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单一的社会性主题及其之后 中国当代艺术的最近20年（第2页）

同样地，我们对接下来要讨论的寻找中国自身的气质的艺术，也应该放在入世之后带来的全球化的视野中来分析。

“意派”是最近十几年中出现的一个词，由旅美著名艺术批评家高名潞提出。[3]他在概括出西方绘画的核心概念“再现”是以匣子、格子、框子来展开视觉表现的同时，希望以东方的意象生成方法来“颠覆”它。此外，像当代艺术史家吕澎，曾在2011年前后在英国和美国举办《溪山清远：中国新绘画》展览，借宋代画家的名作之名来表示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多的关注。[4]还有前辈批评家陈孝信，通过“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展览提出中国艺术应该进行一种“版本”的转换，就是“从国际版本的中国样式，转换为中国版本的国际样式”，用中国自己创造的“版本”去影响到国际样式，去重新影响世界。[5]自入世以来，中国的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面对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沿用再现式现实手法来反映变革和开放的中国社会，包括借用国际上曾经和正在流行的艺术样式来讲述中国社会变化的故事，正在冒丢失自身文化属性的危险。他们希望通过各自的努力，在国际艺术舞台上重塑中国当代艺术新的气质和形象。

然而，什么才是中国气质、中国精神（这个词一百年中曾长期和最为频繁地使用）和中国形象呢？瑞士著名艺术史家沃尔夫林曾经专门剖析过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形式感上的差异，探究两个民族视觉表达方式的结构秘密，这是否就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艺术特质的一种表述呢？[6]

如果说沃尔夫林在90年前试图在同属欧洲的两个民族国家之间寻找差异是一种学术专研，那么，最近十几年中，中国的艺术理论家对东方中国与西方为主的国际艺术的差异性探索，则更具有一种跨文化的战略视野。

中国艺术界的这种诉求大致使用了“东方性”“中国性”“中国方式”或者“中国意识”等。这些表述就其英文表述来看，基本分为essinIndigenousMode和eseess两种。前者重在中国本土固有的属性和方式，后者重在民族国家背景下的中国意识。与沃尔夫林当年所探讨的同为欧洲地理板块的两个民族在艺术上的差异性存在着质的不同。

关于中国艺术界何以在最近十几年里出现新一轮探求中国本土固有属性和方式的原因，我曾有专文强调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产物，而且因为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各个方面的复杂性，这种探求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几轮起伏，而最新的这一次，似乎比此前的几次都更加接近建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艺术的自身当代形态。[7]因为在新的时代背景即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格局中，艺术理论界开始侧重用essinIndigenousMode而不是用eseess来指代当代中国应有的气质、品格、精神或者形象。出现在这十几年里的不少文章强调东方写意的历史发展与哲学诉求，以此来拉开与西方写实的逻辑必然与观念走向的距离，同时坚信文化上全球本土化的重建与艺术上全球共同性主题的确认应该并行不悖。

这的确是很大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本人对此也做了十几年研究探索和展览策划，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摸索什么是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形态。和高名潞的研究相似的是，本人也认为方法论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不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艺术方法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对某一种方式方法的具体研究，而是对围绕着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和当代性展开的各种方式方法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反思，或者说，它是关于艺术方式方法的哲学。只有从哲学这样的高度来观照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式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什么是当代艺术，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如果有，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在精神品质是什么，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有哪些基本的特征，如此等等。[8]

尽管早在2006年我即使用文化上的“中式意识”来避免落入简单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意识”，但是与上述其他几位艺术理论界和批评家一样，依然在理论和实践双结合的层面上（这是以视觉为载体的艺术作品与以文字为载体的学术研究的根本不同之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否则，这种高屋建瓴的哲学观照和批评诉求终将停留在理论范畴和概念表述上。

五、自然重新进入当代艺术的视野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尽管不同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需要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而且一如既往地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所有融入全球化的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必须面对始自西方、正成为覆盖性趋势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中国这一轮对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和当代性展开的各种方式方法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反思，必须放到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来考量。后现代文化思潮中诸如福柯的“权力话语”、拉康的“镜像理论”、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等等，都是源自对科技文明统制自然生态原则、逻各斯中心主义阐释大千世界的质疑。换句话说，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理性主义的科技文明、逻各斯主义的思维模式与自然生态原则的对立。正是本着属于自然生态原则的“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当代文化获得了破茧重生的广泛视野和再生活力。

这对于新一轮中国艺术的自身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单一的建立在正反反映论模式上的描摹、戏仿、调侃等手段，在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人性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消费社会中的诸种异化现象的同时，无法让自己的艺术创作走出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支配之下的人的制度模式以及与这种制度模式相适应的社会。艺术以人为轴心，以人设定的制度为轴心，以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为轴心，以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为轴心，始终将艺术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其模式就必然会采取最为普遍也最为久远的再现式模式。而人所生存的更大的外部条件和环境——自然，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当成了人及其所形成的社会的附属。如此一来，对艺术的自我气质求证，就成了对艺术所表现的社会属性和社会问题的反映，就迷恋于镜像式的描绘，无论是正面的讴歌，还是怀疑性的质疑。

当我们放眼国际上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当代艺术，就会发现，后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源自关注自然的多样性。比如，博伊斯的“七千棵橡树”种植计划，比如地景艺术（大地艺术），艺术家都遵循着支持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态度，秉持“回归大地”的反都市主义的原则。再比如过程艺术家在作品中融入自然的韵律生机，等等。被后现代主义视为重要思想来源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莱斯就认为，结构主义就是要把人从“自然的统治者”和“意义的唯一合法的制定者”的宝座上拉下来，把人归并到自然之中来重新检视。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超越现代主义，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渊源在于后现代的精神结构融入了追求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自然生态原则，从而使此前长期统摄人们的人与社会的文化形态，演变为人与社会、与自然的自然—社会形态。

沿着后现代文化向我们展现的亲近自然、信奉大自然的崇高与伟大、希求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全新视野，我们对新一轮中国艺术自身的文化建构应该如何推进，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这意味着，当代中国艺术应当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完整的结构中去探索自身的文化特质。而对自然的崇尚，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宝贵遗产，是中华传统艺术独步世界艺术之林的根性所在。现在，是时候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再次回望传统、挖掘传统并且将其转化从而使之贡献于世界、分享于世界了。

六、自然主题在二十年中国艺术中的广泛性

2007年我在香港大会堂策划了“何去何从——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展览图录的专文中，我对2006年“中式意识”的文化表述增添了源自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何从，意味着遵从什么理论和方向。对于未来，我们不敢贸然做理论上的推定，但是可以做一种猜想，即中国当代艺术将更加注重对内在精神品质的追求。后者的存在与实现，应该发生于当代中国艺术整体沙盘的更加纵深和高远的地带。正面地、建设性地预见中国艺术应当传递给观者的内核，将传统文化中合理的诉求用当代视觉语言进行转化，从而服务于理想精神家园那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境界的描绘和建构，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价值诉求。”[9]

哲学的观照需要中外参照，哲学的高度需要对比矫正。借鉴世界上当代哲学思维的新的理路，来仔细审视这40多年中国艺术现代转型和当代变革所采用的各种方式方法，我们的确发现它们无不都是围绕着喧哗热闹的社会性主题和具象写实的再现式手法展开的，有将近30年的时段竟鲜见大自然的身影。主题、对象、语言、方式、方法这几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而深刻的遗漏与缺憾，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新的方式方法。这也正是制约当代中国艺术更高水平发展、影响其自身文化建构的深层次原因。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最近十几二十年来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走出了前30年单一集中的社会性主题及其表达方式，选择更加多样和不断拓展的媒介材料去关注人所组成的社会背后更基础和本质的存在——自然。他们正在缩小与国际上当代艺术家在艺术的根本方向上的差距，即以自然生态的原则作为艺术的最重要对象、以可持续的生态多样性视野来重组艺术的表达方式。今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当代艺术家来说，如何在视觉创作中修复日渐式微的人之自然性，建构起抵御或者说平衡市场价值关系的新的精神关系，是一项重大课题。

对中国的艺术理论工作者来说，中国当代艺术要想找到内在精神品质，必须一方面走出艺术与人与社会与政治的单一性和唯一性关系，另一方面走出艺术与传统的简单重复和循环继承关系。只有这样，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建构才能走出长期的思维惯性和局限性，在全球化和国际性的更大视野中，弄清楚什么是我们传统中对今天的中国和全世界具有贡献和分享价值的内核，而为了有效地“贡献”和“分享”，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合理转化与创新发展。

现在，对内部强大而悠久的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要求，与对外部的国际艺术潮流的共建和分享，在自然生态的原则追求上第一次得到了契合的机遇，因为我们的国家有着崇尚天人合一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来自我们的祖先“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遵循自然之道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从这样的世界观出发，我们的传统艺术带有鲜明的不可替代的自身特质，具有了（用当代的话说）自身的艺术方法论。我们当然无意于夸张地、穿越时空地声称传统中国艺术的“方法论”能够对当今国际上人类共同的艺术方向起到引导作用，因为当代中国艺术界的有识之士十分清楚，简单地重复描绘古代的山水图式，显然无助于符合当下中国人实际的心理需求，遑论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很难想象，没有对世界范围内当代艺术的发展成果的积极吸收和转换，单凭传统艺术对自然的整体性想象和高度拟人化，当代中国艺术会在媒介材料、表现手法、语言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的面貌，会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观众了解和喜爱。

在千百年中被不断按照整一性原则想象和拟人化的自然，与出于反思、纠正和克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集约化造成的弊端进而生发出的追求自然生态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原则，这两方面在当代的交汇，本身就足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也考验着中国艺术理论界的智慧和能力。新的一轮中国艺术的文化建构既是人类各自艺术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自身传统文化方法论的破茧重生，更是人类各民族各国家在各自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共同自然生态的新型文化贡献。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能从前30年中国艺术试图通过社会性主题的表达寻求人的解放这个源自西方的现代启蒙诉求中走出，我们就无法发觉、更无暇顾及国际上早在1962年发端、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风靡的自然生态运动[10]。

如果这样，我们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一种新的观察和认识的眼光，那就是，仅仅4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原有的地理观念和空间意识就被覆盖上了厚厚的钢筋水泥。换句话说，中国人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大国一道，同样面临着环境问题的困扰。我们开始认识到，不是以自然来说明人的存在，而是以人来说明自然和人本身，终将导致环境中的一切要素之存在都是以人之需要和利益为取舍。如果经济利润成为人关心的唯一因素，那么市场势必将人周围的整个外部世界，无论是天然的还是经过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都统统纳入生产对象。这种逻辑的结果是，价值规律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个星球上一切非人的生命如动物、植物和其他的自然物质（水、阳光和大气）都成为人的经济资源而受到市场的支配。它们原本是自然的，是这个星球中合理的一部分，如今却不得不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只存在唯一的经济关系了。

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不仅取决于对社会中人的现实命运的关注，更取决于对处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的全体人类命运的关注。

2021年3月20日—5月6日

[1][美]阿诺德·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刘天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高岭主编：《象与像：视觉艺术的两个维度》，台湾大象艺术空间有限公司2013年版。

[3]高名潞：《意派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吕澎：《溪山清远：中国新绘画》（Removefromstreamsandmouingsfroma），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2011年。

[5]陈孝信主编：《文脉当代·中国版本》，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6]〔瑞士〕沃尔夫林：《意大利和德国的形式感》，张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高岭编：《中式意识——审美营造的当代复兴》，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8]高岭编：《中式意识——审美营造的当代复兴》，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9]高岭：《何去何从——对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与现状的思考》，参见《何去何从——中国当代艺术展》展览图录，香港季丰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在《鉴证——高岭艺术批评文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10][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历时4年出版了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卡逊的著作唤起了人们面对自然的环保意识和生存意识，在卡逊的激励下，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群众性运动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