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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美术大众化转向

陈池瑜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至今已逾百年。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造成极大影响的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影响到哲学、政治、道德、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各个方面，标志着中国的哲学伦理、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及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会议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而北洋政府准备接受这个决定。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政府的妥协态度。到6月3日以后发展为全国各地有工人、城市市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由20世纪初新办白话报纸、杂志，宣传新的思想文化而酝酿发展的，以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出版两期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正式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新青年》创刊后不但发表陈独秀有关批判旧伦理和孔教的文章，以及胡适等人有关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及吕澂等人的美术革命、诗界革命、戏剧革命的文章，还发表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文章，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进入**。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想运动既有差别也有联系。陈独秀、李大钊既是北京五四学生游行示威的发动者、指挥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不同的认识，如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1]，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则赞扬学生爱国运动而反对新文化运动。[2]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正确评价，他发表《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认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3]。他将五四运动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文化界的新运动”。他对新文化运动评价也很高，认为在五四以前，中国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一部分。[4]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e）。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两大旗帜：一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二是反对旧的文学艺术，提倡新的文学艺术。所以毛泽东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看成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郭湛波在1936年所著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对陈独秀进行评价，认为“陈先生在近五十年思想史的贡献，不在西洋新思想的介绍，而在笼罩中国两千余年思想之破坏”[5]，终结了两千多年孔子学说在思想上统治地位。陈独秀从辛亥革命不彻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的教训中，认识到清除封建余毒的影响是重中之重，喊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6]。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美术理论、美术思潮和美术创作及美术进程均产生重大影响，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的“向西方学习”及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对封建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批判，都对美术思潮产生影响。中国现代美术和理论中的新旧之争、国画与西画之争、传统与改良之争以及中西结合的美术创作道路，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而发生的，美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本文就美术的大众化转向这一问题谈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改变中国美术的发展大方向。

一

无论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还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从这场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是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懂得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谋求社会变革。这些都从哲学上政治上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方向。

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文学改良论和对美育的倡导，都包含有大众化的倾向。胡适1916年4月在美国留学时写作的《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主要是要革文言文的命，提倡白话文，而白话文正是被胡适认为是“活的文字”，便于向社会和大众传播新的思想。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要打倒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古典文学，要建立平易的国民文学、新鲜的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7]陈独秀主张的平民文学和通俗的写实的大众文学，这一方向对美术的大众方向有较大启示。在1919年前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竭力提倡美育，著文《以美育代宗教说》，主张向社会和大众进行艺术审美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蔡元培担任首位教育部部长，开始在教育方针中重视美育，援引鲁迅来教育部工作，可能授意或与鲁迅交流美育问题，1913年鲁迅在教育部刊物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要传播美术于社会，使国人接触美术，培养大众的艺术美感，阐发美术的真谛，培养新的美术家。蔡元培提出将学校美育和家庭美育、社会美育结合起来。19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著文《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指出：“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认为在我国实施科学教育的同时，尤要普及美术教育。“我很望致力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8]蔡元培极为重视城市和乡村的美化，重视公共艺术对社会和大众的作用，倡导以“以市乡为立足点”，统一规划街道布置，公共建设、公共雕塑，设艺习所、美术院、博物馆、美术展览、音乐院、影剧院等，其目的都是向大众普及美育和艺术。1917年他任北大校长后，帮助成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聘请李毅士、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人为画法研究会导师，向社会招收艺术学员。蔡元培1924年在法国参加留法美术学生展览，发现林风眠的艺术才干，1925年力荐林风眠担任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秉持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于1927年5月在北京国立艺专组织“北京艺术大会”，展出作品3000余件，有中国画、西画、图案（设计作品）、建筑、雕刻，并有音乐演奏和戏剧表演，其宗旨是“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其口号和陈独秀10年前《文学革命论》中的观点近似，也提出：“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9]显然，林风眠是在通过艺术大会的形式来组织艺术运动，提倡平民大众的艺术，提倡民间的十字街头的艺术，目的是要推进社会艺术化，要使艺术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所鉴赏。蔡元培倡导的社会美育思想，通过林风眠举办的艺术大会和艺术运动，来实现社会艺术化，使艺术从少数贵族所有转移到为平民大众服务。

毛泽东在总结新文化运动的成就时，认为新文化运动除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外，还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指向了大众文艺的方向。陈独秀等人倡导的平民文学、民间文学，以及此后林风眠倡导的社会艺术化，都是主张用民间的大众的艺术来代替贵族文学与艺术，也就是倡导文艺的大众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亦即抗战时期，开始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的作用及艺术大众化问题。毛泽东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出“到群众中去”，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0]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党中央系统而深入地阐述文艺的源泉、文艺的功能、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创作与批评等问题，总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23年文艺创作的经验，核心观点是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将“大众化”归结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艺要为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等占人口90%以上的大众服务，由于工农兵群众很多不识字、文化低，所以毛泽东还提出文艺要向工农大众普及的问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毛泽东有关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进行创作，及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其后的中国文艺创作。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一方面是从革命工作和抗战需要来考虑，既受到列宁关于文学艺术要为千千万万劳动者服务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平民文学和社会艺术化思潮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并在其后不断发展的反对贵族文艺，提倡平民文艺及社会艺术化，艺术大众化的艺术观，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艺的方向，20世纪包括美术在内的中国文学艺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艺术大众化的方向是紧密相连的。

二

我国的古代美术基本由四个方面组成，即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宗教美术和民间美术，在清末民初“四王”画风盛行，因袭守旧势力较大，美术界需要变革。新文化运动产生后，美术变革思潮兴起。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对苏轼、倪瓒直至“四王”的文人写意画传统，进行深刻的批判，认为中国画落后，就是所谓高士逸笔、墨笔粗简、梅兰竹菊、模山范水、陈陈相因所致，认为中国画落后的原因就是文人画及其创作观念。宋元以来，水墨文人画以抒情适意、萧条淡泊、图写逸气为特征，形成写意文人画的传统。这些文人士大夫绘画亦即所谓贵族艺术，当然是士大夫阶层少数人赏玩的艺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从1917年初开始，发表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和戏曲革命的文章，到1919年陈独秀收到在上海美专执教的吕澂有关变革美术现状的来信文稿，即以“美术革命”作为标题，发表吕澂和他的通信。陈独秀在回信中对传统绘画发起猛烈抨击，并说还将进行“医界革命”以批判中医。陈独秀在从哲学思想伦理方面对儒家之说、孔孟之道、封建伦理进行批判的同时，亦对传统文学包括诗歌与戏曲以及国画进行批判，在文学美术领域发起革命，所以美术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陈独秀文学革命、美术革命思想之中，包含着批判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文学和文人士大夫美术的思想，而要建立的就是和贵族文学对立的平民文学、和文人美术对立的大众美术。

在新文化运动和艺术变革思潮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几个概念如“革命”“现实主义”或“新”“旧”等，需要梳理一下。“革命”这个词从新文化运动中开始频繁使用，最初的含义是和社会变革、文学美术变革相连，其后增加其政治含义。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是受到欧洲文明进步的启迪，而对中国现状和前途表示出的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他将中国的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都寄托在“革命”上，将革命视为“开发文明之利器”，他赞扬欧洲革命：“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11]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在政治、宗教、道德、伦理、文学、艺术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所以，从蔡元培和陈独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受到欧洲近代社会进步的影响。汪叔潜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新旧问题》一文说：“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12]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将们，带有明显的西化和批判传统文化的倾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文学艺术发生较大影响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即介绍和提倡欧洲的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方法在中国的提倡和后来流行开来，对中国文艺创作包括美术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帮助推动了艺术向大众化方向发展。

在美术创作方面，法国画家库尔贝1855年打出现实主义绘画的旗号，库尔贝、米勒描绘工人、农民的作品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典范。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巴尔扎克、左拉创作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写实小说，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代表作。进入20世纪后，西方出现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美术创作中，继印象主义之后出现了立体主义、野兽派、抽象主义、未来主义。1919年正是现代主义艺术方兴未艾之时。现代主义提倡反对模拟现实的古典方法，此时在欧洲现实主义与古典写实艺术，被认为是过时了的艺术与方法。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现代主义刚刚兴起，无论是康有为、陈独秀还是徐悲鸿，这些希望变革中国画的代表人物均没有给予关注，反而是将现实主义作为新的方法引进到中国。对于中国大众和艺术家，介绍现实主义也是新的艺术和方法，诚如汪叔潜所论，西洋文化对中国人来讲都是新的。陈独秀并将现实主义之写实方法看成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科学的一部分。这样在欧洲已是“旧的”艺术，在中国则是“新的”方法，这样由于空间之地域不同，新旧问题就出现了“时间差”。

现实主义引进到中国，对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是一件大事。我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有时是指再现下层人民群众生活的一种人文精神和态度，有时是指客观地不加粉饰再现现实的方法，有时也指写实的某种技巧。现实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首次得到提倡。陈独秀在1915年《新青年》第1卷第2号上撰文《今日之教育方针》指出，近代欧洲之时代精神在哲学上表现为唯经验论、唯物论；在宗教上为无神论；在文学美术上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陈独秀所说的现实主义是包括文学美术在内的一种广义的由重理想到重现实的思想方法和哲学精神。他把批判旧艺术、输入洋画的写实主义看成是提倡“赛先生”的科学精神的表现。徐悲鸿1926年从法国留学归国后，写作《美的解剖》一文说：“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静物之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习，德国莱伯尔等，构境之雅。美术品贵精贵工，贵满贵足，写实之功成于是。”[13]1947年他发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仍然强调写实精神，认为艺术家应和科学家一样求真，主张“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提出“以写生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观点。[14]同时他也主张“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15]。毛泽东代表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艺观，将艺术的大众化和现实主义作为两项基本要求。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16]他于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表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17]。1939年5月，他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8]。现实主义成为党指导文艺的方针之一。

毛泽东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界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其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但它是由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等人民大众的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中国也爆发全面抗战。从五四运动到全面抗战，都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毛泽东所说的大众文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虽然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社会有所进步，但是军阀混战，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和武汉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引起第一次国共内战，日本入侵，这都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疾苦。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艺术作品揭露社会黑暗，表现民间疾苦，成为一种必然。所以，我认为，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大众化艺术方向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又是毛泽东代表共产党人对文化与艺术创作的要求，同时还是中国社会的现状对进步文艺家的客观需求，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三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美术的重大成果最显著的是新兴木刻，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新兴木刻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他倡导新兴木刻，在上海举办新兴木刻讲习班，培养青年木刻家，介绍德国进步版画家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及苏联版画，极大推动新兴木刻的发展，被视为新兴木刻家的导师。新兴木刻虽然受到珂勒惠支表现主义技法的影响，但总体上是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进行创作的，注重反映底层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和斗争，其创作思想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鲁迅在1930年写作的《新俄画选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9]木刻的图画，在唐末的佛像、纸牌就开始流行，明清小说绣像、插图得到发展，诚如鲁迅所说，木刻“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20]鲁迅于1935年发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评价近五年来新兴木刻蓬蓬勃勃，换了新装，而不是古代木刻的简单翻版，若干青年木刻家用“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创作出优秀作品，究其原因，“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血脉相通，当然不会被漠视的。所以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辨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21]

新兴木刻家们不负鲁迅所望，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民间疾苦和人民抗战的优秀作品。鲁迅1936年10月8日（逝世前的11天）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参观“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发表讲话，告诫青年画家要多写生，画好素描，要有深厚的阅历和深入的观察，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青年版画家们创造了大量的既有现实生活、人道主义精神或抗战内容，又有强烈的表现力和独特形式的佳作。其中有表现抗战和斗争题材的作品，如胡一川的《到前线去》、张望的《负伤的头》、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王流秋的《为死者复仇》、刘岘的《雁翎队》、宋大可的《出发之前》、李桦的《怒吼吧，中国！》、温涛的《咆哮》、野夫的《五一节》、刘旷的《云梯》、邹雅的《破碉堡》、沃渣的《有力出力》、荒烟的《末一颗子弹》、李少言的《黄河渡伤员》、陆地的《雪地行军》、叶洛的《斗争》、陈铁耕的《殉难者》、武石的《联合国的握手》等。另一些木刻作品表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平民百姓的苦难遭遇，木刻家们为这些人悲哀、呐喊和战斗，代表作有蓝加（陈普之）的《车夫》、黄新波的《卖血后》、王麦秆的《放回来的爸爸》、力群的《饮》《病》、陈烟桥的《拉》、沃渣的《水灾》、江丰的《穷人之家》、李桦的《老渔夫》、李志耕的《悲惨的童年》、周金海的《矿工》、金鹏孙的《小贩》、汪刃锋的《嘉陵纤夫》、王琦的《采石工》、张怀江的《苦力》、邵克萍的《街头》、龙延霸的《孤儿寡妇》等。这些作品以写实或象征手法，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的生活图景，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另一些木刻作品反映解放区的新的生活，如古元的《烧毁地契》、力群的《丰衣足食图》、戚单的《学习文化》、郭钧的《宣传新法接生》、洪波的《参军图》、苏光的《收获》、杨可扬的《撤佃》、牛文的《丈地》等，表现人民大众追求新生活的理想。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后来他受到进步文艺观影响，主张摆脱“艺术至上”观，坚持艺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上海等地的新兴木刻运动及延安解放区的木刻创作和漫画创作，在鲁迅和毛泽东关于艺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表现人民生活的艺术观指导下，取得辉煌的成就。在20年代到40年代，探讨艺术大众化的代表理论文章有艾思奇的《美术工作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冯雪峰的《关于“艺术大众化”》、茅盾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老舍的《谈通俗文艺》。冯雪峰认为，艺术大众化口号的根本任务，一是革命和抗战的需要，二是使艺术向更高阶段飞跃。张仃发表的《街头美术》一文认为，大众美术运动，才真正使美术理论与实践走向街头，面向群众。特别在抗战时期，木刻和漫画在“宣传大众”和抗战中起到突出作用，是艺术大众化的重要成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画、油画得到新的发展。国画是新文化运动中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康有为、徐悲鸿、陈独秀、吕澂等人在1918年和1919年发表的国画改良与美术革命的文章，均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文人画和“王画”，都将欧洲的写实主义古典油画写实方法作为衡量中国画的标准，康有为钦羡西方写实油画的精工细致，力求复兴唐宋工笔和院体画，以此来和西方写实油画较量，盛赞宋代绘画当时是万国第一。陈独秀、徐悲鸿直呼用欧洲现实主义改革中国画，他们提出这些观点已整整100年了，今天应怎样评价呢？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虽然他们用欧洲写实标准来衡量文人画，觉得文人水墨写意画不科学，但是文人画或水墨写意画经唐代王维提倡和宋代苏轼、米芾等人的弘扬，再到元代倪瓒主张逸笔草草，再到明末董其昌南北宗论和崇南贬北倾向，直至清“四王”笔墨语言集大成，水墨画形成强大的传统和创作思维惯性，虽然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要革文人画的命，但是只要进行水墨画特别是山水画创作，面对的就是文人画传统。所以在20年代的北京、广州和上海，黄宾虹、陈师曾、黄般若等人坚持要将国画传统光大发扬，反对用西画写实方法改造中国画。当然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写生方法，对山水画创作也是发生积极的影响。20世纪排在前几位的中国画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均是现代水墨画大师，都是从传统中开创中国画新路，而不是用写实主义方法改造中国画的结果。由此可见，用西方写实主义做标准来否定国画写意传统，特别是水墨山水画、花鸟画，是不大正确的，当然，希望变革中国画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其二，用欧洲写实主义方法改造中国画，在人物画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虽然有陈丹青等人说，用素描方法改革人物画方向错了，还是要用白描的方法来画人物。但客观上来看，借用西画的素描、明暗、光影方法，加强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真实感，增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同时在服装、背景方面仍用水墨写意，保持水墨画书写性特征，这应该可以说为人物画表现现代生活拓宽了道路，这一方法对于传统国画从表现宫廷帝王、贵族仕女、道释人物转换到表现现代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还是起了积极作用。代表成果是蒋兆和表现日军轰炸后的难民生活《流民图》，此画是用西画写实方法改造人物画的高峰之作。此外，由于新文化运动中题材科学和西学及西画的影响，广州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方人定为代表的岭南画派，在山水画中加入现代的“科学”因素如电线杆等，或表现现代社会新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动物及山水、花鸟描绘上借用写实方法，进行中西结合，创造“折中派”。这样一些创作实践，总体方向是使国画从传统的封建文人士大夫中蜕变出来，向现代生活和大众化方向进发。

油画在新艺术运动中，作为洋画或西画之一，并作为新的艺术样式得到提倡。油画是外来画种，虽然由于利玛窦、郎世宁等传教士在明清将油画传入中国，19世纪还有英国钱纳利、法国波赛尔在澳门、广州、香港创作油画并教中国画家画油画，但都是局部行为。油画真正在中国传播，还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兴办新式艺术院校设立西画科以后，包括上海美专、北京美专、武昌艺专、苏州艺专、杭州艺专，以及上海、广州、南京、成都都纷纷创办的美专或艺专，这些新办艺术院校除国画外，大多设有西画专业，培养水彩和油画人才。林风眠、徐悲鸿等人从法国留学回国，在现代美术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创作中用写实方法表现劳动大众的艰辛生活及抗战题材，是油画创作的主流。林风眠在1926年和1929年分别创作《民间》《痛苦》，司徒乔创作《放下你的鞭子》，王悦之创作《弃民图》，唐一禾创作《七七号角》，莫朴创作《清算》等，这些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的油画作品，代表美术家对社会的关注和美术创作的大众方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欧洲正在兴起现代主义思潮，鲁迅、黄忏华、倪贻德、刘海粟、傅雷等人都译介或研究或编辑印象主义以来的论文和画册，上海也兴起过洋画运动。鲁迅在1918年写的随感录中谈到，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虽然新奇，但在中国未必能够理解。倪贻德与庞薰琴1931年在上海发起决澜社，每年办一次画展，到1934年解散。决澜社要创造纯粹的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形式世界，热烈向往野兽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表现主义，欲在中国掀起一场现代主义美术运动。但决澜社由于撇开社会责任，无关民众生活，追捧西方形式主义，没有得到艺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响应，这种现代主义实验在当时是少数艺术家的行为，是有别于为社会为大众的艺术，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演习。从决澜社的短暂性可以反衬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美术的大众化方向，美术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处于主导地位。决澜社对形式的探索精神和创作实践，也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

四

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将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文艺反映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亦即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由延安时期解放区党的文艺思想扩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文艺方针。