识形态告别，自愿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员，中国迈入“现代”的序幕由此拉开。在实业层面上，对西方船坚炮利之“长技”的切身感受与膜拜，迅速转化为旨在自强图存的“洋务运动”。洋务官员们不但效仿西洋模式兴办了一批以军工产业为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而且建立了堪称强大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另外，洋务派还大举兴办西学馆，“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4]。同时，清政府还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这些重大举措直接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储备了现代化知识人才，事实上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端。

作为中国现代化探索之起始，洋务运动无疑打破了“宁可求全关不开”的夷夏之防与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也意味着中国人开始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变易观取代了冥顽迂腐的形而上学不变论。那些从洋务运动中汲取来的新知识、新观念，“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相袭的成见与信念”[5]。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结果较之于洋务运动本身或许更有价值。这一时期，晚清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汤震、郑观应等人的杰出贡献是，确立了“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洋务之纲领”，将中西文化关系定位为：“中学为其本，西学为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6]作为过渡性的现代思想命题，这一理论主张在近现代文化初兴时期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其后诸多命题与公理的建立，莫不以此为原点。尤为可贵的是，19世纪80年代后，无论是洋务派实践者，还是改良派思想家，皆意识到西学不仅“技”“器”“用”先进，而且其“本”“体”更为强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王韬、郑观应以超越“中体西用”的姿态，提出了一个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新理念：即“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7]，“融合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8]。这一理念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开了其后思想界重识西学之本质的先河。

洋务运动持续了35年，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辟了可贵的探索之路。然而，它最终失败于自己的局限性上：对西方文明的撷取仅仅止于“器物”层面，“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化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9]。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之中”，而“中国大多数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10]。1896年，梁启超为此感叹道：“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11]对西学采用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未能在启蒙层面上普及西学，导致中国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完全失败。这一巨创，不但直接印证了“洋务运动”在价值取向上的缺陷，也彻底宣告了“洋务式”现代化方案的破产。

甲午丧师，始“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血肉与屈辱的代价所换来的，是中华民族在族群意义上的整体性觉醒，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西方文明的汲取由“器物”“技术”的形而下层面，上升至探索体制与精神本源的形而上层面。此后，思想启蒙运动与新学思潮运动大潮迭起，风起云涌，与戊戌变法、晚清新政等改良式的政治现代化尝试互为表里，不仅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而且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精神形态的现代化进程。

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失败，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以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洋务派那里，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文化，这是由其固有的政治主张及“中体西用”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1895年后，一批经过现代文化启蒙的青年士子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较短时间内，他们即以自觉的“兴西学”取向和构筑“新学”体系的姿态，取代了洋务派而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主体。所谓“新学”，主要内容有二：其一，在探索西学“精奥”与“本源”的基础上，超越“中体西用”的框架，将“中学”“西学”关系重新定位为“中西会通”；其二，从国家救亡与富强的角度，发现“民”的主体性价值，由此展开以启迪民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运动。很显然，新一代士子的现代政治与文化探索，具有方位与路径意识，据此不难看出，1895年或许才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真正开始。

其后的动人情景是，战前被动的“采西学”迅速转向战后自觉的“兴西学”运动，一度达到“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12]的社会热度。研习“西学”不再是知识阶层和“洋务派”的专利，而是向下延伸至民间的绅士阶层。与此交相辉映的是，知识精英开始在精神、本源层面上展开对西学的探索。在这方面，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的见解最为深刻。他以为，在西学体系中汽机、兵械、天算、格致等，不过是“形下之粗迹”，而其“精奥”“要义”所在，“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3]这个判断，几乎囊括了西学要义：科学精神、方法论与现代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以认知西学的精奥为基础，维新派的知识精英们以为，“中学”“西学”皆为有体有用、体用完备、不可割裂的思想与文化体系。以此而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有着巨大的缺陷。那么，何以重构“中学”“西学”之关系？维新派给出的方案是“中西会通”。对此，梁启超的构想是，在“中学”“西学”融通为一的基础上，“冥思枯索，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14]。具体一点讲，就是以文人集团天才的冥想为依托，将先秦儒家原典、诸子学说和外国学问（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公理、公法）融通为一，即为“新学”体系，也就是“中西会通”。在新学潮流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以托古改制方式构筑起来的“新三世说”，最令人瞩目。在这个学说中，康有为以重释儒家经典的方法，将民权、君主立宪、变革等西方思想，尽数纳入其中，构成了以“中学”为表象、以“西学”为核心的新文化体系。[15]

在维新派主导的西学启蒙思潮中，对“民”的发现以及“新民”概念的确立，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推进，已由器物、技术层面上升至政治文化主体重建的高度。在西学政教理念、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启蒙主义者发现，“民”才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是国家救亡与富强的根本。如何塑造“新民”，启蒙主义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思潮呈现三个清晰的理路：（1）改造国民性，重塑国民新道德；（2）张扬、保障“民权”；（3）开启民智，建立现代知识体系。

围绕国民性改造问题，梁启超先后撰写《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自由书》《呵旁观者文》等文章，痛陈中国人“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性之缺乏”“自制力之欠阙”，不留情面地剖析了中国人人格中的奴性、旁观等“劣根性”。在国民性判断的基础上，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办报宗旨中提出了“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6]之主张，又在《新民说》中祭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道德革命论”[17]，试图借以重塑国民精神和理想人格。此外，陈天华、谭嗣同、邹容等人也纷纷著书立说，大力挞伐国民“自夸”、以“心机”为尚、“奴隶习性”等劣根性。孙中山则直接将国民思想道德与国家政治相联系，认为“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18]，并提出重塑国民道德的关键在于“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19]。以塑造“新民”而展开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影响深远，其余绪一直延伸至“五四”以后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在启蒙主义者看来，“兴民权”是将“民”提升至国家政治文化核心地位上的根本保障。“人人平等”“人人有自主之权”，才能完成救亡与强国之大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兴民权”即为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原则与纲领。为了准确地阐释“民权”，严复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创造了社会有机体理论。他以为，这个有机体的强与弱，取决于每个社会个体的品质，即每个个体的“力、智、德”水平，而个体品质的高低优劣则由“民”的自由和权利状况所决定。[20]梁启超则将“民权”与“国权”相联系，以为所谓“国权”不过是每个个体“民权”的相加，“民权”强则“国权”强，则国家强盛。[21]由是论之，“兴民权”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

严复为首倡“新民”观之思想者。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推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今日至切要务”的“三民”思想。[22]在严复的社会有机体思路中，“民”能否成为国家救亡与富强的主体，在于他的知识水平与理性自觉，即“智”性的优劣。[23]以“智”为基础，严复所预设的启蒙主义路线为：由“智”而自治，由“自治”到“自由”“自利”，再到“利民”，最终指向国家的统一与富强。应该说，在所有的启蒙主义方案中，严复的设计是最为高超的，其本质在于：“以民族国家的统一富强为基础，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论’中，将自由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关怀整合为一。在这里，个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并非指向个体生命本身，而是指向国家的富强和统一。很显然，在严复的方案中，救亡的民族主义才是自由主义启蒙的动力与归宿。因而，从一开始，中国的启蒙本质上就是救亡的启蒙。严复的融民族主义关怀与自由主义理想、救亡与启蒙为一体的启蒙现代性方案，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救亡启蒙运动，也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取向与演进路径。”[24]

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所奠定的现代文化走向，在戊戌政变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然而，其后不久的1901年，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倒退只会加速帝国的崩溃，无奈之下颁诏变法：“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已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至富强。”[25]晚清“新政”由此开启。在不到三年时间内，维新与保守、变法与守旧、时代大势与历史逆流之关系，戏剧性地翻转过来。所谓晚清“新政”，可谓蕴含了诸多复杂的意义——它既意味着一切阻碍变法的旧秩序、旧势力的行将终结，又标志着晚清新文化建设的全新开始，亦象征着晚清60余年来启蒙主义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